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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村民贾承荣告诉我们“车厢新居”的故事:“1963年,我们大寨遭了大水,七天七夜下了650多毫米的雨,平常一年降雨也就是三四百毫米。那时候连山都直往下塌,所以窑洞和梯田90%都毁掉了。我们大寨人就白天修地、晚上修房,重建了大寨的梯田,还修成了城里人住的楼房。”就是这种顽强自救的精神,震动了中国当时的领袖。1964年2月20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刊登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同年,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车厢新居”由陈永贵亲自设计、大队统一修建。它们是上世纪60年代“发扬集体主义精神”和“消灭城乡差别”的典型建筑:一排排青石窑洞依着山势像梯田一样层层升高,窑洞上又建砖瓦房,整个建筑一排“窑”间隔着一排“房”,似楼非楼,冬暖夏凉。每层之间有楼梯相连,出人方便。

直到现在,大寨人几乎还都住在这种“车厢”里。除了车厢新居,大寨没有什么其他建筑,特别是找不到老房子,这在以古建筑着称的山西,真是不可思议。整个大寨就像一个超级集体宿舍。这种“集体化”对大寨人生活方式的影响非常深刻。

我们在大寨没有发现一只家禽,这在中国农村是很难想像的。大寨人告诉我们:这是为了干净。据说最开始大寨的车厢建筑连院墙都没有当时牲畜都由集体养。现在讨以养了,但是鸡蛋、猪肉的市场价格越来越便宜,还不坤到市场买更划算。这样;大寨人就遵循着老习惯远是什么都木养。更:典型的是公共厕所。大寨人没有自家的厕所,都上-[公共厕所。这些公共厕所的设计一看就是为了符合当年农业的要求:在一个厕所下面,一定会设一个积粪池,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专人来加工处理积肥还田,非常科学有效。我们在大寨的村边上,看见一群新建的红砖小楼,有点联体别墅的味道,看上去很现代化,但是在楼群旁边,我们还是看见了一个“配套”的公共厕所。

集体化的生活使大寨人谈不上有什么隐私,传统的影响也微乎其微。村民贾承荣回忆:“从前这大柳树下有个大王庙供着神像,山上还有个老爷庙供着关公,但是解放后就拆了,不仅拆了,连底下那座山都搬了当时不是愚公移山嘛。所以我们这里没有什么宗教,也不祭土地。家谱什么的原来有,还有祠堂,后来连山都移了,这些也就都没了。

大寨没有宗教,宗族观念很淡,也很少有真正的民间活动。在这里,逢年过节就开“联欢会”。村干部李怀莲说:“我们这最热闹的就是正月十五的联欢会,全村的人都会聚集到村委会来。”除了过年,大寨的“节日”概念也和一般农村不一样,这儿的节日是比如“三八妇女节”、“五四青年节”、“五一”、“十一”这一类的。

我们到大寨的时候正好是清明时节,当我们路过大寨小学,看见一个学生正拖着一条黑胶皮管往教室走。我们问这是干么?他说:“要到清明了,我们给陈永贵爷爷做花圈。”

大寨的孩子们从小接受的革命传统教育,这种气氛在车厢建筑的墙壁上也有体现,那里粉刷着我们所见过的最太规模的标语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每一个字都有将近一人来高,真是赫然醒目。最长的一条标语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为实现第五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它的长度将近公里。

郭凤莲几乎出现在大寨所有重要的历史照片里,她从大寨的“铁姑娘队队长”到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到现在大寨村经济发展的总管家。除了上世纪80年代之外,她的命运总是和大寨的兴衰联系在一起。看到大寨宾馆门口停着的那辆奥迪车,服务员告诉我们,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郭凤莲正在上面办公。

来到她的办公室,她正在同时接两个电话,看来是真够忙的。郭凤莲说话不急不慢,思路清晰明快:“我们大寨2001年经济总收入达到9000万元,原来最重要的农业,现在只占不到1%;年人均纯收人3900元,这不仅在昔阳县,在晋中地区也是数一数二的。”

大寨人转向市场经济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大寨煤矿是大寨第一个村办企业。据说早在上世纪50年代,大寨人就有句话“要想富得快,庄稼搅买卖”当时包括陈永贵都曾经出资人股,办起小煤窑,但是因为没有经验而中途失败了。后来到了“以粮为纲”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被当成了靶子,就没人敢再提了。

郭凤莲1992年回到大寨当书记:“那时候难啊,大寨的地理条件制约经济发展。这个地方是太行山的土石山沟,十年九旱。这个自然条件难以改变。所以最大的问题就是:水。还有一个就是大寨是七沟八梁一面坡,这上面怎么建工厂?以前就有过这样的事,有商家希望给大寨投资,但是看看大寨的环境,还是不想投资。”

大寨没有好山好水,但是大寨舍一个别人没有的资产:知名度。“这是毛主席给大寨的一块金牌,可以说是全国其他农民没有的,大寨人吃了这个偏饭。”郭凤莲说,“所以我们就走出大寨的门,联合发展大寨、发展大寨企业。”大寨的企业往往是“合”出来的,郭凤莲说:“比如做核桃露,就得要好水、好核桃a可是我们大寨的水也不行、核桃也不行。那我们就和别人合作,他们有好的产品,但是没有知名度,而我们没有资源,但是有大寨o”大寨这样的联合企业还有醋厂、酒厂等等。

大寨没有地方建厂,所以即使自己的企业也多数是租赁附近村的土地,或者是兼并附近村的企业。所以大寨的企业,大都不在大寨村里。

我们来到昔阳县武家坪村,这里的大寨中策水泥有限公司是大寨投资和年产值最大的一家企业。副总经理李喜胜向我们介绍:“昔阳不盛产什么,除了石头和沙子,所以我们建起了水泥厂。”这里也是大寨人数最多的企业,有230人。可是我们一问,在这里工作的大寨人才13个,大多数人(包括厂长)都是外村来的。

大寨目前一共开办了11个企业,但是大寨村一共才512口人,男女劳力只有310个。所以一般的企业里,职工大概只有十分之一是大寨人。郭凤莲说:“大寨这几年人口一直控制得很好,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是也因此而缺劳力,我们大寨的企业里,目前有700多职工是外村的。”

现在大寨是没有70年代的热闹场面了,不过还是时常有参观队伍来,多数是军队或者学校,有的甚至是“任务”或者“政治课”。比较例外的是一位湖南客人。那是4月4日清明节的前一天,他来到大寨虎头山上。他对我们说:“我是湖南株州地区高联村人,我7岁的时候,陈永贵副总理曾经来到我的家乡,当时我们村子里的人都吃不饱饭。他帮我们村改进了农业生产技术,让我们家乡人吃饱了饭。现在我的生活好了,所以我每年清明都要过来纪念他。”这是他第四年来大寨。

从陈永贵到郭凤莲,大寨似乎是以一种一贯的方式发展到今天:极端的贫瘠、惊人的耐力、整齐的生活、始终如一的集体经济。当年,在理想主义的造神年代,大寨人“战天斗地”的故事被领袖们点拨成一则贫困山区的英雄史诗;而在今天,在同样的缺乏资源的情况下,务实的大寨人又将旧日的神话开发出新的市场价值。

临走的时候郭凤莲对我们说:“现在咱们大寨光景好了,我说大家要吃得好一点,但是老百姓都不,都把钱存起来。比方他们告诉我,昔阳245万人去年存款达到12个亿。山西人,守财啊,没办法。”

(原载《中国国家地理》2002年第6期)

“苏三离了洪洞县”,京剧《玉堂春》里这一句脍炙人口的唱词,极大地提高了山西洪洞的知名度。不仅如此,在河北、河南、安徽、江苏等地,数百年来还一直广泛流传着两句民谚:“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

元朝年间,天灾人祸不断。异族占领者,跑马圈地,杀人如同割草。黄河8次决口,抗元起义30余次。元朝灭亡之后,中原群雄并起,相互攻伐,战乱不休,又有20多年。到朱元璋建立明朝,大半个中国已是人烟稀少,赤地千里。于是明朝决定从山西向外移民。从公元1370年到1416年,朝廷先后8次在洪洞这株着名的汉代大槐树下集中三晋人丁,办理迁移手续。

山西表里山河,相对特殊的地理环031山西北部管涔山风光境,奇迹般地为中国保存了丰富的人口资源。早在春秋时代的史学经典《左传》里,山西这片地域就被形容为“表里山河”。这恐怕是历来人们针对山西独特的地理地貌内外环境所作的概括。

现在的山西版图,像是飘落在地图上的一片南北走向的菱形树叶。它的东部边界,是雄峻的八百里太行山脉,成为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分界线。西边,是自北而南劈开黄土高原的晋陕大峡谷,黄河从内蒙古高原奔注而下,一泄千里。千里峡谷,山西与陕西隔河相望。陕北“信天游”与晋西“爬山调”,伴着黄河的涛声,激扬两岸。山西南端,母亲河转折向东,奔向太阳升起的地方。仿佛依依不舍,黄河抚摸着山西,缓缓地、默默地与这里的山川告别。这片菱形地域的北端则是布满雄关要塞的长城。晋长城、赵长城与秦始皇修筑的“万里长城”,绵延横亘,划分出了农耕山川与大草原的疆界。

自古以来,一统天下的朝廷君主,分封诸侯或者设置郡县,始终都严守着所谓“割裂山河”的原则。出于中央政权的安全考虑,藩镇诸侯管辖的地域,一般都不得独踞天险。比如,许多省份对长江、黄河的跨越。山西,几乎成为惟一的例外。

与中国大多数东西走向的山脉不同,太行山自北而南,雄踞于黄土高原东部,俯瞰华北平原。中生代燕山造山运动形成的八百里太行,处处雄峰险峡。最典型的是位于壶关县境内的太行大峡谷。王莽峡两侧,耸立着赭铁色的绝壁,层层叠叠,不愧“铁壁铜墙”;龙泉峡山岭奔突,奇峰插天,欲与天公试比高;五指峡,苍松翠柏,林涛吼唱,仿佛盘古开天的呐喊。我国许多着名的古老神话,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后羿射日等等无论是古籍记载,还是民间传说,都诞生在太行山里。传说为尧帝长子的封地长子县,境内有一座发鸠山,填海的精卫鸟就栖宿在发鸠山上。而现在的上党盆地,远古时曾是一片湖泽,被称为“东海”,平定县古贝乡东浮山顶,建有蜗皇庙,还保存着据说是女娲补天时炼石的遗灶;寓言故事愚公移山里,那位执着的老人率领子孙要移走太行、王屋二山,而王屋山就在阳城县境内。神话传说,曲折传递着华夏民族的先祖们生命的伟力与创造的天才;巍巍太行,因此也被赋予人格化的亘古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