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情节在这里戛然而止。显然，旅馆并不是腓特力的最后归宿。他重又处在十字路口。如今他要往何处去？他只知道一点，即他跟战争永别了，可是其余的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他冒雨徘徊在漆黑的夜中，回顾过去感到是一场噩梦；展望未来看到的是满天阴霾。他成了一个失去过去，没有现在，看不到未来的人。这样便产生了“迷惘的一代”。他们是被帝国主义战争损害了的，他们的精神悲剧是帝国主义战争造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永别了，武器》是对毁掉了一代人的帝国主义战争的控诉。
亨利·腓特力是怀着沙文主义狂热参加帝国主义大战的。一个熟悉他的意大利教士对他说：“你是外国人，是个爱国志士。”“爱国志士”这个词儿，在这里是“民族主义者”的同义词。腓特力在负伤前，在掩蔽壕里同司机们谈起战争，说：“倘若我们停住不打，一定更糟糕。”“战败就更糟糕”，“敌人会来追捕你。占领你的家，奸污你的姊妹”。“人家会吊死你，人家会捉住你，叫你再去当兵”。他并且反驳主张停战的司机说：“你们大概是不晓得被征服的痛苦，所以以为（战败）不打紧。”
其实这些话都是自欺欺人的。腓特力在战场上的耳闻目睹和亲身遭遇，为他撕下了战争的玫瑰色帷幕。他发现他原来所追求的理想都是虚幻的。战争中的厮杀不仅同正义、公理风马牛不相及，而且极其残酷和毫无意义。所谓“神圣、光荣、牺牲”一类的字眼儿，都是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欺骗宣传。
亨利·腓特力伤愈重返前线，跟自称为“爱国者”的意大利军官金诺就战争问题发生意见分歧。他听着金诺那番所谓保卫神圣的土地的慷慨陈辞，一声不响。“我每逢听见人家提起神圣、光荣、牺牲和徒劳这些字眼，总觉得不好意思。这些字眼，我们早听过，有时还是站在雨中听，站在听觉达不到的地方听，只听到一些大声喊叫出来的字眼；况且，我们也读过这些字眼，从贴在层层旧布告上的新布告上读过。但是现在，我观察了好久，可没有看到什么神圣的，所谓光荣的事物，并没有什么光荣；所谓牺牲，那就像芝加哥的屠宰场，只不过这里屠宰的肉不是装进罐头，而是掩埋掉罢了”。
原来披着神圣外衣的战争，不过是一场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赌注的赌博。普通士兵是这种赌博的牺牲品，为少数食利者充当炮灰。这些食利者以别人的生命为代价来达到个人升官发财的目的。腓特力在米兰歌剧院旁遇到几位熟人，其中有一个来自旧金山的意大利人，名叫爱多亚·摩里蒂，现在在意大利军队中服务。他认为自己应该得到两枚铜质奖章和三枚银质奖章，并且因为只得到一枚而愤愤不平。他发誓：“战争结束以前，我要当上上校。”
现在他是中尉，很快就要提升为上尉。这个功名利禄之徒，是个“道地的英雄，人人见了他都讨厌”。凯瑟琳对这个人也“每每忍受不住”。腓特力更是看透了这种人。
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不仅通过腓特力这一形象表达了自己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憎恨，而且直接表现了广大群众的厌战和反战情绪以及社会主义者的反战立场。
在卡波雷托大撒退途中，腓特力听到士兵们不断高呼：“打倒军官！”
“和平万岁！”“回家去！”皮安尼告诉腓特力说，士兵们已经打死了一些军官，并且丢掉了来福枪。一个军官见到许多士兵，问他们：“你们是哪个旅的？”有人喊道：“和平旅！”这个军官一声不响。腓特力指挥的汽车救护队的司机们，也都是反战的。他们告诉腓特力，有一次，士兵们不肯进攻，结果每十个人中枪决一人。一个司机认为：“如果人人不进攻，战争就结束了。”另一个司机说：“人人都憎恨这战争。”“一个国家里有个统治阶级，愚蠢，什么都不懂，并且永远不会懂得。战争就是这样打起来的”。“而且他们还借此发财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克思主义者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在对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态度问题上发生了原则的分歧。以列宁为首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战争，无情地揭露了第二国际社会沙文主义的反动实质。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没有把第二国际的社会沙文主义强加给社会主义者，而强调了信仰社会主义的司机们的反战立场。在这一点上作家是正确的。
但是海明威只看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反战的立场，而没有看到他们的反战途径，甚至也可以说，他否定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反战途径。因此他在小说中对社会主义者的战争观的描写是肤浅的，片面的。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不一般地反对战争，而是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同社会革命联系起来，主张用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不仅提出“使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的口号，而且也提出“变现代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俄国工人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把反战斗争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结合起来，发动沙俄军队中广大士兵群众掉转枪口对准沙皇政府。一九一七年十月，“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大炮轰向冬宫，摧毁了克伦斯基政府。十月革命胜利了，用革命战争消灭了反革命的帝国主义战争。
海明威根本不了解社会主义者。小说主人公腓特力中尉在行军途中问一个社会主义者：“你们是怎么相信了社会主义的？”这些社会主义者回答道：
“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人人都是社会主义者。我们一向都是社会主义者。”
这些回答等于什么也没说。其实哪有什么天生的社会主义者呢？怎么能够人人都是社会主义者呢？书中一个社会主义者对腓特力说：“你来吧，中尉。
我们也叫你相信社会主义。”其实腓特力是根本不可能相信社会主义的。
海明威只看到帝国主义战争的残酷和野蛮，而没有看到战争可以引起革命；他只知道帝国主义战争毁灭了许多人，而不知道战争也锻炼了许多人，使他们走上了革命。早在一九一六年，法国作家亨利·巴比塞出版了一本叫作《火线》的长篇小说。他在这部作品中把揭露帝国主义战争同号召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结合起来，表现了广大士兵在帝国主义战争中的革命觉醒。列宁对《火线》一书作了很高的评价。
海明威在写作《永别了，武器》时是知道巴比塞的《火线》的。腓特力开了小差之后，在巴罗美岛大旅馆里同九十四岁的老外交官葛雷非伯爵打弹子。葛雷非建议他读点书，并且向他推荐了巴比塞的《火线》。可是腓特力对此毫无反响。腓特力在瑞士度过一个冬天，这时恰好爆发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但小说在写到主人公一九一七年冬的生活时，对十月革命只字未提。
这一切都说明，海明威不可能把自己的主人公从反战的立场进一步引上革命的道路。实际上，海明威不仅不能接受革命，甚至反对任何有组织的群众运动。腓特力负伤后住在野战医院里，一位熟悉他的意大利教士来看他。他们谈到战争，腓特力问他：“那些被迫作战的人有没有法子制止战争呢？”教士答道：“他们本没有组织，没有法子制止战争；一旦有了组织，却又给领袖出卖了。”因此在他看来，制止战争的希望是不存在的。
既然不存在消灭和制止战争的可能性，那么腓特力为什么要“单独媾和”
呢？他退出战争的目的何在？原来他没有任何目的。他对这些问题甚至连想都没想过。他在逃出宪兵的枪口之后对自己说：“我生来不会多思想。我只会吃。我的上帝啊，我只会吃。吃，喝，同凯瑟琳睡觉。”
腓特力退出战争，跟他在被宪兵抓去后跳河而逃是一样的，都是出于一种求生的本能。雷那蒂对腓特力说：“这战争可把我折磨死了，我给它弄得郁郁不乐。”“难道我连人的冲动都不应当有吗？”腓特力实际上也是如此，他从前奉为神圣的生活理想破灭了，又没有建立起任何新的生活理想，只好完全凭着本能行事。醇酒和美女成了他生活的唯一内容。酒精可以麻醉他的神经，使他暂时忘却周围残酷的现实。雷那蒂对腓特力说：“这战争太可怕了。来吧！我们俩都喝个醉，醉个痛快。那时候我们烂醉如泥，那时候人就好过了。”这反映了他俩共同的精神状态。
爱情，是腓特力的精神避难所。战争摧毁了他的玫瑰色幻想，搅乱了他内心的平静；他需要找到精神的寄托，求得精神的平衡。于是他便牢牢地抓住爱情的欢乐来填补心灵的空虚，陶醉在爱情的幸福中，借以忘却周围的疯狂厮杀。凯瑟琳对腓特力说：“我们不该争吵。因为你我只有两人，与我们作对的是整个世界上的人。你我一发生隔膜，我们一完蛋，他们就征服我们了。”这也就是爱情对他们的意义。腓特力“单独媾和”后，爱情成了他生活惟一的内容，凯瑟琳成了他联系生活的惟一纽带；凯瑟琳突然死亡，使这个纽带断了，使他在精神上彻底毁灭。
酗酒也好，爱情也好，都是个人主义的逃避现实斗争。腓特力躲进这种个人的小天地里，离群索居，始终摆脱不了孤独的痛苦。即使他跟凯瑟琳在一起，陶醉于爱情的欢乐，也摆脱不掉那种与世人格格不入的孤独之感。至于离开凯瑟琳，那他就茫然若失了。
逃避现实的个人主义人生哲学，必定破产。亨利·腓特力和凯瑟琳的爱情的毁灭是必然的。但是海明威在写作《永别了，武器》时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这一点。腓特力的悲剧结局是由凯瑟琳之死直接引起的。而凯瑟琳之死在小说情节的发展中没有逻辑的必然性，不意味着作者对主人公的个人主义的批判。相反，这是海明威的历史悲观主义的表露。他憎恨战争、反对战争，但在战争面前又感到束手无策，因而对人类的发展前途丧失信心。在他看来，战争是不可抗拒的，“世界的末日”到了，不论好人还是坏人，都一律逃脱不了死亡的命运。“世界杀害最善良的人，最温和的人，最勇敢的人，不偏不倚，一徘看待。倘若你不是上边这三类人，你迟早当然也得一死，不过世界也不特别着急要你的命！”这种悲观绝望的态度，是海明威世界观中最消极的一面。
《钟为谁而鸣》
长篇小说《钟为谁而鸣》在海明威的创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是作家参加西班牙内战的重要收获之一。这部作品描写了主人公为炸毁一座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铁桥，在敌后一小股游击队里三天三夜的活动，反映了西班牙人民和国际纵队战士进行的反法西斯斗争的一个侧面，歌颂了反法西斯战士的英勇献身精神。但是小说写于西班牙内战失败之后。作家对这场斗争的失败感到无比悲痛，他那悲观沉重的心情使小说笼罩着一层阴暗的色调。
一九三七年五月，西班牙内战进入关键时刻。共和国政府军总部决定向法西斯叛军发起反攻，一举收复马德里西北的塞哥维亚。为了胜利地完成这一作战计划，阻止敌人的援军，必须炸毁位于塞哥维亚和瓜达拉哈拉之间的一座铁桥。来自苏联的高尔兹将军负责指挥这次反攻。他把爆破手--美国的志愿人员罗伯特·乔顿找来，向他布置了炸桥任务，对他说：“单将这座桥炸毁根本不算什么，那简直是失败。你的使命是在指定的我军进攻时间内将桥炸毁。如何按时进行，你当权宜处之。”“如果我们能按时将桥炸毁，我军就一定胜利，塞哥维亚指日可下。”
罗伯特·乔顿原是美国蒙大拿州米苏拉市大学西班牙语助教，以前曾到过西班牙，研究语言和考察风土民情。一九三六年夏，佛朗哥发动反革命叛乱，阴谋推翻共和国政府。罗伯特·乔顿立即来到西班牙，投身到保卫共和国的斗争。如今，他同西班牙人民并肩战斗已经一年。这一年里，他不断出现在敌后，同苏联的志愿人员卡什金一起多次完成炸桥、炸毁敌人军车的任务。但是卡什金于四月份牺牲了，罗伯特·乔顿这一次只好单独去执行这项炸桥的任务。他离开高尔兹将军以后，立即以老游击队员安赛尔莫为向导，背着两箱炸药，越过战线，来到距铁桥不远的一只游击小队的驻地。
这座铁桥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因此敌人非常重视，总是戒备森严。桥下的磨坊和原筑路工人住的房子分别驻扎着守桥敌军。铁桥的两端各有岗楼，由两名哨兵把守。因此，没有游击队的大力协助，单凭乔顿一个人，别说炸桥，就是走到桥跟前去也十分困难。
游击队队长巴勃洛是位赫赫有名的人物，是乔顿早就听说过的。但是他一见到乔顿，听说他要炸桥，使表现出很不高兴的样子，直截了当地说出了自己的担心：“如果你们闹出事来，我们就不能在此地安居了。”巴勃洛从前屡遭敌人追缉，从不畏惧。然而现在不同了，他已有了五匹很出色的马。
“这几匹马使他成了有产阶级的人。一旦有了资产，他就要享受人生的物质快乐”。他明确地向乔顿表示：“我不干，我已经受不了这种被追缉的生活了。现在我们住在这里还好，如果你们将那座桥炸毁，我们又要被他们追缉了。一旦他们知道我们躲在这山里，他们会派飞机来赶我们走。他们还可以派莫尔人的军队来攻击我们。我们不得不走，我受不了！知道吗？我受不了！”
“离开这座山，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
老游击队员安赛尔莫见队长成了懦夫，实在无法忍受，斥责他道：“你简直不是人！你胆敢不顾国家民族而妄自尊大。你有何面目见你亡父于九泉之下？快将地上的东西背起来！”巴勃洛不得不有所收敛，背起炸药，领着乔顿往营房走去。
游击队的营房设在一座山洞里，洞口坐着一个吉卜赛人，正在做捕野兔的器具。罗伯特取出一包俄国香烟，在场的人各取了一只，抽了起来。不一会儿，到了开饭的时间。一个女郎端着一大盘子肉从山洞里走了出来。罗伯特的目光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只见她生着一双黄褐色的眼睛，颧骨略略突起，鼻子线条分明，丰满的嘴唇微微张开，露出洁白如玉的牙齿，额上覆盖着短得出奇的黄褐色的头发。罗伯特暗自想到，她真美，如果头发不是剪得这样短，就会更美。这个姑娘名叫玛丽娅。三个月以前，游击队配合俄国人卡什金去爆炸敌人的一列军车。玛丽娅就是游击队那时从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她当时被法西斯暴徒给糟蹋得不成人样。来到游击队以后，身体逐渐恢复，人也越来越美了。她现在在游击队里协助巴勃洛的老婆庇拉担任炊事工作。
吉卜赛人告诉罗伯特，巴勃洛的老婆是玛丽娅的保护人，她长得丑陋，但十分勇敢，比巴勃洛勇敢百倍。巴勃洛起初也很勇敢，可是现在有资产了，越来越怕死了，像一个老年的斗牛名手，希望退出战斗，享受他的余生。这只小游击队共有九个人，除了上面提到的几个人外，还有安得烈兄弟、奥古斯丁和法南度。
吃过饭后，庇拉从山洞里走出来。她有五十岁左右，身材和巴勃洛不相上下，高和横没有多大差别。棕色的脸好像一尊青铜塑像，头上卷曲的黑发挽成一个大大的发结垂在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