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慈从童年起，既没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也没有得到过高等学府的正规教育，完全是个自学成器的天才。他只是在扫盲教育中启发了对知识的爱好，在遨游书海中发现了古典寓言和传统的美，在斯宾塞和莎士比亚那里窥见和学到了诗歌的魅力，从朋友海登以及其他画家那儿发掘了造型艺术的美感。可以说，他是凭自己的直觉、自己的想象，在他的周围筑起了一个他所企求和信赖的美的世界。
济慈只活了二十五年，真正从事创作的时间只有五年左右。在那五年里，他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写诗上，来不及对美学这一复杂而玄妙的学问进行系统的研究，写出有关美学的专著。但他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在与别人的书信交往中，自觉不自觉地对什么是美，怎样才能获得美进行了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颇有思想深度的独特见解。这也是济慈留给后人的一份精神遗产。
一
首先，什么是美？济慈明白无误地指出：
“美即是真。”什么是真呢？济慈说：想象所见的美即是真。他在写给出版商柏莱的信中这么说：“我只确信，心灵的爱好是神圣的，想象是真实的--想象所见的美也是真实的--不论它以前是否存在--因为我认为我们的一切激情与爱情一样，在它们崇高的境界里，都能创造出本质的美”。
济慈在他的诗作《希腊古瓮颂》里阐明了他的“真、美”学说。面对眼前一只雕花古瓮，诗人浮想联翩，用心灵的眼睛觅见了许多美的事物，美的形象：少男少女们纯洁火热的爱情；吹笛人悠扬隽永的笛声；山民们专心不二的虔诚，肃穆静谧的祭祀，济慈认为，现实生活中存在的这类事物就是美的，而美的东西又必定是真实的，即所谓“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但是，济慈又认为，用直观是很难在生活中找到这种美的，只有靠想象的力量，只有从心灵出发，在心灵的旅程中观照这种美。想象力是认识美、获得美的原动力。
在他看来，文学家之所以为文学家，莎士比亚之所以成为文学巨匠，就因为他们具有超人的想象力。正是这种想象力，使他们进入任何一个假设的事物或境地，去表现丰富多采、包罗万象的生活。
要做到这一点，济慈认为诗人应该是无自我的。在他看来，“诗不是什么自我--它没有自我--它是一切，又什么都不是--它没有性格--它喜爱阳光，也喜爱阴暗；它兴致勃勃地生活着，不管美与丑，高贵与低微，富有与贫困，卑劣或崇高。”这就要求诗人在观照美和表现美的过程中，摆脱自我意识的束缚，不设立任何人为的障碍。只有这样，才能更广泛地感受自然，想象也就能够更加活跃。所以他说：“诗人是世界上最没诗意的东西，他没有自我--他不断地充填别的事物并赋予其活力。”
同时，诗人还须具备一种特殊的才能--“消极的才能”。这种才能要求诗人“能安于不确实的、神秘的、令人置疑的境地，而不急于追究事实和理由”。
济慈在这儿强调的，实际上是一种对客观事物被动的，或者说天然的接受能力。在他看来，推究事物的规律和哲理，往往会影响想象的驰骋，钻到牛角尖上去。而只有与事物保持不远不近，若即若离的位置，才能有助于展开想象的翅膀，遨游在美的世界里。
二
除了想象，济慈认为美感也是至关重要的。“对于一个伟大的诗人来说，美感足以压倒一切考虑，或者说，取消所有的考虑。”
我们知道，美感是审美过程中对客观存在的美的对象的主观反映，是人们审美过程中的心理感受。济慈认为，这种感受主宰着审美和表现美的全过程，而这种感受的深浅与否，又主要取决于诗人的涵养。这中间，情感教育是个关键。在他看来，情感教育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影响，对人的美感起着极大的影响作用。事实上，济慈本人的创作生涯就是文学上情感教育的最杰出的典范。
这里，文化修养也十分重要。济慈学过医，他起先对此毫无兴趣，但后来便意识到，作为一门知识，医学与诗作并不是完全格格不入的。“要是让我再来研究医学或药学的话，我以为并不影响我写诗。每门知识都是优异的，都在向一个伟大的整体汇拢。”济慈的这种思想到了后期更为突出。
他说：“有人以为我已失去了那曾一度役属于我的诗作的火一般的热情--事实上我也许还未失去。不过，我倒更愿意用它来换取周全的考虑与不显露的潜力。”他认为，有还是没有知识关系甚大。有知识的人宛如“肩上长着翅膀，可以在万丈深崖中随心所欲地飞翔”，而没有知识的人，只能“心惊肉跳地在那儿沉浮”，在想象的天地里，毫无自由可言。
此外，济慈还认为，诗人在审美过程中，不能只满足于自身的感受，任何这种感受只有在经过有审辨能力的大脑过滤后，才能产生丰富而别致的想象，找到形象而贴切的语言，才能更完整地表现美。这种观点，可以看作是济慈美感的一种补充。
三
许多年来，济慈的美学思想在文学评论界争议很大。不少评论家把他说成是唯美主义的先导。那么，济慈的美学思想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与唯美主义相通呢？
十九世纪末开始流行于欧洲的唯美主义思潮，是受十八世纪康德的美学影响而形成的。它强调超然于生活之上的所谓纯粹的美，鼓吹“为艺术而艺术”。其代表人物，英国作家王尔德（1854-1900）指出，不是艺术反映生活，而是生活模仿艺术。现实是丑的，只有“美”才有永恒的价值。
济慈也认为现实世界是丑的，只有想象所见的才是美。他的一生都在艺术的天地里追求这种美。但是，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所追求的、所歌颂的，都是具体的、真实的美，他不是在创造美，而只是从瞬息万变的现实世界中捕捉其优美的一面，从而使之集中突出罢了。所以说，他所表现的，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纯美”。
济慈所以要表现这种美，所以要重视艺术，视艺术为“沙漠中的绿洲”，不是为了艺术本身，而旨在树立一个理想的模式，去反衬出现实世界的丑恶，以达到抗议贵族资产阶级社会的目的，而不是让生活去模仿它。这同唯美主义的艺术观是迥然有异的。
其实，追求和表现这种想象的美，并不是济慈美学观的全部内容。他从一开始起，就对社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咏和平》、《作于李·汉特先生出狱之日》、《愤于世人的迷信而作》、《伊莎贝拉》等诗作，都表明了诗人强烈的社会意识。早在一八一八年他写《睡与诗》时，他就认识到，不了解社会的疾苦，就无法达到诗的最高境界。他写道：
我必须舍弃乐趣去寻找
最崇高的生活，从而看到
人心的痛苦和冲突；
在长诗《许佩里恩》里，他已开始模仿弥尔顿的笔调，来表现重大的社会题材。可惜的是，诗人来不及完成自己的计划，匆匆辞世了。
即使是在表现想象中的美或自然美时，济慈也不是一味地追求形式美，也注意到了事物的内涵。他对自己因写诗而时常处于一种消极的情性状态十分烦恼，曾不无遗憾地说：“我希望自己是个哲学家，没想到却成了描写羔羊的诗人。”当然，这倒不是说他不想写诗了，而是说明他对事物有一种理性的认识，想用大脑严谨的思维来提练自己的感觉，把握事物的内在规律。
在他的几首颂诗里，他形象地表现了艺术家与社会，与时代，与永恒之间的矛盾冲突，暗示出这种冲突是由自然的客观规律决定的。
不难看出，济慈的美学思想虽然存在着过份强调想象力的作用，以及企图逃避现实的倾向，但决不能与唯美主义同日而语。《英国文学的光荣传统》
的作者安娜特说得好：“济慈从不属于‘为艺术而艺术’的流派，尽管那一派声嘶力竭地断言他是他们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