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之家》以拉夫列茨基和丽莎的爱情悲剧为中心线索。拉夫列茨基和罗亭一样，是进步的贵族知识分子。但他同罗亭不尽相同，他渴望接近人民，要用自己的工作来改善农村贫困的现状，努力寻求新的生活道路。当他与放荡不轨的妻子决裂后，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结识了聪敏、善良的少女丽莎。他们互相爱慕，拉夫列茨基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心灵，深深地吸引了丽莎。丽莎也堪称拉夫列茨基的同志，她的心也是向着俄罗斯人民的。每回当她母亲领地的庄头到城里来的时候，她总要和他全无矫饰地谈上几个钟头的话，完全像对待平等的人似的，绝没有领主的矜持。这正是他们之间爱情发展的基础。丽莎的青春的爱情火焰，点燃了拉夫列茨基对生活的欲望，坚定了他对新的生活的探求。后来，当他得知妻子的死讯时，便决心同和他相爱的丽莎结合。然而，正当拉夫列茨基陶醉在这无边的幸福中的时候，他那堕落的妻子却像幽灵似的回来了，原来她并没有死。生活就是这样无情地摧毁了拉夫列茨基美好的幻想。面对这严酷的现实，是选择他与丽莎结合的幸福，还是选择对妻子儿女的义务呢？他进退维谷，终因不能与传统观念决裂，不得不屈服于命运的安排。丽莎因此进了修道院，为了向上帝赎罪而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和幸福。
八年过去了，拉夫列茨基又来拜访丽莎曾经住过的那个“贵族之家”，看到老年人早已进了坟墓，他自己年纪也大了。一切理想、希望都已破灭，只有回忆是他唯一的乐趣。无论什么也激不起他的热情，他只是平静地等待着生命的完结。屠格涅夫带着深沉的惋惜，描写了拉夫列茨基孤独的命运和无所作为的一生。在小说结尾，作者借拉夫列茨基之口悲痛而绝望地喊出了：
“毁掉吧，无用的生命！”它表明贵族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已消失殆尽，不能不被历史所淘汰。
在作品里，屠格涅夫满怀深情地把希望寄托于新的一代。他通过拉夫列茨基传达了时代的呼声：“生长吧，年轻的生命们，未来是属于你们的！”
这年轻的生命在《贵族之家》中就是指平民知识分子、拉夫列茨基的大学同学米哈莱维奇。这个形象表明贵族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过去，比他们更优秀的人物已经出现了。
《贵族之家》实际上是给正在崩溃的贵族阶级唱了一曲挽歌。屠格涅夫以饱蘸感情的笔触，描绘出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优美而富有感情的大自然。文字清新隽秀，整个作品洋溢着浓郁感人的抒情气氛，给人以美的享受，产生了沁人心脾的艺术魅力。
一八五九年八月，他回到故乡斯巴斯基，一鼓作气写成了长篇小说《前夜》。
《前夜》以卡拉捷耶夫的笔记本的故事为基础，塑造了一对平民知识分子：英沙洛夫和叶琳娜。他们为了祖国解放的崇高事业而坚定不移地投身到艰苦的实际运动中去。这与只有高尚的空谈，而无实际行动的罗亭们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实践精神，正是当时俄国社会所普遍缺乏的。屠格涅夫总是用自己的著作，敏锐地反映俄国社会的一切重大问题；不断以新的艺术形象来刷新俄国文学史。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前夜》脱稿，屠格涅夫立刻回到彼得堡。他一连好几个晚上，给朋友们朗诵这部作品。小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屠格涅夫的每部作品几乎都是这样。许多人不喜欢这部小说，但涅克拉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以及和他们一起的青年大学生，都盛赞这部小说。杜勃罗留波夫为欢迎《前夜》的公开出版，预先专门写了长篇论文：《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
真正的白天何时到来？
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上，屠格涅夫与杜勃罗留波夫之间有着严重的分歧。杜勃罗留波夫特别称赞叶琳娜这个俄罗斯姑娘的形象，他预言当时社会需要的“俄国的英沙洛夫”即将出现，俄国社会即将出现大的变革。他满怀信心地说：“前夜是跟随之而来的白天相距不远的，隔开它们的只不过是一夜！”
屠格涅夫在这篇文章发表前就看到了它。他虽然承认杜勃罗留波夫有着真挚而高尚的心灵，也模模糊糊感到他说的有道理，却不大信任这个才离课堂不久的青年的眼力，固执地不同意他对自己小说的解释：难道《前夜》中竟说俄国处在革命的前夜？难道它在号召革命？屠格涅夫激愤地要求涅克拉索夫，不要在《现代人》上刊登这篇论文。涅克拉索夫多方设法和解他们之间的矛盾，但屠格涅夫却尖锐地提出：“任你选择吧，或者是我，或者是杜勃罗留波夫！”
涅克拉索夫感到为难，但是他认为杜勃罗留波夫道出的真理，比与屠格涅夫的友谊更珍贵，于是他决定将这篇文章发表在一八六零年第三号《现代人》杂志上。屠格涅夫一气之下，与涅克拉索夫决裂了，并退出《现代人》
杂志社，将小说转到《俄罗斯导报》上发表。
别林斯基的朋友，从小就仇恨农奴制度的屠格涅夫，也为自己脱离《现代人》而十分难过。他和涅克拉索夫他们一样，渴望祖国人民从农奴制的重压下解放出来。但作为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在通过什么道路去解放人民这个问题上迷惘了。他希望用调和、缓慢的改革来实现这个目的。在思想深处，他甚至害怕农民革命，也不相信农民革命会成功，自然不会同意涅克拉索夫、杜勃罗留波夫、车尔尼雪夫斯基他们的那些革命主张。这正是屠格涅夫世界观的矛盾的反映。这些矛盾，在他的作品中早已流露出来，而在《前夜》中，暴露得更加明显，以致严重地影响到他后期的文学创作。
在与涅克拉索夫失和的日子，屠格涅夫并没有停止写作。他在写成自传式的中篇小说《初恋》之后，接着就以当时的自由主义贵族与革命民主主义者之间的斗争为背景，完成了另一部杰作《父与子》。虽然他在组织上已与革命民主主义者脱离关系，但他仍以平民知识分子巴扎洛夫为作品的主人公，真实地反映了平民知识分子与贵族地主阶级之间的深刻矛盾，表现了平民知识分子对贵族阶级的胜利。这显然是别林斯基和《现代人》的积极影响，还在顽强地起着作用。
《父与子》的发表，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响，舆论界的风风雨雨，使屠格涅夫陷于彷徨之中。与《现代人》的分手，使他失去了坚强的精神支柱。他感到有些疲倦了，于是又决定出国。从这时起，一直到逝世为止，他主要生活在国外，每年只回俄国过很短一段时间。在国外，他始终和波里娜一家住在一起。
波里娜是法国著名女歌唱家。早在四十年代，她就到彼得堡旅行演出过，与屠格涅夫相识。此后，屠格涅夫深深地保持对她的爱慕，崇拜她惊人的天才。尽管母亲在世时，曾多次催促，屠格涅夫却终身没有结婚；他几乎始终跟随着波里娜。她是屠格涅夫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和评论者。他每写一部作品总要念给她听，征求她的意见。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年中，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他在与法国作家都德、左拉、福洛贝尔等的交往中，为两国的文化交流，做了大量的工作。在这些年里，他还写成两部长篇小说：《烟》和《处女地》。
一八六七年完成的《烟》，鲜明地表现了屠格涅夫后期创作的危机。在作品中，屠格涅夫一方面以辛辣的讽刺手法，深刻地揭露了贵族阶级在政治上的反动，批判了贵族的道德堕落和精神空虚。但另一方面又否定了以政治侨民谷柏廖夫为首的民主主义者的社会活动，把他们的改革活动比做一团烟一样，实际是否定了在俄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屠格涅夫既看不到革命的力量，也看不到革命的前途，因而在小说中充满了悲观主义的情绪。
《处女地》是屠格涅夫最后的一部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是经过七年的构思和写作，在一八七六年完成的。
七十年代，是俄国解放运动中民粹主义运动时期。民粹主义者认为：俄国通过农村公社可以走向社会主义，认为俄国主要的革命力量是进步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农民阶级。为了发动农民参加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进步青年要到农村去宣传社会主义。这就是一八七四到一八七六年间发生的“到民间去”
的运动。但由于民粹主义者脱离人民，最后以失败告终。民粹派“到民间去”
运动及其彻底失败，是十九世纪下半期俄国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屠格涅夫在《处女地》中反映了这个事件。这是他反映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生活和斗争的又一部艺术编年史。
《处女地》真实地揭示了俄国贵族反动势力和革命的民粹派两个敌对阵营的冲突。小说开始，作者就描写了民粹派运动是俄国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
农奴改革的不彻底，广大人民依然挣扎在死亡线上，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在警察的压迫下呻吟，反动阶级则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这贫富悬殊的阶级对立，乃是民粹派运动产生的社会原因。作品主人公涅日达诺夫是个贵族出身的民粹主义者。他正直、有反农奴制的热情，他带着强烈的愤恨大声疾呼：
“俄国的一半都快饿死了。”为改变这不合理的现实，他离开了贵族家庭，到民间去宣传社会主义，鼓动农民起来参加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斗争。但是，他并不了解人民的生活和他们的理想、愿望，也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他动摇了自己的革命信念，自杀了。屠格涅夫通过涅日达诺夫的形象，表明了民粹派运动的失败和没有前途。
作品扉页上的题辞，反映了屠格涅夫的创作意图：“要翻处女地，不应当用仅仅在地面擦过的木犁，必须使用挖得很深的铁犁。”如果说屠格涅夫把民粹派青年涅日达诺夫之流比喻为仅仅是用木犁开垦处女地的人，那么，作品中的索洛明，则是用铁犁深耕处女地的人。平民知识分子索洛明，是一个勤劳、精明的工厂管理人，他为人民的幸福诚实地工作着。作者认为他是俄罗斯所需要的“人民公仆”之一。他反对保守的贵族，同情人民，同时他也反对民粹派的暴烈行动。他主张自下而上的逐渐改良。屠格涅夫认为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把俄国这荒芜的“处女地”开垦为良田。这充分表现了渐近论者屠格涅夫的阶级局限性。
值得注意的是，屠格涅夫并没有将索洛明作为未来文学的主人，而是以其对时代的敏锐的艺术观察力，感到俄国文学未来的主人是索洛明的助手--工人巴威尔。作家朦胧地预感到工人阶级将登上历史舞台。他在一八七六年十二月写道：“我应该更明显地表明未来的活动家巴威尔这一人物，但这是一个极为巨大的典型--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将成为新的小说的中心人物。”可惜这样的人物终未在他的作品中出现。
《烟》和《处女地》在屠格涅夫创作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反映了他后期创作的状况。但其思想意义，是不能与他六十年代的作品相比的，正如他自己说的：“不行，我差不多经常远离祖国，我无法把俄国最本质的东西揭示出来。”
屠格涅夫虽然远离祖国，与祖国仍是息息相关：他时刻思虑祖国的前途，倾听着祖国的声音；祖国人民也传诵着他的作品，他每次回国，许多人像过盛大节日一样来欢迎他。然而，沙皇政府始终敌视他。他一回国，就对他严加监视。他最后几次回国时，被禁止向大学生发表演讲，并且常常接到关心他的人们的劝告：速离首都，尽快出国。
一八八零年，参加莫斯科的普希金纪念像的揭幕典礼，是屠格涅夫最后一次回国。这以后，他的病势日趋沉重，有时不得不一连好几个月困顿病床，甚至站立几分钟都不行；但只要稍微轻松一点，他就立即又动手写作，写出一系列小型的“散文诗”，作为向他时刻思念的祖国的最后献礼。
他在病危期间，曾请求一个朋友：“您去斯巴斯基的时候，请代为向我的房屋、花园和那棵年轻的橡树告别--代向祖国告别；祖国，我大概永远看不到它了。”
一八八三年八月二十二日，屠格涅夫因患脊椎癌在巴黎逝世，终年六十五岁。他的遗体遵嘱运回彼得堡。九月二十六日，在沃尔科夫公墓举行安葬仪式。成千上万的人怀着崇敬的心情，参加了这位俄罗斯伟大作家的葬礼。
屠格涅夫的逝世，在整个欧洲都引起强烈的反响，许多作家纷纷作文哀悼这位文化伟人。一位德国作家在与屠格涅夫遗体告别时，提议在“洁白的大理石板上刻画一小段被粉碎的锁链”，作为纪念碑，来表彰屠格涅夫献身于祖国解放事业的丰功伟绩。
屠格涅夫生前，人们曾多次请求他写一篇自传。他总是简略地提一提他生活中的一些表面的事实，有一次他干脆回答说：“我的全部传记都在我的作品中。”
亲爱的读者，如果你们对上文就作家生平所作的简介感到不满足，那就请你们遵照作家的遗嘱，去认真阅读他的作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