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与子》的情节开始于一八五九年五月，结束于一八六一年农奴制改革之后。这个对期，俄国“一切社会问题都归结到同农奴制及其残余的斗争”，在这个社会经济条件下，贵族活动家已丧失其历史作用，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在政治舞台上代替了贵族知识分子。他们之间在农奴制改革的方法和道路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尖锐，终于形成了壁垒分明的两大阵营。在这个背景上，展开了《父与子》的故事情节。
《父与子》尽管也描写了父子两代人之间的某种疏远和隔阂，但是它的基本冲突并不是父与子两代人的冲突，而是平民知识分子巴札洛夫与贵族地主巴威尔、尼古拉等人之间的两种社会力量、两个社会阵营的冲突。通过这个冲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最本质的矛盾冲突。
巴札洛夫是作品的中心人物。在他身上体现了那时刚刚产生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某些特征。这个形象是屠格涅夫对知识分子长期观察和艰苦探索的结果。
小说一开始，作者就把主人公放在同他格格不入的贵族之家的环境里，使他的性格特征和故事的冲突迅速展开。通过他与巴威尔之间一系列--政治、科学、艺术、哲学、道德等方面的冲突，表现出在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夕，贵族地主阶级已经成为历史的阻力，他们必将被历史所淘汰。尽管屠格涅夫在一定程度上，还同情这个阶级，但他却顽强地遵循客观的社会发展趋势，他曾说：“我的整部中篇小说都是反对把贵族作为进步阶级的。”他把平民知识分子作为历史的进步力量来描写。巴札洛夫与巴威尔冲突的实质，是要不要改造俄国，要不要改革俄国的农奴制度。由于当时沙皇的检查制度，屠格涅夫不能写得更清楚些，但已经意味深长地表明巴札洛夫是一个敢于反对整个沙皇制度的革命者；是一个改造俄国社会的可贵的实践家。屠格涅夫真实地展示了巴札洛夫的民主主义观点的胜利，艺术地表明了民主主义平民知识分子是俄国革命变革时期的英雄人物。这是作者世界观中民主思想的胜利，也是他遵循艺术规律所取得的成就。
巴札洛夫在俄国的出现，动摇了贵族地主阶级的乐观主义，引起他们对自己以及他们奉行的所谓神圣原则永世长存的怀疑。这个艺术形象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
但是，由于屠格涅夫温和的贵族自由主义观点，在作品中又表现出作者思想上矛盾的鲜明烙印，这在巴札洛夫身上明显地表现出来：作者一方面写了巴札洛夫在与巴威尔的冲突中，是一个胜利者，一方面却把他看作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在他身上只看到破坏的因素；一方面，巴札洛夫反对贵族道德，一方面又让他接受巴威尔的挑战和决斗；巴札洛夫自认为属于人民，但他又不理解人民，人民也不理解他特别是在作品结尾，屠格涅夫虽然肯定巴札洛夫是个革命者，却又不相信他的理想和事业，否定他的积极的社会作用。
屠格涅夫虽然真诚地希望改革农奴制度，但又惧怕农民革命。他认为在农奴制改革之后，现实已经很理想了，不需要在俄国再燃起革命的烈火，当然也就不需要像巴札洛夫那样的人了。正因为这样，他给巴札洛夫安排了一个悲剧的结局，让他过早地死去，让这个要干一番事业的巨人，停留在“未来的门口”，这正是作者看不到前途的反映。
与巴札洛夫对立的巴威尔，是一个轻视祖国，匍匐在外国文化面前的贵族地主，典型的西欧主义者。他仪表堂皇、孤芳自赏，每个毛孔都散发着贵族的气息。他的全部生活就是惋惜过去和追思虚幻的爱情。他的生活准则是：
过去的一切都是好的，凡是过去的原则都不许更动。他企图用贵族的原则和制度来对抗当时日益高涨的解放运动。巴威尔对巴札洛夫的挑战，实际上是两个对立阶级的较量。他所与之斗争的不只是巴札洛夫一个人，而是所有否定现存贵族制度的人。最后，他挑起决斗，充分表现了他精神的破产，而且也宣告了他彻底的失败。
与巴威尔一个阵营的还有他的弟弟尼古拉、侄子阿尔卡狄。尼古拉和巴威尔的性格不尽相同。他软弱，缺乏自信，常为自己一代人的过时而惆怅。
他力图在农事中实行某些改革，以便找出一条缓和阶级矛盾的道路，并把这种改革作为维护贵族地主制度的一种手段。然而，这种改良不仅不能改变俄国社会，也改变不了他窘困的处境，因此，尼古拉常常流露出一种悲哀绝望的情绪。通过尼古拉和巴威尔的形象反映了农奴制改革前夕贵族地主阶级的不同的心理和精神面貌。尼古拉的形象，带有作者的思想的某些成分。尼古拉是作者所赞赏的理想的地主形象。尼古拉的思想和他所走的道路，是拥护沙皇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正是屠格涅夫思想的反映。
巴札洛夫不仅战胜了基尔沙诺夫家的老一代，也判决了他们的下一代--阿尔卡狄。可见，《父与子》的冲突，并不发生在父辈与子辈之间。基尔沙诺夫家的肖子阿尔卡狄，在当时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情况下，接受了进步思潮的某些影响，但他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经不住现实斗争的考验，更缺乏行动的力量。在巴札洛夫同巴威尔、尼古拉的斗争中，虽然有时他也站在巴札洛夫一边，那不过是喊些时髦的词句，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民主主义者而已。他更同情和怜悯他的伯父和父亲，说什么“儿子总不是父亲的审判官”。
这表明阿尔卡狄只能是基尔沙诺夫家的温顺的下一代，根本不是巴札洛夫的战友。在作品结尾，阿尔卡狄果然步父辈的后尘，成为一个精明的庄园主，他父辈的现在，正预示了他的未来。
如果说在玛利因诺表现了巴札洛夫性格的基本方面，那么在阿金左娃和他父母的家里，巴札洛夫的性格便得到了更进一步的补充，显示了他精神力量的强大，并深刻地揭示了他的复杂的内心世界。
阿金左娃虽是上流社会的贵妇人，但她不满足于平庸的享乐生活。她经历过人生，对社会的冷暖深有感触。她有广泛的兴趣，在生活中她不断地追求，这是她同巴札洛夫互相爱慕的思想基础。但是，贵族阶级的传统道德观念，使她不可能逾越贵族阶级道德所许可的界限。阿金左娃与巴札洛夫毕竟属于两个对立的阶级，他们最后各走东西，这是符合生活的逻辑的。
巴札洛夫的父母是纯朴的俄国人民的形象。作者以深厚的同情和幽默的笔调来写这两位老人的形象。通过与他们的关系，表现了巴札洛夫性格的一个侧面。他对双亲虽然冷漠生硬，但却怀着深沉的爱。全书以这对年老的双亲恸哭于巴札洛夫的墓前结尾，表达了作者对主人公巴札洛夫的哀悼和爱抚。
《父与子》的思想力量是与其高超、精湛的艺术相统一的。它的艺术是服从于作品的思想内容的。《父与子》是一部社会心理小说。它的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写思想冲突，写人物之间的论争。它在艺术上，情节单一，结构朴素、简洁。作品通过三个情节中心--基尔沙诺夫家、阿金左娃家和巴札洛夫父母家，来揭示巴札洛夫的性格特征和表现主题思想。作品中的其他人物都自然地编织在这一基本情节之中。
在性格描写上，《父与子》主要是用反衬法，即以相互对立的性格来加以对照和衬托，更加突出人物性格的典型特征。巴札洛夫和巴威尔的互相反衬，不仅见于思想观点，而且也见于他们的谈吐和服饰。作者着墨不多，却勾勒出他们鲜明的性格。其次，屠格涅夫常以人物间的争论，作为表现人物性格的艺术手段，这种争论也反映了时代的风貌。巴札洛夫的性格就是在同巴威尔的激烈舌战中，在同阿金左娃、阿尔卡狄的交谈中得到鲜明体现的。
再次，作者刻画性格不是以细腻的心理分析，而是以极其简练的语言，通过人物的活动，逼真地表达出人物刹那间的心理变化。屠格涅夫不像托尔斯泰那样，用长篇的内心独白来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这是屠格涅夫别具一格的艺术特色。作品的语言生动、优美、清新。总之，这些质朴而平淡的艺术特色融化在深刻的思想和淡淡的抒情之中，构成了一部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的作品。
屠格涅夫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真实地描写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俄国社会生活，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形象，构成了一部十九世纪四十--七十年代的俄国社会的艺术编年史。
屠格涅夫四十年的艺术实践是紧密地与俄国现实斗争结合在一起的。他对生活的积极探索，使他善于从平凡的生活中提炼重大的社会主题，创造出具有时代精神的形象。但是，当他脱离现实斗争，远离祖国时，他的创作就出现危机。屠格涅夫的艺术实践证实了生活是作家创作的土壤，脱离生活将使艺术枯竭这样一个真理。这个真理，直到今天对我们仍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屠格涅夫是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他的精湛的艺术才能，为我们描绘出一幅俄罗斯乡村生活的风俗画。他的明快而质朴的风格，浓郁的抒情因素和富有表现力的语言，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屠格涅夫不仅是俄国的伟大作家，也是一位具有世界声誉的伟大作家。
他在西欧各国有着广泛的影响。十九世纪法国短篇小说家乔治桑，称屠格涅夫为自己的老师，他写信给屠格涅夫说：“导师，我们大家都应该向您学习。”
有着“短篇小说之王”称号的法国大作家莫泊桑，称屠格涅夫为“伟大人物”
“天才小说家”。
屠格涅夫也是中国人民所喜爱的作家。他的主要作品早在三十年代前后就已经介绍到中国来了。我国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在他的纪念屠格涅夫的文章中，满怀深情地说：“在许许多多古今大小的外国作家里，我觉得最可爱、最熟悉、同他的作品交往得最久而不会生厌的便是屠格涅夫因为我开始读小说，开始想写小说，受的完全是这一位相貌柔和，眼睛有点忧郁，绕腮胡长得满满的北国巨人的影响”在我国老一辈作家中，不仅郁达夫，还有茅盾、巴金、丁玲等，早年都接受过屠格涅夫的影响。丁玲早期作品的心理描写，就深受屠格涅夫短篇小说《人心》的影响；巴金一直是屠格涅夫作品的积极的翻译和介绍者。直到今天，屠格涅夫的作品仍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
加里宁曾幽默地说：“凡是不想使自己作品产生社会影响的人，他自然就不需要屠格涅夫。”愿我们的作家多多品味这句话的含义和份量，从屠格涅夫作品中汲取营养，特别是学习他的艺术技巧，来繁荣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