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马舍戏剧艺术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以犀利的政治讽刺、光辉的人物形象和杰出的艺术技巧而博得世界的声誉。
我们就《费加罗三部曲》谈谈他的戏剧艺术的成就与不足。
第一，他的两部杰出的政治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姻》都具有强烈的讽刺性。
《塞维勒的理发师》这个剧本的讽刺矛头是针对老医生霸尔多洛的。他顽固、自私、狡猾，他实际上是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
他贪财吝啬、损人利己，又具有资产阶级的本质。用费加罗的话来说，他“坏到仅仅免于被送上绞刑架”。他性格上最主要的特点是诅咒一切新东西，赞颂一切旧东西。他诅咒新时代，诅咒启蒙主义的新思想，诅咒代表新时代精神的一切东西。他把“思想自由、地心引力、电气、信教自由、种牛痘、金鸡纳霜、‘百科全书’、正剧？？”统统说成是“胡说八道的东西”。他在家庭里是一个封建暴君，虐待仆人，认为自己是主人，永远是有理的。更可笑的是，他不顾年龄上的差异，想把自己的养女罗丝娜占为己有，可是年纪轻轻的罗丝娜却偏偏爱上了年轻的贵族阿勒玛维华伯爵。这一下，他就采取了各种各样的防范措施。可是他防不胜防，结果还是彻底失败了。因为他忘记了一条最重要的人生哲理：“青春和爱情同心协力地要骗一个老头子的时候，他无论怎样提防也是徒然无益的。”这就点出了剧本的主题：防不胜防。
这对那些顽固的封建势力来说，道理是相同的。那些人仇视新事物、新思想，尽管他们采取各种防范措施，到头来必然遭到失败的下场，因为凡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者，都会像霸尔多洛一样，得到可悲的下场。
阿勒玛维华伯爵在《费加罗三部曲》中是一个复杂的形象。他对爱情的态度有二重性。不过在《塞维勒的理发师》中他没有充分暴露出来。在他第一次登场时的独白里，他认为“幸福就在罗丝娜的心里”。这句话相当典型地道出了一个男人没有达到目的以前，他总是会讲一番动听的言辞。事实究竟怎样，就要看他后来的实际行动了。另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时候的伯爵尚是一个未婚青年，他涉世不深，对爱情有一种比较纯正的看法。在《费加罗的婚姻》一剧中，伯爵的真面目才完全暴露出来，成了直接讽刺批判的对象。他从一个正面人物变成了一个反面人物，关键在于他要恢复贵族的封建特权“初夜权”。他喜新厌旧，千方百计要玩弄伯爵夫人的使女、费加罗的未婚妻苏姗娜。尽管他权大、势大，精明、能干，然而他毕竟败于苏姗娜和费加罗之手。他的失败预告了封建贵族阶级必将退出历史舞台。这就是博马舍这出政治喜剧所宣示的真理。博马舍两个政治喜剧所爆发出来的革命火花正是他的成功所在。
第二，他在这两出政治喜剧中塑造了属于第三等级的理发师费加罗的光辉形象。
费加罗在《费加罗三部曲》中一直处在主角的地位，他经历复杂，思想也复杂。他的性格在三部曲中有发展变化。他在相当程度上有博马舍自己的影子在内。正如普希金所讲的那样：“快活的博马舍酷似自己神奇的主人公？？”费加罗这个人物确实有点神奇，他在《塞维勒的理发师》中是霸尔多洛的理发师。他的经历正像博马舍那样复杂。他干过的行当很多：药房管理员、诗人、剧作家、仆人、药剂师、理发师？他见闻广博，玩世不恭；他机智幽默，看透人生；他富于同情心，乐于助人；他地位卑微，但不亢不卑，保持了自己的独立人格。他对政治、社会、文艺等各方面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的聪明才智远远超出贵族阶级的上层人物。他对社会、政治的深刻理解和批判精神，使这个人物具有无限的艺术魅力。他的批判锋芒是针对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的，他所批判的内容都有他自己的切肤之痛。
《费加罗的婚姻》中的费加罗比《塞维勒的理发师》中的费加罗，在性格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从一个普通的具有反封建色彩的理发师一变而成为一个卓越的反封建的急先锋。他是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人民的典型形象。
他后来重新做了阿勒玛维华伯爵的仆人，他跟伯爵之间的斗争，是一场维护封建利益和反对封建特权之间的斗争。伯爵在这一场斗争中完全站在斗争的对立面，赤裸裸地暴露了他的封建贵族的反动本质。他们之间的斗争也是第三等级和贵族特权之间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
这出政治喜剧的现实意义表现在大灭了贵族阶级的威风，大长了第三等级的志气。在费加罗和伯爵之间的斗争中，展开了喜剧性的情节，在情节发展中，刻画了伯爵的横蛮、好色、无耻、虚伪的性格。他曾经公开宣布放弃农奴新娘的“初夜权”，可是暗中他又想在自己夫人的使女苏姗娜身上恢复这种封建特权。
费加罗身上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政治色彩，他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是不承认传统的观念，不承认封建特权，坚决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和荣誉，表现了平民对贵族老爷的自觉反抗。
费加罗的胜利不能简单地看成是第三等级的胜利，实际上他的胜利象征着资产阶级向封建贵族争夺果实的胜利。费加罗对封建社会进行全面的指责，是代表作者心声的传声筒。他指出贵族政治的黑暗就是搞阴谋。他嘲笑那些贵族本事平常只会往上爬。他指责为封建政治服务的法律“对大人物宽容，对小人物严厉”。拿破仑曾评价说：“《费加罗的婚姻》就是进入行动的革命。”这是对博马舍笔下的费加罗形象的最高评价。
第三，博马舍在这两出政治喜剧中塑造了两个新女性的形象。
罗丝娜是一个新女性的形象。她虽出身贵族，但她为了爱情自由，具有宁死不屈的精神，是个很有主见的少女。她一出场就表现了是个勇敢、机智的女性。她敢于诅咒自己的苦命，诅咒自己遭受一个非常可厌的男人的折磨。
罗丝娜在《费加罗的婚姻》中性格有所发展。她在名义上虽是伯爵夫人，实际上她已成为伯爵心目中的“弃妇”了；她是一个受害者，可是她并不甘心受辱，她的可贵之处是敢于撕下伯爵的假面具。当她得知伯爵要跟苏姗娜幽会时，她采用移花接木的办法，使伯爵大上其当，大出洋相。当然她跟伯爵的斗争也是有分寸的，其目的是为了“挽回丈夫的心”，有时甚至是软弱的。当伯爵意识到自己上当受骗时，他恳求伯爵夫人对他宽宏大量，她也就很快地原谅了他。另外，她作为一个贵族妇女，由于受到贵族家庭的熏陶，她的品性已不像以前那么纯净了。她的内心充满矛盾，一方面希望丈夫回心转意，一方面对小侍从武士也有一种不健康、不正常的感情。但她的机智和勇敢精神仍然是值得赞许的。这是她的主要方面。
苏姗娜的形象要比罗丝娜的形象高大。尽管她出身第三等级，地位低下，身分卑贱，可是她有一颗水晶般的心，对费加罗的爱情忠贞不渝；从这一点讲，她无疑要比罗丝娜和费加罗更加坚贞。如果说，费加罗曾经在伯爵夫人面前动摇过，那末，苏姗娜在伯爵的引诱面前，却始终不为所动。可见，苏姗娜的品性多么纯洁、多么高尚。可以说，苏姗娜是博马舍笔下最理想的女性形象，也是塑造得最成功的女性形象。
博马舍在那个封建势力十分猖狂的时代，敢于把一个使女写得如此光彩照人，显示了他具有非凡的胆识和远见。
第四，博马舍笔下的配角，也写得极有深度。
巴斯勒在剧中是一个独特的人物，他虽是一个配角，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人物。他是霸尔多洛家里的音乐教师，他唯利是图，是个拜金主义者，在金钱面前他什么原则也不讲。他自己也承认：“一口袋钱，在我看来，总是很充分的理由，要驳斥也是驳斥不了的。”其次，他也是个造谣能手。他跟霸尔多洛谈论造谣的那段著名台词在一七七二年的初稿上还没有，到一七七五年才加进去的。这段台词后来虽然没有下文交代，有点游离于情节之外，然而这是博马舍有意安排进去的，因为当时博马舍正受到恶意中伤，处在“帐目不清”、“伪造证件”、“敲诈行骗”、“贿赂法官”、“毒死妻子”等等谣言的包围之中。这些可怕的谣言使他在跟德·拉·伯拉希伯爵的那场官司中败诉了。他通过巴斯勒的音乐术语，道出了谣言的可怕，谣言成长起来，可以变成“憎恨和毁灭的大合唱”，可以致人以死命。通过这段台同不仅揭露了人与人之间的残酷无情，也侧面揭露了封建法院的黑暗和腐朽。这位音乐教师到了《费加罗的婚姻》一剧中，他的性格又有了发展，变成了一个面目可憎的帮闲人物。他那段歌词也充分说明了他对费加罗得到的三份嫁妆和一个漂亮的媳妇，多么妒嫉。
博马舍的政治喜剧在艺术上有其独特的描写手法。由于博马舍精通音乐，因而他的剧本穿插了不少歌舞场面，从而增强了喜剧的气氛。歌舞场面跟情节的发展紧密相连。有些歌词既表现了抒情的气氛，也表现了人物的性格，在演出过程中非常激动人心。博马舍也运用了喜剧中常用的手法，如巧合、误会、伪装等等，然而博马舍在运用这些艺术手法时非常自然，使情节由简单到错综复杂，人物和情节变化多端，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假中有真，真中有假，使人眼花缭乱，美不胜收。误会生疑，有时半信半疑，有时将错就锗，使喜剧性的高潮一浪又一浪地出现，显示了博马舍十分高明的艺术才能。
费加罗的几段长篇独白，使剧情增强了政治色彩。长篇独白要求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而且要跟剧情配合默契。博马舍写得精彩，运用得当；长篇独白使剧中人跟观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了一片，因而取得了很好的戏剧效果。
博马舍的政治喜剧结构严谨，语言风趣，情节曲折，跌宕有致。他往往设险置奇，好像已走上了绝路，然而他妙笔一转，又立即化险为夷，这一手法令人拍案叫绝。例如在《塞维勒的理发师》中，霸尔多洛精得不能再精了，他处处对罗丝娜设防，好像万无一失了；有时我们真为罗丝娜担心，然而他又处处失败，他失败得又那么自然，那么惨，真叫人心里痛快。老顽固表面看来像一块顽石，顽固得很，可是实质上，色厉内荏，往往顽而不固。霸尔多洛就是这样的典型。
当然，我们不能说博马舍的戏剧写得十全十美，他的前期作品《欧仁妮》、《两朋友》就明显地暴露出他对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还抱有幻想；即使是他的政治喜剧也有所不足之处。例如在人物塑造上，马尔斯琳的形象是不够典型、不够真实的。
其次，有些情节安排还不够合理。如费加罗欠马尔斯琳的钱，竟以不能归还就得跟她结婚为条件，似乎不合情理，等等。
再次，博马舍喜欢用巧合、误会的手法来展开矛盾冲突，这是喜剧作家常用的手法；然而巧合、误会也应该有个限度，如果超出了限度也会走向反面；在这方面博马舍似乎用得太多了一些。
费加罗和伯爵的形象在《有罪的母亲》中已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正是博马舍的政治立场向右转的表现。法国大革命对他的震动太大了。他在这场革命风暴的冲击下，思想消沉了。《有罪的母亲》已失去了原先两剧中表现出来的批判锋芒，代之以提倡宽恕、仁爱的精神。
剧中的伯爵随着年龄的增长，已变成一个道德高尚、仁爱为怀的老贵族了。他不再是一个沾花惹草、生活放荡的贵族形象。他面对伯爵夫人在年轻时期跟薛侣班所生的私生子这一尴尬局面，能够将心比心，作了自我反省。
结果他以慈父般的精神接受了这一现实，把那位私生子当做了自己的儿子，从而缓和了家庭的矛盾。在这个剧本中，伯爵又变成了正面人物形象。他以“仁慈”、“宽恕”、“通情达理”的美德出现在观众的面前。
剧中对巴雅尔两面三刀的行为和虚情假义的花招，作了最淋漓尽致的揭露和讽刺，这是剧本的精华所在，它形象地告诫人们要善于识别真伪，切莫被表象阶蒙蔽。巴雅尔的“伪善”与“狠毒”和费加罗的“机智”与“忠诚”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巴雅尔同伯爵的“轻信”和“宽厚”相比又形成了另一个鲜明的对比。总之，剧本在刻画人物形象方面仍有值得肯定的地方，不能全盘加以否定。特别是巴雅尔的形象，是一个比较成功的“典型’形象。
还要指出的是剧本的结尾虽然以“大团圆”结束，但是绝不是以达到“皆大欢喜”的目的为满足，而是包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作家通过剧中人物之口提出了“宽容和谅解是家庭幸福的保证”，反对“青年时代所犯的过失来干扰老年时期的安宁”。这一主题思想无疑有其积极的一面。当然也应该看到另一面。剧中明显地流露了作家世界观的矛盾性和局限性。他美化了伯爵的形象，无疑是对贵族阶级还抱有幻想。特别是在矛盾冲突达到最白热化的时刻，作家以一张国王的“宽赦令”来解决矛盾。这里就很明显地流露了博马舍对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国王，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说明了作家的世界观对他的创作具有多么巨大的制约作用。
尽管博马舍的戏剧有这样那样的不足，然而他的戏剧成就和他在法国戏剧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声誉是永存的。费加罗已成为世界人物画廊中的杰出典型之一。《费加罗的婚姻》曾在六十年代的中国舞台上演出过，以后也多次在舞台上、电视荧屏上演播过，博得了我国观众的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