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童年
一八七九年七月二日，正当夏收大忙季节，在匈牙利东部沙特马尔州一个偏僻乡村——蒂萨齐齐一所简陋的农舍里，一个男婴出生了，他就是匈牙利未来最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莫里兹·日格蒙德。莫里兹家祖祖辈辈同土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祖父是被释农奴。父亲莫里兹·巴林特耕种着少量土地，但为人精明能干，雄心勃勃，在村子里被视为富有进取心的青年。母亲柏拉奇·伊丽莎白是乡村牧师的女儿，早年丧父，姊弟四人由寡母扶养成人。关于莫里兹·巴林特居然娶上柏拉奇·伊丽莎白做妻子这件事，村里人曾经议论纷纷。要知道，一个农村穷小子，竟然跟一位知书明礼的知识阶层人家的女儿结婚，在当时简直是不自量力的高攀，而莫里兹·巴林特正是以这种人们难以想像的勇敢行为使村里人目瞪口呆，不得不对他另眼相看。莫里兹·巴林特从妻子的陪嫁中得到比自己原有的多两倍的土地，身价骤然倍增，差不多要挤进村里大户的行列了。他精心管理自己的田产，生活美满，婚后不到两年，大儿子的降生又给这个家庭带来莫大的欢乐，孩子自然也得到特别的照料。莫里兹·日格蒙德出生的年代，适值匈牙利处于从半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变动时期。十九世纪下半叶，匈牙利人民一方面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下，受尽奥地利哈布斯堡王室和匈牙利大贵族地主阶级的压榨与剥削；另一方面国内资本主义经济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就整个社会结构而言，基本上仍属半封建性质，尤其在广大农村，封建贵族地主阶级的势力依然占据统治地位。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向农村的渗透，农村开始出现了富农阶级。他们人数不多，作为农村资本主义的新兴力量，对妨碍其向上发展的乡村封建贵族地主很不满意，但同广大贫农和佃农又存在一种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并由此而产生种种矛盾。这就是当时匈牙利的不同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较早较快国家的一幅生动的社会生活图景。
蒂萨齐齐村是流经并灌溉阿尔弗勒德平原的著名蒂萨河支流附近的一个穷乡村。村里只有两条街，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跟外界很少来往，原因很简单，这里远离城镇，路窄难行，遇到下雨天，即使套上六头牛也难以拉动陷在泥泞道上的大车；所以村里很少有人见过世面，消息也不大传得进来，人们的视听自然是相当闭塞的。即便如此，在莫里兹·巴林特身上仍然体现出一种自发的资本主义力量。他精力充沛，兢兢业业管理自己那份增多了的土地，还同当铁匠的内弟合伙采用借贷方式买回一部旧农机，打算在村里干一番事业。不料事与愿违，他的内弟对农机不懂行，机器被弄坏了，莫里兹·巴林特很快破了产。当时莫里兹·日格蒙德只有六岁，家庭遭到的意外不幸使他过早结束了欢乐的童年。三十多年后，作家在《我的生活小说》（1938年出版）中回忆这一情景时写道：“当时我不可能理解这一事件的意义，但恐惧感一直在伴随着我幼小的心灵；这一点我至今记忆犹新。”为了减轻父亲的负担，小莫里兹只好跟随外婆到住在伊斯特万迪村的舅舅家里寄居。离开了父母和温暖的家庭，莫里兹在新的环境里不免感到孤独和陌生。使他得以快慰的是，晚上一有空，识字的外婆和舅舅便给他读小说故事，这些美丽的故事在小莫里兹幼嫩的心房播下了文学的种子，它总有一天要萌动的。一年后，莫里兹害了一场病，病愈后只好又回到父母身边。祸不单行，他们的家又遭了火灾，父母便搬迁到邻州沙波勒奇的柏里查村居住，主要靠父亲做木匠营生来维持家计。莫里兹的母亲是位有文化教养的妇女，性格温顺，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对子女（莫里兹共有弟妹八人，二人夭折，其余均长大成人）给予很好的教育。父亲对家庭也关怀备至，即使在外面干活干得很晚，也要赶回家过夜；有时不得不到远一点地方去干两三天活，也总是惦念着妻儿。因此，在柏里查村过的虽是艰辛的日子，富有的亲戚们从不登门，更不用说会帮助他们，但他们的家庭气氛却是和睦和热切的。
二、求学
莫里兹在家乡念完小学后，作为长子，父母亲不顾手头拮据，决定送他继续上学。这样，莫里兹十一岁那年，便被送到州首府德布雷森去上中学。他在当教师的另一位舅舅久拉的监护下，在德布雷森中学度过了难忘的三年半时间。
莫里兹进入德布雷森中学读一年级时，以一个来自农村学生的眼光看待城市的一切，对什么都感到新奇，可是由于不能适应学校严厉的校规和周围新的生活环境，常常独来独往，闷闷不乐。头一年，他又生了一场大病，以至久拉舅舅不得不建议他的父母把他领回家去。在家里，那种举目无亲的孤独感被父母亲的爱抚和弟妹嬉戏、玩耍的天伦之乐所消融。这样莫里兹的病很快就好了，而且长得比以前更壮实。
第二年，他重返学校，不料校方要他重新从一年级读起，莫里兹感到莫大的羞耻，便发奋读书，在轻易地完成作业后，涉猎了大量课外读物。到三年级时，莫里兹已经阅读了许多匈牙利重要作家如魏勒斯马尔蒂、裴多菲、约卡伊等的作品，以及当时能拿到手的一些流行英、法小说。他像个过分饥饿的孩子，无暇选择，囫囵吞枣地把食物往肚里塞。就在这个时期，他萌发了要当作家的愿望。正当他逐渐适应德布雷森的环境，父亲为了让更多的子女能够上学，又举家迁到沙罗什波托克，期望在那里作为有经验的木匠和领工，以得到更多的收入。莫里兹便跟随全家转到沙罗什波托克中学读书。在那里，怀有偏见的教员对于这个出身低微的学生抱着一种不信任感，有时甚至有意排斥和刁难。因此，在六年级上半学期考试时，故意让莫里兹的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这三个科目不及格。莫里兹对此感到十分沮丧，按照学校规定，这几个科目的成绩通不过，便会马上失去享受免费上学的权利，而家里又无法承担这笔费用，父母只好替他另想办法。
这时候，久拉舅舅正好在奇斯乌伊萨拉什城任中学校长，父母征得他的同意后，让莫里兹转学到那里去。在舅舅的严格要求和精心培养下，莫里兹在班级里的成绩始终名列前茅。学校图书馆和久拉舅舅的藏书还给他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他的涉猎面更广泛了，不仅大量阅读小说、诗歌方面的作品，同时还博览了历史、哲学等方面的著作。伏尔泰、卢梭等人的作品从思想上给他以莫大的启迪。两年后，莫里兹以优异的成绩毕了业。
莫里兹又面临新的选择。关心他前途的久拉舅舅给他安排这样一条出路：让莫里兹谋求公费生的资格，上布达佩斯的厄德维什·罗兰大学文学院，以便将来取得当教师的文凭。他尽管得到久拉舅舅无微不至的关怀，但在中学时的经历，尤其是在德布雷森和沙罗什波托克上中学时，那些不友好甚至是歧视的事情和场面，仍然使他很反感。更主要的是他渴望当作家的意愿愈来愈强烈，而久拉舅舅对他向往的进步思想所持的反对态度，又使他对自己一向尊敬的舅舅的保守观点在思想上产生了裂痕。出于以上种种因素，莫里兹断然拒绝了久拉舅舅的好意安排。
莫里兹的决定在家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父母和久拉舅舅都为他的强硬态度感到不快和伤心。要知道，他们本来对他这个长子是寄予很大希望的。也许是为了缓和这场风波，并重新燃起父母亲对他的希望，莫里兹同意折衷的解决办法：到德布雷森神学院学习。一八九九年，德布雷森神学院院长，一位留着黑胡子，仁慈、聪慧的好人，一见到莫里兹便断言：“我亲爱的朋友，您不会长久留在我们这里的……因为入学时穿着便服的人，他的心是不会向着神学院的。”院长的预言是正确的，莫里兹对神学院的一切都格格不入。那里沉闷的空气使他精神上感到十分压抑，不过，神学院的生活对于他十七年后在那部著名小说《火炬》里塑造的主人公，一位乡村青年牧师无疑是有帮助的。
是的，终身当一名神职人员，这是莫里兹无法想像的。半年后，他终于离开了神学院，为了不使家里人过于失望，同意转入德布雷森学院法律系学习，并开始给地方报纸写点小文章，从此同新闻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同当牧师一样，将来当一名律师并非莫里兹的本意。德布雷森绝非他眷恋之地。怀着一颗勃勃雄心，他毅然决然奔赴当时已经发展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布达佩斯，走上一条艰难而崭新的道路。
三、探索
一九○○年，二十一岁的莫里兹只身来到布达佩斯。这座熙熙攘攘的大都市，生活并不像他预想的那么美好，一切都是陌生的，他又陷入无限的孤独和寂寞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当他像个“流浪汉踯躅街头时”，“除了感到体力上的疲乏外，对于未来的生活没有任何把握，希望渺茫”。
在布达佩斯，起先他到法学院听课，后又转到文学院学习了半年，最后不得不离开教室，踏进社会独立谋生。最初三年，他的生活与工作都不稳定。他当过教育部的小职员，想在大学图书馆谋个职位的希望又落空了；一九○二年秋曾返回奇斯乌伊萨拉什中学代课一段时间，课余撰写论述匈牙利古典作家曹孔奈伊和裴多菲的专论。无论是久拉舅舅的挽留，或是他在那里对一位酒店主女儿产生的爱情，都无法把他牢固地拴在教室的讲坛上。一俟他为之代课的那位教员病愈，莫里兹便马上在十二月返回布达佩斯。
一九○三年，莫里兹在佩斯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这一年冬天创办的《新闻报》，很快成为首都最重要的资产阶级喉舌。通过久拉舅舅一位友人的推荐，报社接受莫里兹为工作人员，开始时具体负责编写采访科学院、裴多菲研究协会和奇斯法鲁迪文学协会的会议新闻报道。莫里兹对工作全力以赴，正如后来他在报社的一位同事艾勒克·阿尔图尔所回忆的：“作为报社的新手，人们总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付托给他最简单的工作，然而他却以最大的自信心从事新的工作。”
莫里兹精力过人，写写会议的新闻报道并不能满足他的写作欲望。他很快又成了《新闻报》 儿童副刊的热心撰稿人，发表了第一篇童话，还有为儿童创作的短篇小说、诗歌体动物故事等等。一九一二年他又把这些诗歌体动物故事收集在《幸福的世界》集子里出版。但看来他最初的创作并没有给他带来预想的成功，原因是这些为小读者撰写的作品在艺术上比较粗糙，不能适应小读者的心理，语言过于生硬，不够亲切，所以反响不大。在这期间，莫里兹还写过学术论文，戏剧评论等等，他恨不得一下子把自己体内蕴藏的烈火一起喷射出来，求成心切，竟然像个急于上路的莽汉，在前进的路上横冲直撞。
从一九○三至一九○七年间，在莫里兹创作生涯和个人生活方面，还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因为这两桩事情影响着他的终生事业。第一件事是，莫里兹除了负责《新闻报》的工作外，还兼奇斯法鲁迪文学协会的工作，替这个协会出版的有关民俗学方面的小册子撰写介绍文章或序言。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协会准备出版一套名为“匈牙利的州和城市”丛书，有关沙特马尔州的小册子和专论则由莫里兹撰写。这就使他有可能以正式工作人员的身份，每年春、夏、冬三季抽空徒步走访全沙特马尔州。他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了解民情风俗，搜集民歌民谣，使他受益不浅，唤起了对儿时家乡的美好记忆，扩大了眼界，丰富了创作源泉。关于这一段生活，后来他这样写道：“在这五年间，我走遍了整个州的每一个村庄、农舍，它成了我真正的大学，生活的大学，作家的大学。”
一九○五年，在莫里兹个人生活上，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他来到佩斯的第二年末（十二月），结识了一位小学教员胡必茨·恩格尼娅。恩格尼娅出生在一个小贵族出身的职员家庭，当时刚从中学毕业。他俩一见钟情，经过较长时间的了解，终于在一九○五年元月结婚。恩格尼娅成了他一生中惟一值得永远怀念的生活伴侣。后来，在莫里兹的许多作品里，都出现以她为原型的人物形象。他称她“杨柯”。“杨柯”性格温和，心地善良，体贴丈夫，称得上是位贤妻良母。其时，莫里兹还只是一位默默无闻的新闻记者，收入微薄，婚后只能挤在公寓楼的一个房间里。来自小资产阶级家庭的恩格尼娅对此从不抱怨。她精打细算，把家庭生活安排得既符合他们的身份又很体面。他们婚后的生活是幸福的。莫里兹有了一个能发挥创作才能的良好家庭气氛和环境。恩格尼娅对莫里兹的创作给予极大的鼓励和帮助。据说在他们热恋期间，她除了给莫里兹写过一首诗之外，没有再写过任何作品。她全心全意充当莫里兹作品的第一个读者，同时还以严厉的审视眼光去挑剔毛病，热心帮助修改，可以说是一位铁面无私的评论家。值得惋惜的是，由于出生的家庭和成长的环境不同，他们之间在气质上是存在差异的，这是造成他们后来产生矛盾和冲突的根本原因。但是排除这些个人性格上的因素，在莫里兹的创作事业上，他们觉得彼此是接近的，是需要对方的，特别是后来莫里兹失去恩 格尼娅时，他更加体会到这一点。
总之，他们婚后的生活是快乐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一些，但精神上是愉快的，偶尔还抽空到外地去访亲问友。但是，他们的生活也不总是一帆风顺、尽如人意。一九○六年，莫里兹夫妇的头一个男孩不幸夭折，给家庭生活带来悲哀并蒙上阴影。加上这些年他虽然孜孜不倦埋头写作，但毕竟处于探索阶段，他的作品基本上没有摆脱时尚的老一套风格，没能走上真正的创作道路。个人思想上难免有点苦恼和徬徨，好在莫里兹有一股子坚忍不拔的劲头，从不灰心，继续奋斗。在这方面，他得到妻子的全力支持。
一九○七年以后，莫里兹除了从《新闻报》得到一份虽然微薄但毕竟是固定的工资之外，为奇斯法鲁迪文学协会撰写的文章和小册子也给他增加了收入，加之妻子善于操持家务，经济上比以前宽裕了些。因此，在他们第二个儿子出生前夕，他们就迁居到铁砧街公寓楼有两个房间的住宅，还雇了一个来自乡间的小姑娘帮忙料理家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