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正如政治生活领域那样，匈牙利文坛也为保守势力所把持，表面上呈现着一片繁荣景象，实际上是毫无生气，死水一潭。当然，生活是要前进的，这是任何反动力量都阻挡不了的历史规律。在这种太平景象的背后，蕴藏着一股新兴力量，它必将冲破一切障碍，开创新的天地。一九○五年，匈牙利著名革命民主主义诗人奥第·安德烈（1877—1919年）的诗集《新诗集》问世了，在文艺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奥第在这本诗集及后来写的一系列诗歌中，彻底揭露了匈牙利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对这个腐朽落后的社会及其支持者发出猛烈的抨击，预示新的革命即将来临，给匈牙利文学生活灌注了新的活力。奥第的诗歌对正处在徬徨歧路上的莫里兹自然也是一种极大的鼓舞，为他的创作指明了方向。莫里兹当时说：“我读到奥第的诗歌时，心里火辣辣的，体内像是有什么东西在燃烧。它使我产生新的力量，鼓舞我迅猛向前奔跑。”
奥第的诗歌对莫里兹最大的启示，就是作家在思想上要敢于面对严酷的社会现实，挣脱那种粉饰太平的官方大学的束缚；在艺术上要跟那种轶闻逸事式的脱离生活的俗套一刀两断，敢于揭示现实社会生活的本质；描写现实生活，目的在于通过对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揭露，唤醒沉睡的人们，真正发挥文学的战斗作用。思想上的这一觉悟，使莫里兹心里豁然开朗，仿佛走到隧洞的尽头见到了亮光，蕴藏着的丰富的创作原动力变得活跃起来了。
一九○八年，莫里兹在当时很有影响的大型文学杂志《西方》上发表短篇小说《七个铜板》。这篇约摸只有六千字的作品通过母子俩为了寻觅买一块肥皂的钱——七个铜板而搜遍家里可能找到钱的所有犄角旮旯，直到黄昏时一个过路的老乞丐施舍他们一个铜板才凑够钱数。但天色已黑，母亲无法再洗衣服，最后竟在一阵咯咯笑声中吐血死去。这样一个简单的故事，展示了农村现实生活惊人的赤贫。《七个铜板》震动了整个文坛，一扫文学界沉闷的局面，像奥第的《新诗集》一样，它成为匈牙利现代散文文学的重要里程碑。莫里兹以“七个铜板”起家，一举成名，这时他正是“而立”之龄。
四、作家
《七个铜板》的发表，标志着莫里兹走上真正的创作道路。一年后，取名为《七个铜板》的短篇小说集跟读者见面了。它以描写细腻、真切、生动，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戏剧冲突的新颖艺术手法，表达了严肃的阶级内容和社会主题，把匈牙利广大农村的真实面貌显现在读者面前。这个小说集在社会上引起普遍注意，但反映不一，许多人对作者大胆展现农民一贫如洗的生活和思想活动感到新奇；少数代表官方正统文学的保守分子，则攻击他歪曲生活，是自然主义者。只有奥第真正看出莫里兹创作的巨大意义。他指出：莫里兹创作的社会思想实质在于它暴露匈牙利广大农村的贫困、落后和愚昧；指出匈牙利半封建社会事实上已经成为阻碍社会前进的绊脚石，必须把它一脚踢开。这一年秋，两位志同道合的诗人和小说家，在佩斯第一次见面。莫里兹把这次会晤描叙成“像一对恋人第一次见面时那样紧张、热烈……”他们不仅仅是文学事业上的知音，也是向落后、顽固的匈牙利老爷社会冲锋陷阵的战友。从此，这一共同目标把他们的命运联结在一起，成为莫逆之交。他们团结在《西方》杂志周围，为争取劳动大众在文化、经济、政治领域的平等权利，为促使那个保守、落后、顽固的贵族地主阶级当权的社会制度早日崩溃而战斗。
《七个铜板》的发表及同名集子的出版，也为莫里兹的创作生涯开辟了道路。这时，他决意离开工作多年的《新闻报》社，专心致志从事创作。当然，这不是说他从此放弃新闻工作，相反，在以后的漫长创作岁月里，他始终同新闻工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曾多次应报社邀请，以记者身分进行各种活动，为他的创作打下更坚实的基础。如他常说的，除了写作，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新闻工作。
莫里兹虽大器晚成，但长期的探索和坚实的创作准备，对一个决心以创作为祖国和社会进步服务的作家来说，绝对不会是徒劳无益的。一旦找到了道路，明确了前进的方向，莫里兹身上蕴藏着的无穷创作力，就像喷发的泉眼，水源源不断地往外涌流。从一九○八年至一九一九年间，据不完全统计，他出版了二十二部篇幅不等的短篇小说集，还不包括在这一真正创作时期所写下的许多部重要的戏剧和长篇小说在内。他的一些著名短篇小说如《悲剧》、《穷人们》、《在绿草茵上讲故事》、《春风》、《匈牙利人》等都产生在这一时期。它们突破对农村作田园牧歌式描写的时尚框框，把生活在愚昧、落后的广大农村地区的贫苦农民的生活及其思想活动真切地、活生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它们揭示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半封建的社会关系中，农村各个阶级的动态和要求、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样严肃的社会思想主题。这也正是他的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所显示出来的强大生命力。
继一九○九年创作并上演了以农村题材为内容的喜剧《沙利村长》之后，一九一○年，莫里兹第一部反映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沙金》问世了。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屠里·丹尼是作者着力描写和刻画的具有时代象征意义的人物。屠里是个意志坚强、能力非凡的青年农民，不安本分，极力要冲出祖祖辈辈在这里生活的封建习惯势力浓厚、令人压抑的狭小世界，可是不论在物质或情场上，他都敌不过农村封建势力的代表——贵族地主。更加不幸的是周围那些跟他地位和命运差不多的农民，对他的言行也都表示冷漠和不理解。他脱离了佃农的队伍，但始终挤不进富农的行列。他找不到同盟军；当时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妥协政策，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毫无联系，屠里最后被迫自杀乃在情理之中。这个敢于挣脱几百年来的奴役枷锁，起来同强大的封建势力作斗争的先进分子，到头来竟得不到本阶级广大农民弟兄的支持，不禁使人痛心。作品里还非常大胆地描写了农民的性爱问题；当然居里这种放荡的情欲，绝不是劳动农民的典型性格，因而不能不说这是这部小说不足之处。但从这部道出匈牙利农村实况的小说立即遭到保守派的攻击这一点，说明它还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保守派攻击作者不了解农村，是对农民的一种污蔑，胡说莫里兹充其量是一个二流的自然主义作家等等。
莫里兹对于攻击的言论根本不予理睬，在奥第的鼓舞和帮助下，继续沿着忠于生活和描写现实的道路前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连续发表描写外地小城镇生活的小说《在上帝背后》（1911年）、《孤女》（1911年）、《鸽子牧师太太》（1912年）、《凯莱克·弗尔柯》（1912年）等等。其中以《在上帝背后》写得较为成功。这部小说仅从书名就给人以一种被遗弃的感受。它以一个小城镇为背景，围绕一位小学教员的家庭纠纷，细致地描绘了诸如小学教师、牧师、中学生等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对生活于其中而又没有出路和希望的社会表示不满，但又缺乏改变生活环境的勇气。中学生在学业上不求上进，却去追求颓废、荒唐的生活；牧师则在合法外衣下干着卑鄙龌龊的勾当；小学教师对年轻妻子的放荡生活竟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了换取一时的表面上的家庭宁静，甚至设法去满足她的不正当欲望。总之，这部作品反映出当时匈牙利一群知识分子思想上苦闷，道德伦理堕落，暴露匈牙利半封建社会在文化上的荒芜，给人以一种毫无希望的窒闷感，从一个侧面揭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人们在心理上的压抑和徬徨。《在上帝背后》的问世，还说明莫里兹创作的题材并不像攻击他的人所说的那样，他只是一个农民作家；而且这部小说所展示出的画面和所包含的社会思想主题，也说明作者的现实主义在进一步深化。
莫里兹在这期间接二连三地出版长篇和中短篇小说集，很快使他变成读者熟知的小说家，尽管有一些代表官方的保守人物对他不以为然，甚至仇视他，但这时不论是赞成者或反对者都不得不承认莫里兹是一位才华出众的作家了。
创作上的丰硕成果，给莫里兹一家在物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改善。从一九一○年起，莫里兹已属于全国收入丰厚的作家之一。一九一二年，他还得到同《佩斯新闻报》签订稿酬从优的合同，许多作品在成集出版前都先在这家报纸上连载。这期间惟一的不幸是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又夭折了。不过，接着他们一连添了三个女儿。他们住进三间一套的公寓楼，还把莫里兹父亲原来在布达佩斯远郊区姑娘村的一所木头房子改建成带花园的砖瓦房。这所房子坐落在风景如画的多瑙河畔，从比利斯山方向送来徐徐暖风，气候十分宜人。莫里兹和他的家人常来这里居住，他的许多主要作品都是在这里写成的，这栋房屋对莫里兹的意义，甚至超过他的出生地蒂萨齐齐村。
恩格尼娅堪称莫里兹的贤内助。她不仅是他作品的苛刻和过分挑剔的批评者，同时能使他在她身上得到某种启示，或者说是灵感式的鼓舞。她还是一位能把家务和教育女儿们安排得非常妥帖的妻子，让丈夫一心扑在写作上面。就莫里兹来说，他在创作上的成就完全归功于个人的勤奋。他精力充沛，几乎是日夜不停地写作。据他大女儿维拉格（匈牙利当代女作家）在《我父亲的小说》一书中回忆他这时期的情形时写道：“从早上三四点钟开始，在父亲的工作间就响起有节奏的打字机声，直到早上家人醒来，有时甚至延续到午餐时才停止。每当父亲感到劳累，就躺在长沙发上憩息片刻；有时为了等候吃午餐，有时是在午餐以后，他喜欢跟小家庭的成员玩一小会儿；接着，他又投入紧张的写作，往往工作到夜深人静。”
经过一个阶段的紧张创作之后，外出旅游成了莫里兹一家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九一○年夏天，莫里兹第一次携同妻子和女儿们到西欧各国作一次较长的旅行。他们沿着奥地利、瑞士、巴黎、柏林这条路线，经过布拉格返回布达佩斯。三年后的夏天，他们又专程访问意大利，游览了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地，观赏了水上城市和风景秀丽的山区风光。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冲击了莫里兹的生活和思想。战争期间，莫里兹因心律不齐和视力不好，未被征入伍，这当然不等于说他没受到战争的干扰。在战争开始后不久直到战争结束，他一直以战地记者身分，多次前往各条战线，深入军营、战壕同普通士兵促膝谈心，了解他们的情况，同情士兵们的疾苦和要求，在报道中反映士兵们的呼声。战争前后，反动的匈牙利政府当局开动宣传机器，鼓吹沙文主义，进行战争叫嚣。这时莫里兹在思想上一度感到迷惑，写过一些描写暗杀的故事，却从来没有堕落到去写当时流行一时的那些低劣的“时尚文学”作品。通过战场上的调查和见闻，他很快识破政府宣传的欺骗性，愈到战争后期，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世界的非正义战争的性质愈暴露。就是在认清了发动这场灾难性战争的各国统治阶级反动面目的基础上，莫里兹才有可能于一九一六年写出像《穷人们》这样优秀的作品。作品中反映出交战双方的普通士兵认识到彼此是阶级兄弟，不要自相残杀，要团结起来一致对付统治阶级这个真理。
整个战争期间，莫里兹没有写出大部头的作品，只将这期间写的短篇小说收集成册出版。直到一九一七年，他才写出了不朽的长篇巨著《火炬》。
莫里兹通过较长期的创作实践和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在思想上逐渐明确：在匈牙利，没落、腐朽的半封建社会制度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迫切需要进行一场民主性的社会改革。《火炬》正集中体现出作者这一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主题思想。一九一○年，一个名叫耳克里荃的村子，人们在谷仓举行舞会，不慎着火，因出口堵塞，造成四百名青年男女被活活烧死的悲惨事件，而官府对事件后果的轻率处理使莫里兹极为愤慨。据说他从中得到写《火炬》的启示，由于战争，数年后才写成书。
五、革命
《火炬》的出版表明莫里兹已经是一位思想成熟的民主主义作家，因此，在革命高潮到来时，他欢欣鼓舞地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去不是偶然的。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眼看就要结束，秋天，奥匈帝国的崩溃瓦解已成定局。不管代表大贵族、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匈牙利反动政府如何玩弄阴谋诡计，也无法阻挡滚滚向前的历史车轮。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前线的崩溃，士兵的反战和要求和平的意愿加快了革命的步伐。十月三十日，资产阶级革命在匈牙利取得了胜利。十一月，受到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归国的第一批匈牙利战俘创建了匈牙利共产党，把革命继续推向前进。翌年三月，位于欧洲中部的多瑙盆地上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旗帜高高飘扬。
莫里兹当时正滞留在姑娘村的住宅里，他一听到渴望已久的革命在布达佩斯发生了，毫不迟疑，立即返回佩斯，以便亲自耳闻目睹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些风云突变，工农革命群众如火如荼的战斗日子里，莫里兹表现出一个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的革命作家的崇高品德，他既根本不同于那些对工农群众的革命行动感到害怕，甚至污蔑和咒骂劳动人民的保守反动作家，也不同于那些平日唱唱高调，到革命真正来临的紧要关头时又畏首畏尾，站在一旁指手画脚，说工农群众的行为过火了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作家。他返回佩斯后不久便投身到群众运动中去，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说，高度赞扬无产阶级革命，认为“这将是祖国真正的胜利……，一切富饶的土地应当属于人民……，现在匈牙利开始了真正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