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还探讨了各种政体更替的原因和治理的办法。他指出，一般城邦在建立政体时，都以偏于自己的正义和平等为原则。邦内持有不同观念的党派，就企图推翻这种政权。如民主政体的建国观念认为，凡人们有一方面的平等就应该在各方面都绝对平等，既然大家都是自由人，就应该一切都归于平等。寡头政体的建国观念认为，人们要是在某一方面不平等，就应该在任何方面都不平等，富人就应该在财产方面占绝对优势。从这些观念出发，平民便以他们应有的平等地位为依据，要求分享一切权利；而寡头们则要求在一切方面都必须逾越于他人，于是这两个派别在同一城邦内，倘若所赋予的政治权利不符合自己的愿望时，就各自起来煽动变革。另外，一切政体都可能由于外来势力的破坏，或被倾覆或引起变革。这就是各种政体发生变革的一般原因。亚里士多德还列举了历史上大量事实，详尽地分析了各种政体发生变革的具体原因。维持各种政体的方法和途径，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禁绝一切违法行为，一切政体都应订立法制并安排它的经济体系，执政者不能假借公职，谋求私利；任何政体都应求得大多数公民的拥护，才能稳定，各种政体的措施不能趋于极端，不要忘记“中庸之道”，应保持各势力的平衡；按照各政体的精神教育人民，使他们的生活符合本政体的要求，这样才能达到长治久安的效果。
亚里士多德拟定了理想城邦的轮廓和教育宗旨及方法。他对于理想城邦的人口、疆域、位置、民族禀性、社会结构，直到邦内中心城市的规划都提出了具体方案。对于城邦的教育，诸如对公民、青年、儿童教育的宗旨、原则、课程和方法都作了详细的规定。
5《物理学》
《物理学》全书共8卷66章，是论述自然及其运动的学说。书中也探讨了许多重要的哲学范畴。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对于“自然”作了两种解释。他指出，事物自身内部，都有一种它之所以运动和静止的根源，这种根源就是自然，因此“自然乃是以它为基本属性的东西之所以被推动或处于静止的一个根源或原因。正是借着它，而不是借着一个附随的属性，该物才有运动和静止”。（《物理学》）这是第一种解释。自然是本身具有一个运动的根源的东西的形状或形式，即自然是一种形式的东西。这是第二种解释。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论证了事物存在和变化的原因。他首先阐明了考察事物原因的重要意义，指出要想了解事物是什么，就必须认识事物的原因。接着他分析了原因的四种涵义：（1）为一件东西所从出、并且又继续存在着的东西；（2）形式或原型，亦即表述出本质的定义，以及它的“种”；（3）变化或停止的最初源泉；（4）在目的这个意义之下的原因，或一件事之所以被产生的“缘由”，例如健康乃是散步的原因。在他看来，后三种原因常常合而为一：因为那个“是什么”和“所追求的那个东西”乃是同一个东西，而运动的最初的源泉与这些东西也是同类的。
接着他阐述了关于事物产生的必然性和目的性的关系问题。他对于必然性作了专门论述，并在强调事物发展的必然性的同时，也看到了在必然性中会出现偶然性的问题。但是他又认为事物必然性受事物的目的所支配。有智力的人的活动是为了一定的目的，人工技艺产品是为了一个目的，自然也是如此。他进一步分析说，事物的目的产生于自然本身，因为自然就意味着两个东西：质料和形式，而后者是一切事物所追求的目的。这就是说事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是它未形成之前就预先安排好的。这是错误的目的论。
在这部著作中，亚里士多德详细地考察了事物的运动及其形式。他指出，只有认识运动的意义，才能了解自然的意义。运动不是存在于事物之外，而是存在于事物之中。运动表现有以下几种形式：在实体方面，是实有和缺乏；在性质方面，是白和黑；在数量方面，是完全和不完全；在位移方面，是向上或向下。他还从潜能和现实的关系上给运动下定义：潜在的东西的实现或完成就是运动。他把运动分为直线运动和圆周运动。所谓直线运动就是上下左右的运动，它是有限的，而圆周运动是无限的，属于天体运动。
关于时间与空间问题，亚里士多德在这部著作中也进行详尽的讨论。他用时间的永恒性来论证运动的无限性。在空间问题上他反对德谟克利特关于虚空的学说，他从时间和空间的连续性批驳芝诺否认运动的四种证明。
6《诗学》
《诗学》全书共26章，是亚里士多德的一部重要的美学著作。
写作这部著作的目的是探讨诗的种类、每一类的特定效果和它的组成部分。诗可分为史诗、悲剧、喜剧、颂神诗、乐曲等，可见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是泛指艺术及各种形式。对这些他用“表象”来说明。表象是一种创造活动，不只在机械式的重现一幅原件，只尽可能忠实的重现，而且“重现”是指模仿。他认为，表象是人类自孩提以来就有的自然本能。人类一开始就比其他动物拥有更强的模仿能力。诗人及艺术家不但能表现外在事物的样子，而且能表现事物之可能的样子。模仿的手段、模仿对象和方式不同，又使它们相互区别开来。由于亚里士多德在这部著作中着重探讨了模仿这一艺术的共同特征，因而模仿成了贯穿全书的基本思想和内容。
亚里士多德之所以如此强调和重视诗的模仿问题，这除了和艺术本身性质有关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批驳柏拉图的美学思想。我们知道，柏拉图从理念论出发，把世界分成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认为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模本”或“影子”，所以现实世界是不真实的；而艺术家模仿现实世界只是“模本的模本”、“影子的影子”，“和真实隔着三层”，因此更加不真实。他攻击荷马史诗，提出了两大“罪状”，其一就是“模仿”，认为模仿给人们的不是真理。与柏拉图相反，亚里士多德极力推崇艺术的模仿，并对模仿在艺术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深刻的阐述。
亚里士多德指出，诗（艺术）的模仿有三种形式：第一种是“按照事物本来的样子去模仿”；第二种是“按照事物为人们所说所想的样子去模仿”；第三种是“按照事物应有的样子去模仿”。在亚里士多德心目中最后一种模仿为最好，他把古希腊著名的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看作是采用这种模仿形式的典型代表，并加以颂扬。在他看来，这种模仿形式不仅不会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会失去真实性，而是相反，会更具有真实性，因为模仿的不是个别事物，而是带有普遍必然性的事物。他为了说明这种艺术模仿的作用，特地把诗人和历史学家作了区分。指出诗人和历史学家的区别不在于诗人用韵文，历史学家用散文，而在于历史学家描述的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是个别的事情”；而诗人描写的却是按照可然律和必然律来描写的那些“可能发生的事情”，它“更具有普遍性”。因此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意味和庄严的东西。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把历史看成只描写个别的偶然事件，看不到历史同样也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这当然是不对的，但他对艺术的模仿的见解的确包含了艺术要揭示事物本质和普遍必然性的深刻思想。
亚里士多德为了论证艺术模仿的必然性，还从心理上找根源。他认为诗（艺术）的模仿的起源有两个原因：首先，模仿是出于人的自然的本能，从小孩时就开始表现出来。人也是通过模仿这种本能开始学习的。人是所有动物中最善于模仿的，因为这一点，使人不同于其他动物；其次，由于每个人都具有爱和谐节奏的天性，因而模仿出来的东西也具有和谐的节奏，它使人产生愉快感。悲剧诗人就是通过模仿从痛苦和恐惧中引出愉快。他从模仿是人的天性的思想出发，提出了所谓诗的本质缺陷和偶然缺陷的问题：诗人从事模仿而又没有模仿的才能，那么他的诗就是本质的缺陷，他不配当诗人；如果诗人在模仿时只是表现有些不恰当的地方，他的诗就是偶然的缺陷。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意见，艺术（诗）的各种形式中，悲剧是最高的形式，它比其他形式（如史诗）有更多的优点。因此在此部著作中特别着重研究了悲剧的模仿问题。
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是一种完整的行为的模仿。所谓完整（整体），就是说有开始、有中间和结尾。它们有因果关系，整体里的每一部分都是紧密联系的，缺少或去掉任何一部分都会毁坏整体性。既然悲剧是一种完整的行动的模仿，必须包括六个因素：剧情、性格、思想、语言、歌曲、形象。这六个因素关系到模仿的手段、模仿的状态以及模仿的对象，从而组成了悲剧的特性。他对每一部分都分别作了详细论述，并特别强调“剧情”这部分，认为这是悲剧的主要部分和灵魂。此外，这部著作对于悲剧中的其他问题也作了有益的探讨，如提出诗人在写悲剧的时候，应尽可能地把自己放到观众的地位上，这样就能够把事物看得更清楚。
以上是几部主要著作的简要介绍，在论述各门学科的思想时，我们还将进一步叙述这些著作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