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延清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敦煌研究院）
一、占领敦煌期间吐蕃王朝的兴佛举措
（一）吐蕃本土的兴佛举措
唐建中二年（781），吐蕃以“勿徙它境”为条件，占领敦煌。自此，敦煌进入吐蕃管辖时期。842年，吐蕃末代赞普朗达玛被佛教徒贝吉多杰（1ha lung dpal gyi rdo rje）刺杀后，吐蕃奴隶主集团围绕他的养子永丹和遗腹子斡松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位之战；国势江河日下，不久即陷于分崩离析的分裂局面。吐蕃疆域内的地方势力趁机割据称雄，争战不断。敦煌望族出身的张议潮，于大中二年（848），乘吐蕃内讧，发动军事政变，收复敦煌。
吐蕃占领敦煌的近70年时间里，在吐蕃国内，佛教正处于发展兴旺阶段。占领敦煌初期的吐蕃赞普是曾“徙帐南山”、亲自指挥攻打沙州的赤松德赞（khri srong lde btsan，娑悉笼腊赞，755～797年）。该赞普的兴佛重点是广建寺宇，大量剃度僧人，开设译场，翻译佛经。在他执政期间，于779年建成藏族历史上第一座寺院——桑耶寺。桑耶寺建成不久，就有七名吐蕃贵族子弟出家为僧，藏文典籍中称这七人为“七觉士”；“七觉士”的出家标志着藏族有了第一批僧人。为了更好地奉行佛法，赤松德赞对法律也进行了调整，取消了挖眼、割鼻等刑罚，并树立了兴佛盟誓碑。碑文曰：
逻些及札玛之诸神殿，建立三宝所依处，奉行缘觉之教法。此事无论何时均不离弃；所供养之资具，均不得减少，不得匮乏。自今而后每代子孙均需按照赞普父子所做这盟誓发愿。其咒誓书词，不得弃置，不得变更。祈请一切诸天、神祗、非人，同来作证。赞普父子与小邦王子，诸论臣工，与盟早誓。此诏敕盟书之详细节目文字正本，存之于别室。碑文反映出吐蕃王朝对兴佛的坚定决心。
赤松德赞还曾亲临辩论现场，主持以汉僧摩诃衍为代表的顿悟派和以梵僧寂护、莲花戒为代表的渐悟派之间的顿渐之争。他执政期间，延请梵僧主持译经事业，并将所译经典编成目录，即著名的《旁塘目录》（phang thang dkar chag）、《秦浦目录》（mchims phu dkar chag）和《丹噶目录》（ldan dkar dkar chag）。
执政后的赤祖德赞赞普（hkri gtsug lde btsan，约815～838年在位）对僧人的恭敬供养也到了极端的程度。藏语中称他为“热巴坚”（ml pa can），意为“长发人”。他曾在头发上系上两条长丝巾，丝巾下端敷于僧座，令诸僧坐于其上，因此得名热巴坚。到赤祖德赞时期，佛经翻译已告一段落，下一步便是在吐蕃所辖疆域内广泛传抄佛经，赤祖德赞亲自发愿，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大规模的写经事业。
（二）吐蕃在敦煌的兴佛措施
吐蕃国内极度崇兴佛教的政策自然会在其统治下的敦煌付诸实施，而吐蕃在敦煌把兴佛的重点放在兴建寺院、发展僧侣上。吐蕃占领敦煌后的首任行政长官尚起律心儿（zang khri sum rje）带头兴建佛寺，“卜宅敦煌古郡，州城内建圣光寺一所”。吐蕃前后在敦煌创建5座大寺院，使敦煌寺院数目达到16所；僧尼人数从占领初期的310人增加到归义军初期的1000人左右。
吐蕃沙州军镇忠实地执行了赞普的抄经令，写经事业在敦煌迅速兴起，蓬勃发展。当时每所寺院都设有抄写经书的“经坊”，是根据赞普之命成立的官营事业。经坊人数不等，有的寺院仅数人，有的十几人，多者达数十人。这些僧俗写经生终日忙碌，遵照赞普之命，《无量寿宗要经》在敦煌写了数千部，一部600卷的《大般若经》也写了数部。除了承担由王命而致的写经义务外，写经生们还要为敦煌和其它地区的佛教寺院抄写经卷。这些经卷分汉文和吐蕃文两种。可观的写经收入是十多座寺院和数目庞大的僧侣队伍的生活来源之一。
二、法成对敦煌佛教事业的贡献
（一）法成身世
受兴佛浪潮的推动，吐蕃僧人法成抱着求学传法的宗教热情来到沙州。关于法成的身世，在法藏文书P．4660—25《吴和尚（法成）邈真赞》中略有反映，现录文如下：
大唐沙州译经三藏大德吴和尚邈真赞
军事判官将仕郎守监察御史上柱国张球撰
大哉辩士，为国鼎师。了达玄妙，峭然天机。博览犹一，定四威仪。就（鹫）峰秘密，阐于今时。西天轨则，师谓深知。八万既晓，三藏内持。桧叶教化，传译汉书。孰能可测，人皆仰归。圣神赞普，虔奉真如。诏临和尚，愿为国师。黄金百溢，驷使亲驰。空王志（至）理，浩然卓奇。自通唐化，薦福明时。司空奉国，固请我师。愿谈维（唯）识，助化旌麾。星霜不换，已至无依。奈何捐世，而弃厌离。
法学弟子恒安题。
真正使法成远离故土奔赴沙州的外部因素有两种可能性，其一是受赞普之命，其二是沙州吐蕃军镇长官的邀请。目前由于史料缺乏，很难做出定论。相比之下，当时沙州的佛教历史要比吐蕃本土长得多，有广泛的信教群众基础和浓厚的宗教文化氛围；这块土地深深地吸引了法成，使他把人生最美好的时光留在了敦煌，献给了敦煌的佛教事业。
吐蕃统治河西结束后，一则由于没有了吐蕃政权对河西佛教的强力支持，二则眼看着自己的祖国一天天支离破碎，出于民族感情和叶落归根的想法，他想回到阔别的故乡，安度晚年；但被曾是他的学生、时任归义军节度使的张议潮真心挽留：“司空（张议潮）奉国，固请我师。愿谈唯识，助化旌麾。”回到沙州后，法成居开元寺译经，约于860年圆寂。
（二）驻锡永康寺
法成来到沙州后，驻锡永康寺，弘法译经。永康寺寺名，仅见于吐蕃占领敦煌时期的文献：P．2794《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S．6829《悉董萨部落百姓张和子便麦种契》、P．2404《太玄真一本际经卷第三》、P．2727《永康龙兴报恩三寺缺经目》、P．2284《大乘稻芊经随听手镜记》、P．3164《亲情社转帖》、P．3666《书牒》等。其中的P．2794《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首行字为“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集”；尾题为：“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一卷，癸丑年八月下旬九日，于沙州永康寺集毕记。”癸丑年是833年，该经系法成于833年撰成于沙州永康寺。
（三）佛经翻译
法成通晓藏、汉、梵文，据上山大峻考证，法成有藏译著作20部，本人著述2部，汉译著作3部，并且有《瑜伽师地论》讲义记录。现录三段藏译著述尾题加以说明：
1 卷号为P．349—3—4的吐蕃文《圣解深密经疏》的尾题为：vphags pa dgongs pa zab nlo nyes par vgrel pvi mdo rgya cher agrel pa rgyvi slob dpon wen chig gis mdzad pa rdzogs so／dpal lha btsan povi bkv lung gis／zhu chen gyi lo tsa ba dge slong agos chos grub kyis rgyvi dpe ls bsgyur cing zhus te gtan la phab pat——汉人教授文切所作《圣解深密经疏》终了，奉神圣赞普之命，大校阅师，翻译家比丘管·法成根据汉文经籍翻译、校阅并审定。
2 卷号为Peking ed．，No．374的吐蕃文《圣十一面神咒心经》的尾题为：zhu chen gyi lo tsa ba bcom ldan ads kyi ring lugs pa ban de chos grub kyis rgyvi dpe ls bsgyur eing zhus te gtan la phab pa——大校阅和尚·翻译师·释门·都僧统·沙门法成根据汉籍翻译、校正并审定。
3 卷号为S．曲．vol．24，fol．72b的《圣锡杖经》尾题为：khar sil gyi mdo dang／eho ga vdi zhu ehen gyi lo tsa ba ban de chos grub kyis rgyvi dpe ls bsgyur eing zhus te／gtan la phsb pa——锡杖经及其执持规则由大校阅翻译师·沙门法成根据汉籍翻译、校正并审定。
从录文看出，法成的佛经翻译是受命于吐蕃赞普，这跟P．4660—25《吴和尚邈真赞》中“圣神赞普，……诏临和尚”相符，从而加大了上文中提到的受命于赞普离别故土远赴敦煌的可能性。
（四）佛经校阅
从他所译经卷尾题看，他不仅翻译佛经，而且参加所抄经卷的校阅工作。但仅仅凭校阅自己的翻译经卷，而称为“大校阅师”，似乎还少点理由。而我们在做敦煌藏文写经题记登录工作中发现了大量的法成的校经记录，跟以上录文中的理由加在一起，使法成作为“大校阅师”的身份名副其实。现摘录两段，以资说明：
1 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制登录卡卡号为00061的《十万般若颂》尾题为：cang stag rma bris／ci sun zhus／byang cub yang zhus／chos grub sum zhus——张悉诺玛抄，吉僧校，羌曲二校却珠（法成）三校
2 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研究院敦煌文献研究所制登录卡卡号为00855《十万般若颂》第二卷第三品的尾题为：ci sun zhus lags／kim kang ro dang zhus pha chos grub phyung ngo——吉僧校验，金刚报废，一校却珠（法成）检出。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调查的经卷尾题中，只有法成校经的记录，还没有发现他抄经题记。这正好符合实际，因为抄经是一项费时费力的工作，略通吐蕃文的人就可以胜任。而对所抄经卷的校阅工作，是保证抄经质量最关键的一环，需要深厚的文字功底，只有那些熟练掌握吐蕃文的人方能胜任。当时在敦煌，精通吐蕃文的人才奇缺，作为大校阅师的法成做这项工作再合适不过了。这在录文2中体现得更加具体：抄经生金刚在抄写的经文中出现错误——这种错误往往是缺行、缺字或纸张破损等——这一错误被法成在校阅过程中发现，并作为废页处理。而核实这一过程的具体操作人员就是吉僧。
（五）佛经宣讲
从现有资料看，吐蕃时期法成的主要工作是以吐蕃文为工具进行佛经的翻译和校阅。归义军时期，他的工作则是以汉文为工具，弘法讲经。归义军初期，代表敦煌佛教水平的是法成的教学活动。他宣讲的主要经论是《瑜伽师地论》，亦称《十七地论》，传说由古印度弥勒口述，无著记录，唐玄奘译，全书计100卷，当时在汉、藏、回鹘人中有相当广泛的流播。法成于855～858年间于沙州开元寺对此经进行系统讲解，由其弟子予以记录，内容非常丰富，对研究法成和唐代吐蕃佛教有一定的参考意义。此经现存写本甚多，内容涉及该经第七、十三、十五、廿一、廿二、廿三、廿八、三十一、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九、四十一、四十三、四十八、五十二、五十三卷。纠在张淮深统治时期（867～890），这种讲经事业由法成的弟子继续下来，其中有名的有法镜与法海。
（六）僧俗弟子
法成在敦煌有很多僧俗弟子，其中僧人弟子有法镜、法海、谈迅、洪真、恒安、明照、一真等。北图新876《敦煌某寺经目》开头一段话是：“咸通六年正月三日，奉处分吴和尚经论，令都僧政法镜点检。所是灵图寺藏论及文疏，令却归本藏，诸杂蕃汉经论抄录以为籍帐者……”咸通六年（865），由法成的弟子、都僧政法镜检点法成和尚亡故后所遗留的经律，表明了法镜在法成众门人中的首要位置，也证明曹姓都僧政法镜是法成佛学的传人。法成的俗人弟子中有名的便是张议潮。跟其父亲一样，张议潮从寺学起步，后来走上仕途。由于受到当时大环境的影响和父亲的熏陶，张议潮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与佛教有着割不断的密切联系。P．3620《无名歌》末题：“未年三月廿五日学生张议潮写”，未年指乙未年，即815年，那年张议潮刚好16岁，在寺学读书。北图夜字59号《无量寿宗要经》、S．5835《大乘稻芊经释》等都是他亲自抄写的佛经写本，前者署名为“张议潮写本”，后者题为“清信佛弟子张议潮书”。上山大峻在其《敦煌佛教の研究》一书中经考证认为S．5835《大乘稻芊经释》实为法成所集《大乘稻芊经随听疏》的摘抄本，结合上山大峻的考证，荣新江先生认为张议潮“曾跟从高僧法成学习”。副张议潮用吐蕃文熟练抄写《无量寿经》和《十万般若颂》的记录有力地支持了他曾跟随法成学习吐蕃文这一事实。甘肃省敦煌市博物馆藏编号为0132．10～132的《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甘肃省敦煌市博物馆藏、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制登录卡卡号为00837的《十万般若颂》，甘肃省图书馆藏、敦煌研究院文献研究所制登录卡卡号为00111的《十万般若颂》第三卷第十一品等经卷的尾题中均有张议潮的吐蕃文签名。
为了他热爱的事业，法成不远万里，来到敦煌，把毕生心血献给了敦煌的佛教事业。由于艰险的交通条件和民族、语言等隔阂，吐蕃本土了解法成业绩的人并不很多，历史记载中也缺乏关于他的事绩。这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吐蕃王朝崩溃后吐蕃势力退出河西，吐蕃本土陷于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跟敦煌来往的断绝造成的。但法成对我国古代敦煌佛教事业的贡献将永载史册，他不愧是藏汉文化的使者，更无愧于校阅大师、翻译家的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