婆罗迷文是公元前6世纪左右产生于印度的一种结构比较复杂的音节文字，因地域和时代的不同，婆罗迷文形成了多种变体，其中的西部变体在中亚及我国西域地区影响极大，直接促成了焉耆——龟兹文和于阗文的形成。前者被称为“中亚斜体”或北突厥斯坦体，后者则被命名为“中亚直体”或南突厥斯坦体。当9世纪中叶回鹘迁徙到这里后，也从焉耆、龟兹人那里接受了婆罗迷文之中亚斜体，同时增加了几个新字母，用以拼写自己的语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来，在吐鲁番的胜金口、高昌故城、木头沟、交河故城等地先后发现了不少与婆罗迷文有关的回鹘语文献。据甄别，可大致确定的这类文献有79件左右。其中，57件是梵一回鹘双语文献，14件文献用婆罗迷文回鹘语书写，7件是以婆罗迷文作注的回鹘语文献，另有1件回鹘语文献中夹杂着梵语词汇。此外，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尤其是第20窟的说法图和供养像中，我们常可看到婆罗迷文题名或发愿文。
梵语借词也大量地出现于回鹘语言之中，而且对回鹘语言的语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有时候则利用古回鹘书面语中原有的词汇，按照维吾尔语的构词规律创造新词，如以adgu qilin c表示“功德”，以oul yiq表示“因缘”，以buyan awirmak表示“回向文”，以ulur kuluru表示“大乘”，以ati kotrulmi s表示“世尊”，以u c arilik nom itigir表示“三藏”；还有的是在旧词上赋予其新的含义，如ayru ci原意为“谋”，在赋予新义后则变成了“佛教布施的发言人”，nom原为粟特语借词，意为“教义”，而nomlur orvn则有着“菩提道场”之意。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回鹘文佛典中还有一些译自梵文的经典，不过其译成的时代都不早。有两份回鹘文经典的题记称他们是从梵文译过来的，译成于蒙古统治时期。第一件为哈蔡所发表的木版印刷品残片，其中有《佛说决定毗尼经》的部分译文，题记称其为生活于14世纪的必兰纳识里所译。伦敦大英图书馆藏敦煌写本Or．8212～121（旧编号为Ch．00288），存文字39行，字体工整，但残损严重。从现存内容看，可能系净土三部经之一《佛说无量寿经》之摘译本，内容与《大正藏》第12册第265页中的一节内容近似。译者不详，属9～11世纪之遗物。属于该经的回鹘文写本在柏林亦有收藏。1980年，吐鲁番柏孜克里克石窟出土有该经之回鹘文木刻本，内夹写有不少梵文，说明该经也有可能译自梵文。
三、印度民间文学在回鹘中的传译
在我国古代，有大量的印度典籍被译为汉语，但除了几部与民生有关的医学、天文学、数学著作外，其余差不多都是清一色的佛典，对于外道的著作，中印两国的佛教僧徒都是不大译的，连名扬世界的印度两大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都没有译过来，《五卷书》当然也未人翻译之列。有幸的是，倒是国内的几个少数民族却翻译了《五卷书》和《罗摩衍那》。今存柏林的回鹘文《五卷书》、《罗摩衍那》写本即为其中之遗珍。
《五卷书》，梵文作Pancatantra，是印度古代最著名、流传最广的寓言与童话故事集。现知的回鹘文《五卷书》写本残片计有9件，均出自吐鲁番盆地，编号分别为U 182（TⅡD 63）、U 231（TⅡK x 11）、U 1057（TⅡS 32a，NL．12）、U 1796（T Ⅱ S 89 K1）、U1802（T Ⅱ S 89 K2）、Mainz 86（T Ⅱ Y 60e）、Mainz 238（T Ⅰa）、Mainz 657（T Ⅲ M 84—44）、MIK Ⅲ 6324（TⅡY 31），共计272行。其中以MailIz 657（TⅢ M 84—44）篇幅最大，保存也最为完好，兹译录其部分内容如下：
那只雌狐狸……从雄狮那里……尽力想出办法……走向牛棚……它皱着眉头，并……当公牛看到他一脸愁容时，［说道］：“喂！你这个可恶的家伙，为何愁眉苦脸，面带愠色地坐在那里呢？”雌狐答曰：“因为我为你的生命而担忧；［而且］我的生命也难免要受牵连。”公牛说：“究竟是何事啊？请讲清楚！”雌狐说：“别再打听这件事情了！一言难尽。”公牛愈发疑惑，急切地问：“到底出了什么事？何必这样吞吞吐吐？讲清楚点！”雌狐脑袋一转，计上心来，言道：“刚才你的兄长狮子来了，说了你的不少坏话，言称公牛膘肥体壮，［将来可杀掉美餐一顿］……公牛闻听此言，说道：“你这个狂妄的、可恶的家伙！你这番谎言我根本不信。为何？我保护兄长狮子之心，高于我的生命。他也从来不做有损我的事情，不可能有杀我之心……这只不过是你不怀好意的说法。”……雌狐说道：“公牛……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那么明天你就自己瞧吧！明天早上，你的兄长狮子从巢穴中出来时会在那里对天长啸。这时你要记住我的话！如果你在此之前不做些准备，那么它肯定在你动手之前就会杀死你。”狮子要袭击你时，会做出如下姿态：它从巢穴中早早走出，然后会发出和往常不一样的吼声，响若雷鸣。［翌日］，狮子一走出巢穴，果然仰天长啸。当公牛听见吼声时，感到非常恐惧，自忖道：“他看来是真的要杀死我了。”于是，公牛也声嘶力竭地大吼一声。用尖角搅起浮土，并用蹄子跺地，踩踏泥土。狮子看到这一些。心中想到：“哎呀，果不其然，这头公牛确有谋害我之野心”……读完这段文字，我们不由地就会联想到印度民间故事《五卷书》第1卷的内容——朋友的决裂》。很显然，这只是故事的后半部。
吾人固知，《五卷书》是一部诗文并用，有故事，有教训，用大故事贯串小故事的方式组织编排的。仅第1卷就包括22个小故事，由一个大故事贯串着。大故事讲一公牛随主人外出，不幸陷于泥沼，被主人抛弃。他出来后，与狮子交了朋友。狮子的部下两头豺狼被疏远了。他们定计，挑拨狮牛互相猜忌，让狮子杀死了公牛，豺狼又作了大臣。两个豺狼在定计过程中，彼此讨论，引用了许多小故事以为例证，故事中夹杂着许多教人世故的格言诗。回鹘文写本中的这段文字，反映的就是豺狼挑拨二者关系，最后狮子杀死公牛的情节。前半部虽已残损，但依据《五卷书》之梵文原文，我们可以推定出来。这样，回鹘文本的完整故事情节应是这样的：公牛与狮子交友，疏远了雌狐狸，引起嫉恨。为铲除公牛，雌狐狸在狮子面前进谗言，称公牛有杀死狮子的图谋。狮子不信，雌狐狸诡称，公牛造反的信号是：遇见狮子时，会“声嘶力竭地大吼一声。用尖角搅起浮土，并用蹄子跺地，踩踏泥土。”然后去见公牛，称狮子要吃它，公牛不信，雌狐狸说，狮子要进攻你时，“会做出如下姿态：它从巢穴中早早走出，然后会发出和往常不一样的吼声，响若雷鸣。”翌日，公牛去见狮子时，见“狮子一走出巢穴，果然仰天长啸”，遂断定狮子要进攻自己，于是向其发起进攻，动作恰如雌狐狸所描写的那样。狮子由是断定公牛真的是反了，一怒之下，将公牛杀死。雌狐狸得以官复原位。
回鹘文本与梵文本之故事情节基本一致，但就其具体内容进行比较，则不难看出，二者之间存在的差异还是相当大的。首先，故事的主角，在梵文本中是两个豺狼，回鹘文本却将之简化为一个雌狐狸；其次，二豺狼在定计过程中引出的22个小故事，在回鹘文本中无一存留；再次，梵文原本中的诗歌，在回鹘文本中也全然不见了。何以出现如此巨大的差异？回鹘文本是不是另有所依呢？带着这一问题，笔者重新审视了750年左右由阿拉伯文人伊本·阿里·穆加发根据《五卷书》改编的《卡里来和笛木乃》。因为在现存的《五卷书》诸本中，时代早于回鹘文本者，除了梵本外，即应推阿拉伯文本了。
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回鹘文与阿拉伯文本的距离要比梵文本接近的多。举例说，梵文原本的主角是两个豺狼迦罗叱迦和达摩那伽，阿拉伯文本将之换成两只狐狸，其名音变为卡里来和笛木乃，回鹘文本则进一步简化为一只狐狸；梵文原本中的诗歌，在阿拉伯文本中已被悉数删除，回鹘文本亦然；梵文原本中的22个小故事，在阿拉伯文本中已被简化为13个，而且故事情节的安排，显得也比原来的梵本要简洁明快多了。回鹘文显然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干脆全部省略了。这一现象表明，回鹘文本的译者在翻译时，应同时参考了梵文本与阿拉伯文本，但在情节安排上，主要以阿拉伯文本为主。这是因为，阿拉伯文本经过伊本·阿里·穆加发的改编，情节要比梵文本紧凑、简洁得多，更容易为读者所接受。
现知的回鹘文《罗摩衍那》写本有2件，其中内容较完整者见于Mainz 734b（TⅡY 47）。现存写本l叶，文字34行，简洁地概述了印度传说中的罗摩故事，并以之宣扬佛教内容。综观整个回鹘文写卷，大致可划分为下列几个层次：
A对原先的罗摩故事进行总结。
1）十头魔王劫走了罗摩所钟爱的妻子悉多；
2）罗摩率领由猴子与熊罴组成的大军，出征营救悉多；
3）为了跨越浩瀚的海洋，罗摩下令建造长桥；
4）圣猴哈奴曼使用计谋，纵火焚毁了楞伽城；
5）罗摩以其英勇的气魄杀死了十头魔王，夺回悉多。
B对罗摩的英雄行为，神人同感欣悦。
C过去的智者为了新年而制定了下列的法令：佛教信徒应对僧人进行施舍，僧人应给信众以精神享受。
D 阐述新年何以被称为ram的理由。
《罗摩衍那》在印度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新疆及敦煌等地亦有比较广泛的传播，除了梵文本之外，还有于阗、吐蕃及吐火罗等多种语文的写卷。
那么，回鹘文本依据的是哪一种文字的底本呢？由于回鹘文写本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只不过是一个简略的概要，故难以确定其真正来源。但从回鹘文写本中的一些用词看，似乎应溯源于吐火罗文。首先，第3行中出现的siza（悉多），在梵文本中写作Sita，而吐火罗文则作Sisa，于阗文作Siysa（y8替代z）。显然，其发音与吐火罗文、于阗文写法接近而与梵文相距较远。再如第12行中的nantasuntu（那罗桥），其中的nanta（那罗）为该桥的建造者。此人在梵文本中写作Nala，但在于阗语文献却转化为Nanda。显然，回鹘文的书写形式来源于此。考虑到这些因素，笔者认为，回鹘文本《罗摩衍那》至少应是参考了于阗文本或吐火罗文本的。值得予以说明的是，回鹘文本将罗摩所渡海峡描述为“八万里深，三万二千里宽”，不知出自何典。吐蕃、于阗、吐火罗文本均不及此，梵文本称那罗桥宽为10由旬，长为100由旬。“由旬”为度量单位，其长度各说不一，比较流行的说法是：1由旬相当于40、30或16里。照每由旬40里计算，海峡长度应为4000里，远不及回鹘文本之载。除此之外，回鹘文本其余内容都与于阗文本最为接近。
综观上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9至13世纪间，印度与回鹘之间曾有过密切的历史文化联系，印度文化在回鹘中得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传播，对回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