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并成 解梅
（西北师范大学）（兰州理工大学）
古夏州城（今陕西省靖边县白城子），我国历史上的名城雄镇，今天虽然早已深陷沙海之中，但在历史上曾几何时红尘走马，华饰轺传，在沟通关中与漠北、西北与华北的交通方面，发挥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位处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古丝绸路上的襟喉枢纽。夏州与敦煌虽然遥距数千里，但从卷帙浩博的敦煌遗书中看，唐五代宋初两地间的交通和文化交流颇为频繁，很值得研究。
考之夏州一地，雄踞陕北黄土高原与内蒙古草原之间，向南经延安、黄陵、铜川等地可径达关中平原，向北穿过鄂尔多斯高原可抵河套、漠北，向东越过黄河可至唐代北都太原乃至华北平原，向西经灵州（今宁夏灵武市西南）跨过黄河又可通往河西走廊，以达西域。夏州之地实处于我国北方东西、南北交通的十字路口，又为关中之屏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夏州与敦煌间交通交往的有关记载在敦煌遗书中屡屡可见。
唐代安史之乱后，吐蕃乘虚攻占河陇以至安西四镇的大片土地。逮及宣宗大中二年（848），敦煌豪族张议潮率领民众起义，首先收复沙（敦煌）、瓜（今甘肃安西县锁阳城）二州，“遂差押牙高进达等，驰表函入长安城，已（以）献天子。”当时河西走廊中东部地区尚未光复，因而高进达等人只能向北绕道，经天德军城，转而南下，经夏州而至长安。《资治通鉴》卷249大中五年（851）二月条：“天德军奏，摄沙州刺史张义（议）潮遣使来降。”《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记载张议潮遣使人长安时云：“东北走天德城，因防御使李丕请命于朝。”天德军城的位置，王北辰先生考得在今河套东部乌梁素海东南岸水下。《元和郡县图志》卷4新宥州条：“顷年每有回鹘消息，常须经太原取驿路至阙下，及奏报到，已失事宜。今自新宥州北至天德，置新馆十一所，从天德取夏州乘传奏事，四日余便至京师。”夏州至京师远达千里余，乘传奏事只需4天多，可见其地南通长安的道路十分快捷，北至天德军亦很便利。
大中三年（849），张议潮又相继收复甘（张掖）、肃（酒泉）二州。据敦煌文书P．3720《录大中五年至咸通十年赐僧洪辩及悟真告身及长安名僧赠悟真诗》，大中五年（851）五月沙州都法律洪辩遣弟子悟真入朝，唐宣宗遂以洪辩为河西都僧统，悟真为都法师。又于该年七月张议潮委派其兄张议潭奉天宝陇右道十一州图经户籍入京，进献朝廷。《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陇右道沙州条：“大中五年七月，刺史张议潮遣兄议潭将天宝陇右图经、户籍来献，举州归顺。”当时凉州尚未收复，由凉州东去的道路仍未开通，故悟真和议潭所走仍应是绕经天德军的老路。同年十一月，唐朝于沙州设立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
考之当时高进达等经由天德军、夏州前往长安的道路，很可能是绕经古居延绿洲而往，因敦煌与夏州间受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的阻隔，舍古居延绿洲外其他地段均难以通行。其具体走向应是由沙州东经瓜州，然后取向东北经合河镇等地至黑河下游之宁寇军（古居延地区），再折而向东绕过巴丹吉林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北缘，至河套平原东部天德军，然后南抵夏州以达长安。《新唐书·地理志》瓜州晋昌县条：“东北有合河镇，又百二十里有百帐守捉，又东百五十里有豹文山守捉，又七里至宁寇军，与甘州路合。”唐晋昌县为瓜州治，笔者考得其遗址为今甘肃安西县桥子乡南8公里的锁阳城；合河镇又名合河戍，位于今安西县城东约75公里、锁阳城东北72公里许的肖家地古城；宁寇军则为今位于黑河下游古居延绿洲、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政府东南19公里处的马圈古城。这些地点均为该条道路上的重要中继站。
该条道路的走向，实际与后来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王延德遣使高昌（今吐鲁番）所走的道路大体上是一致的。王延德的行程见于《宋史》卷490《高昌传》与《文献通考》卷336《四裔考》等史籍。延德“初自夏州，历玉亭镇，次历黄羊平，……”，又经合罗川（黑河）、马鬃山等地，而达高昌。王北辰、长泽和俊等先生对其所走路线均有考证，不赘。
敦煌非汉文文书特别是俄人钢和泰藏卷和部分于阗文文书中，亦有关于夏州（朔方）道路方面的一些珍贵记载，而且敦煌文书中还保存了许多涉及灵州、夏州一带的有关书仪、文范、表本、游记等，亦可觇见唐至宋初敦煌与夏州一带交往频繁的史实。
钢和泰所藏敦煌于阗塞语文书，黄盛璋先生对其曾有细致的研究。该文书写于五代后唐同光三年（925），内容皆为于阗王遣使沙州、河西等地使臣沿途的所闻所记，真实地反映了灵、夏一带西通河西、于阗道上有关民族、宗教、地理等方面的情况。文书共73行，内容分四部分。其中第二部分10～16行记载了自于阗往东所经历的城镇，如楼兰、寿昌、沙州、常乐、悬泉、瓜州、新城、玉门、肃州、甘州等，而最后到达朔方（Sabra）。英国学者贝利（H．W．Bailey）考得此朔方位于鄂尔多斯，即朔方郡（夏州），朔方县为其治所；黄盛璋先生则认为应为朔方军节度使驻所，即灵州。笔者倾向于贝利的看法。
于阗文文书P．2741，为于阗使臣向其王廷的奏稿，约写于唐光启二年（886），其中提到中国使臣宋尚书住于朔方。于围文Ch．00296《七王子奏稿》记，诸王子经过甘州“要到朔方将无礼物或信献给中国皇帝”，并记有朔方王子（Hva pa—kyau）。黄盛璋认为从其名字上看属汉藏语系而不属阿尔泰语系，其族属应为党项族。于阗文P．2958v亦几次提及朔方（Sahvam）。上述这些朔方既可能指灵州，亦可能指夏州。无论其确指何地，当时灵、夏一带在沟通河西、西域与关中等地交通上的重要性确乎非同一般。
上述于阗文书中均记载使臣们由甘州而达朔方，这里人们不禁产生疑问，由甘州往东理应途经河西东部重镇凉州，凉州早在咸通二年（861）就被张议潮收复（参见《新唐书》卷9、卷216下、《资治通鉴》卷150等），且凉州的地位较之甘、肃等州更为重要，而文书中为何偏偏只字不提凉州？属漏载吗？这又似乎解释不通。笔者认为欲解决这一问题还得从晚唐五代凉州一带的政治、军事形势来考察。当时这里虽为归义军收复，并且唐朝还曾一度于此地设过凉州节度，然而由于其距归义军腹心地区瓜、沙较远，归义军政权对其往往鞭长莫及，难于控驭。唐王朝当时亦盛筵难再，西顾乏力。因而凉州遂演变成了蕃、浑、嗢末等民族、部族活动与角逐的场所，通过凉州道路的安全也因之难以保证。
S．6342＋Дх．5474v《张议潮进表》：“咸通二年（861）收凉州，今不知却废，又杂蕃、浑。近传嗢末隔勒往来，累询北人，皆云不谬。伏以凉州是国家边界，咀末百姓本是河西陇右陷没子将，国家弃置不收，变成部落，昨方解辨（辫），只得抚柔。岂可摈狐兔稻梁使为豺狼荆棘。若国家以边陲路远，馈运不充，比于赘疣。置之度外，彼或国冲，其弃掷与犷俗连耕，相率状（吠）尧，犯关为寇，国家又须诛剪，不可任彼来侵。若征举兵戈，还扰州县。”正是由于嗢末等在凉州一带“隔勒往来”，长期骚扰不断，人们畏惧于此，因而途经的行客们，尤其是携带大量货物的商旅每每要避开凉州而绕道来往于甘州与灵、夏间。由此我们可得出一个结论，历史上每当河西走廊东部地区动乱不靖时，河西、西域与关中地区的交通道路往往由途经夏州、灵州一带的路线所取代，夏、灵地区的交通地位更形凸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