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简论李準《黄河东流去》
著名作家李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上、下）荣获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并名列榜首。这部五十四万余字的长篇小说佳作，创作时间前后共历六载，而且是在作者认真总结了电影《大河奔流》的经验教训和对四十多年前黄泛区的大劫难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后进行的，因此可以说是动用了李準所有的生活积累，是一部呕心沥血之作。正因为如此，它达到了新时期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较髙的思想艺术高度，为长篇小说创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些可贵的艺术经验。
一、寻“根”一民族精神的深入开掘
公元1938年初夏，溃退南逃的国民党军队扒开了黄河花园口的大提，妄图“以水代兵”阻挡南进的日本侵略军；结果日军未能堵住，无情的黄河却淹没了豫、苏、皖三省四十四县，造成历史上空前的劫难。《黄河东流去》就是以这一大劫难为背景，从黄泛区赤扬岗七户农民逃难的经历为线索，描绘了一幅新的“流民图”，撰写了一部新的“难民史”，展示了黄泛区人民从1938年挥泪告别家乡自东而西逃难，至1948年黄泛区人民解放时难民纷纷重返家园这十年中的苦难历程和可歌可泣的斗争。小说中，既用浓墨涂抹了诸如黄水的破堤淹没良田、村庄的“黄水劫”，难民们在寻母口“闹盐行”、在葫芦湾抢船，新四军游击队在黄泛区坚持斗争等惊心动魄的斗争场面，而且用血泪交加、情理相融的笔墨描绘了难民们悲欢离合，抒发了他们的爱情、乡情和友情，表现了他们“对生的信念，对活的欲望，艰苦卓绝的吃苦精神，团结互助的团聚力量”。诸如春义与凤英的“水上婚礼”，蓝五与雪梅的“唢呐情话”及其悲惨的结局，洛阳城外难民们在苦难中挣扎和相潘以沫，西安街头梁晴与嫌娥的姑嫂情义，等等，都十分动人，耐人寻味；至于像“王跑的驴子”、“石头梦”、“陈柱子的哲学”、海四圈的“桃花运”、“中将梦”等章节，则用一种戏谑笔调写农民的机智和悲喜交错的命运，别有一番值得仔细品评的滋味。总之，《黄河东流去》的作者用多种笔墨描写这场空前的大劫难，大迁徒，其悲处催人泪下，其动情处促人拍案，其喜处又使人忍俊不禁，但更多的地方却是发人深思，思考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明的伟大民族的力量和沉重的因袭的包袱。
李準说过，他写这场历史上的黄泛区人民的大劫难，“当然不是为那个惨绝人寰的事件进行控诉，也不是为哪个失掉生命的农民们唱挽歌。我只想把中国农民的伦理道德和精神，重新放在历史的天平上再称量一下。”也就是说，他在这部小说中所着力开掘的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他力图以表现黄泛区的农民的“家庭、伦理、道德、智慧和创造力”，来表现“我们古老祖国的生命活力”和“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同时，他又注意表现黄泛区难民大批流人城市之后，他们的伦理观，道德观以及他们的家庭、人和人的关系所发生的深刻变化，注意在描写他们优秀品德的同时，“也描写了他们的因袭负担，描写了那些落后和愚昧的封建意识”。如果说近年来文学上出现了寻根热，那么，《黄河东流去》则是寻根的开路之作，它既注意寻优根一开掘那些在黄泛区难民身上表现出来的优秀品德，从而表现“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同时又注意寻劣根，表现那些因袭的封建意识的重担，并用当代意识重新加以认识和评判。这样的寻根，就比较全面，比较客观，既能振奋我们民族精神，又能卸掉我们民族的因袭重担，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轻装奋发地前进。我以为，只有认识到这个较深的思想层次，才能寘正认识《黄河东流去》的价值，才能真正有目的地进行文学上的寻根。那么，《黄河东流去》在开掘民族精神上有些什么表现呢？它所表现的民族精神的积极面一优根，我们这个伟大古老的民族赖以生存和延续的精神支柱，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勤劳勇敢、坚韧不拔的斗争精神。这在黄泛区难民身上表现得最为集中。当黄水淹没赤扬岗的时候，在那村外的小土岗上，在受难的乡亲们暂时栖息的“诺亚方舟”上，春义和凤英照样举行婚礼，这“水上婚礼”简朴而庄重，集中地体现了刚遭到大劫难的赤扬岗农民“对生的信念，对活的欲望”和对美的追求。这是很能体现我们民族精神的。后来，李麦、徐秋斋等带领赤扬岗的乡亲逃难，在寻母口和葫芦湾的斗争中，在被冲散后分头到洛阳和西安的逃难过程中，都处处体现出这种精神。其二，团结互助，相濡以沫的乡情和友情，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一种民族聚合力。从背井离乡外出逃难到重返家园开创生活，赤扬岗乡亲经历十年艰苦的逃难生活，在这十年中，无论是在寻母口的巧妙斗争，还是在洛阳、西安的相互救助，抑或是在洛阳开饭馆的陈柱子热情接待流落到那里的春义凤英夫妇，这一切都集中体现了醇厚的乡情。其三，通过解剖农民家庭这个社会的细胞，通过伦理道德观念的透视，表现出黄泛区难民身上崇高的情操。上集第二十二章“长安街头”，写流落到西安的梁晴，由于受到侮辱，又由于同李麦、天亮在葫芦湾失散，感到悲惨孤单，徐秋斋就对她进行了一场传统道德的教育，“把中国人民的道德火把，交到一个十八岁女孩子的手里”。他现身说法，阐述了对夫妻情操和道德情操朴素而深刻的理解，相当感人，相当美。农民艺术家蓝五与雪梅最后双双殉情，令人痛心，但是他们对爱情忠贞不渝的情操也是很美的。李準就是从这一角度来寻找我们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当然，李準也描写了那些因循保守和落后愚昧的封建意识，这在下集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作者写完上集后搁笔近五年，其间到豫西考察过农村变革中的现实生活，又曾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到美国访问过，这对他的眼界的开阔和观念更新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下集中，我们看到他继续表现民族精神的积极面时，用相当多的笔墨对农民精神中的消极面也做了揭示和剖析，陈春义因为不善于经商，也看不惯经商，因而同开饭馆的妻子凤英弄得夫妻反目，海老清因为不同意女儿爱爱当演员，宁可在乡下当长工饿死也不回洛阳城吃女儿挣来的“开口饭”，这都反映了一种狭隘的甚至是封建的观念。徐秋斋虽然情操高尚，机智过人，但只能摆摆算卦的摊子，没有更多实际的本领，同在咸阳开饭馆的陈柱子比起来略逊一筹。李準写陈柱子和凤英在咸阳经商，写爱爱姑娘在洛阳生下私生子，都可以看作一种观念的更新。
二、难民群像一中原”侉子”性格的开掘
李準在《黄河东流去》中塑造了各种各样的农民形象，有像李麦那样爽朗泼辣，敢于带领赤扬岗乡亲们同黄水斗，同汉奸地痞斗的女中豪杰；有像徐秋斋那样的机智正直但又贪嘴的农民知识分子；有像蓝五那样多才多情结局悲惨的农民艺术家；有长松、老清、春义那样的把自己命运同土地连在一起的老实农民；有充满“侉”味的王跑、海四圈那样的中原农民；有像陈柱子、凤英那样在逃难中善于谋生的农民，他们身上也都有点“侉”味；还有爱爱、梁晴、雪梅等性格各异，命运不同的女性……
李準说：“他们都是真实的人，他们每一个人身上，都还有缺点和传统习惯的烙印，但这不是我故意写的，因为生活中就是那样的。”这说的是实话，李準正是从生活出发，用现实主义的传统方法精心塑造了这么多各种类型的农民形象。李麦的形象，较之《大河奔流》中的李麦，少了些高大的英雄的油彩，更真实，也更丰满些；但是在李麦这个人物形象塑造上，作者也许还有放不开的地方，因此用笔特别拘谨，尤其是在上集“葫芦湾抢船”就让她同失散的难民们分开，到新四军游击队那里去了，一直到下集即将终卷时才再露面，故一直未能用较集中的笔墨来塑造这个农村妇女的形象，多少令人感到遗憾。徐秋斋和蓝五是塑造得相当成功的两个有个性有典型意义的形象，可惜的是，在下集一开始，就让蓝五死去，徐秋斋的性格也未能进一步发展，大概作者又把主要的笔墨用在陈柱子、凤英、四圈、爱爱这些人物身上。注意刻画难民的群像，而不大注意用较集中的笔墨塑造一两个主要的人物，这也许是《黄河东流去》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的特点。这样做，是有得也有失的，它写活了各种各样的人物，显得多彩多姿，但是在一些主要人物身上都往往“功亏一篑”，其典型性的程度受到些影响。
《黄河东流去》在人物形象塑造上独特的贡献是对于中原农民“侉子性格”的开掘。李準说：“一般人管河南农民叫侉子，侉是什么东西？我理解是既浑厚善良，又机智狡黠，看去外表笨拙，内里却精明幽默，小事吝啬，大事却非常豪爽。我想这大约是黄河给予他们的性格。”这个概括是相当精确的。我们看《黄河东流去》中的王跑、海四圈诸人物，身上都有相当浓厚的“侉”味。王跑这个“长得五短三粗、一双细眯而灵活的小眼睛，一个长鼻子”的农村木匠，连个水桶都不箍一个，而是向人家借用，足见其好占小便宜。后来，他逃难中，于寻母口丢了驴，在洛阳白马寺种案时又做过“石头梦”，为一块古碑做过发家致富梦，也为此而吃官司。他的悲喜剧性的遭遇，以及他那既吝啬又豁达，既笨拙又狡黠的性格，使他“侉”味十足。在洛阳海香亭家当长工而交上“桃花运”，并做过“中将梦”的海四圃，也是很有“侉”味的农民。李準在回忆“文化大革命”中下放到黄泛区的那段生活时这么说：“我还交了许多朋友。他们都是难民，他们的流浪生活也不完全是眼泪，还有很多充满着浪漫色彩的机智幽默的故事。现在谈起来仍然有些怀念，这些人中包括我写的王跑和四圈是两个很典型的中原侉子，是当代文学家人物画廊中两个很有特色的人物。此外像徐秋斋这样的农民知识分子，以及陈柱子、海长松等等，不也都有点侉子性格吗？”应该说李準在《黄河东流去》中对于“侉子性格”这一地域的民族性格的开掘，是很有意义的；自然，还不能说，这种开掘已经很深刻，很令人满意了。
三、结构和语言一一民族形式的继承
《黄河东流去》运用的是《水浒》用过的又经过改造的“连环结构”。《黄河东流去》写的是赤扬岗七户难民逃难的故事，在同一母题而又各自独立这一点上近似于《水浒》，加上李準又是写短篇的能手，因此很自然地采用《水浒》用过的“连环式结构”。当然这种“连环式结构”，李準是加以改造的。《黄河东流去》中七户难民的故事，不是一气写完，而是交错进行。例如蓝五与雪梅的故事，上集第五章“唢呐情话”，第二十三、二十四章“桃花庵”和“重逢”，下集的头四章，即第二十五至二十八章，“古城墙下”，“卷葺草”，“十八扯”，“沣河岸边”等篇章，分为几处相对集中地加以描写，形成一种似断实联、前后勾连、穿插交错、浑然一体的特点。这种加以改造了的“连环式结构”自然是有特色的；但就长篇小说结构要求而言，它仍然缺乏一种整体感，显得不够雄浑，缺乏史诗的气势。
语言的精美是《黄河东流去》又一特色。在长篇小说的语言不怎么讲究的情况下，李準善于从中原农民口语中提炼精美生动的文学语言，显得尤其可贵。且不说小说中每一章的开头都引用黄泛区的民歌民谣作为题引这一鲜明的特点，也不说小说中人物的生动的口语，即其叙述语言，也是相当生动的，有生命力的。这方面值得撰写专文加以阐述，此处就不赘列了。
注意开掘民族精神的民族性格，注意继承古典小说的民族形式，成为《黄河东流去》从里到外很鲜明的民族化的美学特征。在这个文学的民族化容易被一些人看作是迂腐保守和封闭的年头，强调一下《黄河东流去》民族化的特色，并做了上面简单的阐述，我以为是很有必要的。
1986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