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中国当代文史上，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的新时期文学中，历史小说创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我们看到，不仅有相当多的作品产生过强烈的社会反响，而且有相当多根据历史小说改编的影视成为家喻户晓的节目。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民族醉心于历史小说创作与历史小说欣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自《三国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以来形成的文学传统自然也在影响和左右着当代作家。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文坛上，历史小说创作不仅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也出现了若干值得深思的问题，诸如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指导历史小说创作，历史小说史与文的关系，历史人物与艺术形象的关系，历史小说的叙述语言，等等，这都是一些影响到历史小说思想艺术质量的关键问题，也是需要从理论研究到创作实践加以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世纪之交的中国当代文坛上出现了一部引人注目的历史小说长卷，那就是湖北作家熊召政的四卷本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中文繁体字本分七卷由香港明窗出版社出版）。这部史诗式的历史小说长卷写的是四百多年前的明代中后期一场由封建社会杰出政治家张居正所领导的改革运动，即史称“万历新政”的十几年波澜起伏的历程。从隆庆六年春内阁高、张斗法写起，直至是年夏日隆庆“驾崩”，年仅十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继位，张居正登上首辅宝座，在取得李太后和小皇帝的支持及“内相”冯保的配合下，不畏艰险，厉行改革，裁汰冗官，整饬吏治，整顿驿递，清丈田亩，子粒田征税，实施“一条鞭”新法，抑制贵戚豪强，惩治贪官，排斥清流，终于使日见衰败的大明王朝出现中兴的局面。作者在描述这场改革历程的同时，用浓彩重墨从不同侧面刻画了张居正这个“铁面宰相，柔情丈夫”的艺术形象，并突出他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同时也成功地塑造了从皇帝、太后、权臣、循吏到民间大侠、歌伎侍妾等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为了忠实再现四百多年前明代中后期宫廷和官场的生活风貌，深刻揭示那场政治斗争的蕴含，作家在掌握大量史料和对史料进行考据的基础上，对宫廷和官场的政治斗争和日常生活，对北京、南京二京的风貌，对扬州、武昌、荆州等大都市以及广西边境的生活场景，均有真实生动的描绘，诸如写当时的北京，不仅写紫禁城和大学士府，也写了棋盘街的市井风光和“秋魁府”斗蛐蚰的场面；写政治斗争，不仅写权谋和政治智慧，也涉及当时的典章制度、官职沿革以及诏书奏疏体例。这些生动而精妙的描写，使人们可以把《张居正》当做一部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来读。惟其如此，《张居正》不仅被评论界看作是近二十多年来不可多得的一部“以心灵吟唱历史，以史笔重构文化”，具有史诗规模和史诗价值的优秀的历史小说佳作，而且因为它用创作实践回答了历史小说创作中若干重大的问题而备受瞩目。
本文不仅试图阐述《张居正》的思想艺术成就，而且拟以此作为例，探讨历史小说若干重要的问题，以就正于方家和读者。
一、关于历史观
历史观，古人称为“史识”，认为“史识”对于治史的历史学家来说十分重要。其实，不仅历史学家需要正确的“史识”，以历史为其小说题材的小说家同样需要正确的“史识”。正确的历史观（“史识”）对于一位从事历史小说创作的小说家来说，就好像是他的灵魂一样。
检视半个世纪以来当代文学史上的历史小说，我们很容易发现，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写出什么样的历史小说。诸如，从二十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到七八十年代，当“一部中国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种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观占统治地位的时候，历史小说，尤其是长篇历史小说，大都写的是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从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到清代末年的太平天国、抢军起义，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几乎都有历史小说去描写，去表现。而从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以来，写帝王生活、歌颂皇权的历史小说又成了历史题材小说创作的热点，以清代为例，历朝的帝王都成了历史小说的主人公，清宫戏成了影视作品的热门题材，这也是一种流行的历史观误导的结果。以上两类作品，写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作品，刻画了不少农民起义领袖的艺术形象，表现了他们的业绩，固然值得肯定，但是由于对农民起义及其领袖人物历史局限表现不足，往往留下了难以弥补的艺术缺陷。而写宫廷帝王的一类作品，由于不是用唯物史观，而是用唯心史现去关照历史、指导创作，往往是美化帝王、歌颂皇权，无原则地拔高封建帝王的形象，造成更严重的问题，这类作品影响较大者，如河南作家二月河的清朝帝王系列，由于其歌颂皇权，美化帝王，相当严重地违背历史真实，巳引起学者和读者的强烈不满，也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
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写的是明代万历年间的一场改革运动。在审视这一历史事件和有关历史人物并进行艺术转化时，小说的作者熊召政具有比较正确的历史观。在谈到《张居正》的创作动机时，他这样说：“我曾对人讲过，要想弄清两千多年来中国历代皇权统治或曰国务活动家的基本特征，应该着重关注两个系列的人物，一是从秦始皇到光绪的皇帝系列，二是从李斯到翁同和的宰相（或相当于幸相）系列。若将这两个系列人物作大致的分析比较，不难看出，优秀的宰相远多于优秀的皇帝。细究个中原因，乃是皇帝的世袭制，而宰相则多半是凭着真才实学一步步攀上权力髙峰。比之皇帝，宰相这一阶层的人格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他们是学而优则仕的代表，以士的身份走上政治舞台，因此有着强烈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患意识；另一方面，他们崇尚的道德与残酷的现实大相径庭。如果要建立事功，他们必须学会隐藏自己。选择张居正，我基于三个考虑：一、他是典型的士的代表；二、他所领导施行的万历新政，比之商鞅、王安石推行的改革要成功得多；三、明代的国家体制对后世影响非常之大。”（见熊召政的《让历史复活》一文，载《文艺新观察》2001年第一辑第2023页，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从上述大段摘抄的作者“夫子之道”中，我们大致可以窥视到作家的历史观，看到他在其历史观指导下对“万历新政”这一历史事件和有关历史人物的基本态度。这种历史观就是看到张居正这样的“士”的代表人物出于对国家民族的优患意识去进行艰难的改革和这一改革运动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从而去描写它、赞颂它。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要“听其言，观其行”，看他在作品中如何描述“万历新政”的改革过程，如何评价有关主要的历史人物，如何在这种描述与评价中体现他的历史观。我们看到，首先，他对隆庆皇帝朱载垦和万历皇帝朱翊钧这两个最高的统治者和皇权的代表者持批判的态度。朱明王朝到了隆庆时代，由于隆庆皇帝朱载星整日沉湎酒色，荒淫无度，不理政事，使日益走下坡路的朱明王朝明显露出“下世的光景”。在小说的第一卷《木兰歌》中，作者一方面描写内阁中张居正与首辅髙拱之间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写出隆庆皇帝的荒淫与朱明王朝的颓败景象。而对于10岁继位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一方面描写他在张居正辅佑下和其母李太后的严加管教下，童稚的天真可爱；另一方面则表现出他长大后“思淫逸”的种种劣迹以及想摆脱张居正、冯保而“亲政”的种种独裁专政的端倪，以致在张居正病故后，一面享受着张居正所领导施行的“万历新政”带来的福惠，一面却下令对张居正进行最为残酷的清算，把张居正的生前死后的封赠全夺，家产尽抄，亲人或死或谪。这一笔，写尽了封建极权统治的寡恩与残忍。
其次，再看看他对张居正和“万历新政”的改革进程的描写。熊召政用浓墨重彩描述发生于四百多年前的这场由封建社会杰出政治家张居正所领导和实施的改革运动，复活这段历史，表现出作为一个作家的历史责任感。他在《让历史复活》一文中这样写道：“让历史复活，使今天的人们能够从遥远的过去审视当下，洞察未来，这不仅仅是历史学家的责任，同时也是作家的责任。”（见《文艺新观察》，第24页）他正是以这么一种神圣的责任感，来沟通历史与当下的当代意识以体现文学自觉的忧患意识去描述和复活四百多年前“万历新政”这一历史事件以及张居正等历史人物的。他不仅写出张居正为推行这场改革所作的长期和充分的准备，他用了整整一卷的篇幅描写实行“万历新政”之前张居正与髙拱的斗争；后来又写了他为了推行新政同代表皇权的李太后的周旋以及同掌握宫廷实权的“内相”冯保的某种无奈的迁就与联合，以取得他们对实行改革的支持；当然，更重要的是生动地描写实行“万历新政”十几年中波澜迭起的斗争历程，从“京察”和胡椒苏木折俸引起的风波到实行子粒田征税招致贵戚的痛恨和反对，从“夺情”风波到武昌学潮的平定，从严惩诸如为他立牌坊、讨好他父亲而贪污大量税款的荆州知府赵谦到诛杀以讲学为名到处设书院、蛊惑人心的何心隐……一个回合接着一个回合，高潮接着髙潮，既扣人心弦，又启人心智。当然，他写这场改革给国家和老百姓带来的好处，原来空虚的国库充实起来了，老百姓的生活安定了。第四卷《火凤凰》的第二十八回写张居正“賑灾情急抱病面圣”，在他生命垂危之际，让人抬到平台面见万历皇帝，其中有一件急事就是如何处置叫花子在德胜门内闹事一案，劝阻小皇帝切不可轻率从事把带头滋事的叫花子抓起来严惩，而是把他病中找到两个来自大名府和真定府的叫花子询问实情所了解到的两地灾情严重、两地官府逼赋的严重态势面告小皇帝，要他把弹压改为安抚灾民和惩办逼赋的地方官。从这一事件的描述中，的确可以看到张居正和他所推行的改革是为了让老百姓得到实惠，看到张居正的爱民之心。写四百多年前的改革，复活这段历史，当然不是为了写这场改革而写这场改革，更不是简单的肯定和赞颂，而是为了表现一种忧患意识和政治家的政治智慧，以便鉴古而知今，“审视当下，洞察未来”。我以为，熊召政的这种历史观和在这种历史观主导下的创作姿态以及创作成果，都是值得肯定的。
二、关于历史真实以及从“史”到“文”的转化
历史真实成了衡量一部历史小说思想艺术质量的一把标尺。
在从历史到文学的转化中，大致存在这么两种倾向：一是不尊重历史的真实，随意戏说，这种戏说之风在一些历史小说中或者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中愈演愈烈；还有打着“新历史主义”旗号的一些作家，他们对待历史的态度是拿历史为我所用，用一些历史片段来表现和诠释自己的观念，有的作品则用当下个人的意念推演历史人物精神活动和心理流程，这些做法虽然不同于戏说历史者，却也是一种不尊重历史的做法。无论是随意戏说历史，还是以历史来诠释自己之所持观点，这种做法已造成随意篡改历史、捏造历史让人无所适从的严重后果。与此相反的另一种倾向是拘泥于史实，不敢进行合理的虚构和艺术想象，在其作品中，只是一些史料（包括正史、野史和传闻）的拼接和堆砌，没有进行从历史到文学的艺术转化，因此写出来的作品，名为历史小说，实乃历史资料而已。“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阐明的这一著名论断对于从事历史小说创作仍有重要指导意义，它告诉我们从事历史小说创作要发挥艺术想象力，去描写可能发生的事。
什么是历史真实？就小说而言，历史真实不仅仅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某些言行的真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是某一种历史环境和历史氛围的真实。熊召政认为：“所谓历史的真实，简单地说，有三个方面：一、典章制度的真实；二、风俗民情的真实；三、文化的真实。前两个真实是形而下的，比较容易做到，第三个真实是形而上的，最难做到。前两个形似，第三个神似。形神兼备，才可算是历史小说的上乘之作。”（见《让历史复活》一文，《文艺新观察》，第24页）我赞同熊召政对历史真实的这种见解。
再以他的见解来对照其作品《张居正》，我们可以发现，他正是从他所说的历史真实的三个方面，从形神兼备的髙度来营构明代中后期独特的历史氛围，以便真实生动地描述那场被称为“万历新政”的改革运动的。首先，由于作者在动笔之前用数年时间研究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以及有关张居正的史料，因此对明朝的典章制度以及三朝的历史事件的有关的史料占据得当翔实而丰富，于是在小说中对明代的典章制度，从官职沿革，宫、府的官职设置、大小经筵以及各种仪式直至皇帝诏书的十种体例，天子十三方印鉴的不同用法，都有翔实、准确的描写。这种典章制度的真实描写，不仅为读者提供了解封建社会制度必要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为营造真实的历史氛围创造必要的硬件。其次，小说中还有关于风俗民情的描写，诸如棋盘街的市井风情，白云观燕九节的盛况，大内紫禁城内声势浩大的鳌山灯会，大隆福寺内的非凡气势等，此外，还有像第四部《火凤凰》第十八回中写次辅吕调阳病重弥留之际吕府设坛祈福的有关祈福法会宗教仪式的精细描写，也具有重要的民俗价值。小说中诸多风俗民情的描写，不限于京城，也涉及扬州、南京、荆州、武昌等繁华都市，南岳衡山、东岳泰山等名胜以及广西边鄙之地的风情，这些生动而准确的描写，对营造一种真实的历史氛围也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关于文化真实的描写，作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他不仅在小说中抄录了有关的诗、词、歌、赋，而且代小说中的人物拟作了不少用于酬唱的诗词歌赋以及民间俚曲，诸如张居正与玉娘互相酬唱的情诗，四卷结尾处的散曲，虽为作者代拟，却也惟妙惟肖，别有韵致。这些诗、词、歌、赋和散曲、俚曲，营造了一种文化氛围，表现了文化的真实，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此外，我们还应看到，作者在刻画张居正、髙拱、冯保、金学曾、玉娘等人物形象时，都很注意其文化思维的表现，这也是表现文化真实重要的一笔，这一点在后面分析人物形象时再提及，此处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