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了历史的真实，从各方面去表现历史的真实，这固然是历史小说创作重要的一环，也是历史小说创作成功的突破口。但是仅有这一点还是不够的，重要的还是善于把史料转化为文学形象，把历史的真实转化为艺术的真实。在这方面，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也给我们提供了可责的创作经验。
总的来说，《张居正》在解决从史料到文学，从历史的真实到艺术的真实的转化，也就是处理史与文的关系，其成功的经验是：在涉及当时的典章制度、民俗风情以及文化真实的细节时，要力求准确精细，于史有据，以便营造出真实的历史氛围；但是，在编织小说的情节时，却既要注意做到于史有据，又要按照小说的创作的艺术规律进行大胆的虚构和艺术想象，做到既忠于历史，更要像小说，因为说到底小说姓“文”不姓“史”，“史”仅仅是历史小说在题材方面的某些限定和特征。《张居正》的第二卷《水龙吟》在情节安排方面就很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从情节安排来看，《水龙吟》这一卷写的是隆庆“驾崩”，万历继位，髙拱被逐，张居正荣登首辅宝座后为推行“万历新政”所展开的一场清除髙拱余党，为改革扫清道路的斗争。整卷主要写了两件事：一是为整顿吏治而实行的“京察”，此事虚写；一是因财政枯竭、太仓银告罌，被迫无奈于隆庆六年夏秋之际对京师一两万官吏实行胡椒苏木折俸，从而引起轩然大波，从储济仓前“赳赳武夫闹事”到礼部六品主事童立本被迫悬梁自尽，髙拱余党王希烈、魏学曾借公祭童立本之机对张居正以及其新政示威施压，结果一场大火不仅烧毁了作为公祭地的老胡同，烧焦了童立本的尸体及其傻儿子，也使得王希烈畏罪自尽，高拱余党也被这场大火烧尽。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环环紧扣。可见，胡椒苏木折俸事件用的是实写，而且让这一情节贯穿始终，扣人心弦。稽之史籍，京察一举，史书上有大量明确的记载，但熊召政根据小说情节结构的需要，只以不多笔墨虚写带过；关于以实物折俸一事，在当时诸如《明太宗实录》以及《典故纪闻》等正史和野史中都可以查到在永乐、宣德、成化以致隆庆年间实行过实物折俸甚至以胡椒苏木折俸的多处记载，根据这些记载，户部尚书王国光在同张居正商量实行胡椒苏木折俸时才说出“成化五年，御史李监受命清查内库，见各库丝绫罗褐缯布衾褥，以及书画几案铜锡磁木诸器皿皆委诸积尘日久腐坏，因此上疏请充俸钞。皇上批旨允行”。这么于史有据的一段话，熊召政即据此大胆进行艺术虚构，泼墨写出有关胡椒苏木折俸引起的政治风波迭起的贯穿全卷的故事来。在编织历史小说的故事情节时，既要于史有据，又要大胆虚构想象，于此似可见其一斑。
三、关于历史人物原型与艺术形象的转化
历史小说同现实题材的小说一样，都以成功地塑造人物形象为其重要任务，不同的是，历史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往往以历史人物为其原型。因此，作为原型的历史人物并不等同于历史小说中同名同姓的艺术形象。当然，也有一些冠以历史小说之名而实为历史传记的作品，其中的人物还成不了艺术典型。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以近一百五十万言的篇幅描写明代中后期杰出政治家张居正所领导和实施的史称“万历新政”的改革运动，用相当酣畅的笔墨成功地塑造了张居正这个封建社会改革家的艺术典型以及从皇帝、太监到各种各样的官吏、富商、大侠、侍妾等形形色色的人物形象。作为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其艺术成就当然体现在形形色色人物的勾勒与塑造上。熊召政笔下的这些人物形象，除少数人物（如后来成为张居正侍妾的玉娘）纯属虚构外，大部分都有其对等的历史人物作为其原型，因此在创作中，也都有一个从历史人物到艺术形象的转化过程。
以张居正为例，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历史人物与艺术形象的不能等同，看到其中的艺术转化。例如，作为小说中的艺术典型，作者通过长达十几年的“万历新政”的施行和施行之中复杂尖锐的斗争过程的描述，对张居正身上的忧患意识和政治智慧作了更深人的开掘和更集中的表现。杂居正作为封建社会“士”的最高层代表，目睹国家财政枯竭，贪官污吏肆行无忌，皇亲责戚坐拥特权欲壑难填，贪、散、懈等“官场三蠹”已成风气，大明王朝已表现出颓败之势，如不动大手术进行改革就难以挽回这种颓势，天下苍生就要受苦，因此，他决心依靠皇权，联合“内相”，推行这场虽然准备时间长久且相当充分但面临各种势力反对和抵制的改革，虽“毁家殉国”在所不惜。第三部《金缕曲》第二十三回在写到张居正同户部尚书王国光、山东巡抚杨本庵商议以山东为试点在全国展开清田这一重大改革举措时，张居正慷慨陈辞：“不佞早就说过，为朝廷、为天下苍生计，我张居正早就做好了毁家殉国的准备，虽陷阱满路，众钻攒体，又有何惧？”在这儿，不仅可以看到张居正把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也可以看到为朝廷、为苍生计的忧患意识。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他面临各种困难和各种威逼利诱而决不动摇，终于使“万历新政”初见成效。也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使张居正的艺术形象至今仍然放出其光彩，仍然对我们有所启迪和鞭策。当然，张居正为了取得皇权的支持，对李太后和朱翊钧所做的各种工作，包括买了风葫芦取悦尚在童稚之龄的小皇上，还有在某些地方对“内相”冯保迁就妥协，以及在改革进程中每一步善于迂回的部署及各种策略，无不闪耀着他的政治智慧，当然也是对当今的读者有所启迪的。而无论是忧患意识，还是其政治智慧，都比较集中地揭示了张居正的文化性格，这对于表现明代中后期的历史其实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熊召政笔下作为小说中主要人物形象的张居正，既是一位不讲任何情面的“铁面宰相”，又是个感情丰富的“柔情丈夫”。小说作者从多侧面去描绘他作品主人公的形象，表现其性格的复杂性，使其形象丰满立体。张居正的铁面无私，办事果断，在小说中可以随时举出事例。诸如他拆毁荆州知府赵谦为奉承他而在荆州建的牌坊；他敢于在皇帝、太后面前道出赵谦送他父亲张文明一千二百亩良田的事实，不忌讳揭自己的家丑；他的管家游七在外讨小老婆，游的妻兄孟无优借此与张居正攀亲，张居正一怒杖责家奴，又把孟无优贬官两级发配云南，此事的处理连冯保都赞叹其“铁面无私”，讥其“负了友情、亲情”，如此等等，均能看出他的“铁面无私”的一面。但他毕竟是一个感情丰富的男人，在他身上，也有柔情似水的一面。这不仅表现在对待他所钟爱的才貌双全的玉娘身上，也表现在他于平台教小皇帝玩风葫芦和抱病面圣妥善处理叫花子闹事事件上。
熊召政还注意写出张居正的悲剧性格和悲剧结局，使其形象具有悲剧色彩，在审美层次上又有所提升。小说的最后一卷，作者在相当多的地方展示了张居正的悲剧性格和悲剧命运。从客观上来看，小皇帝已长大，准备“亲政”，而张居正不能应变，仍然一如旧章，这就有在“曲流馆事件”后为朱翊钧代拟“罪己诏”等事件发生，也就必然遭到身后清算的结局；再从主观上来看，张居正功成名就之后，居功自傲、沉迷权力，于是就有晚年纵欲伤身，重用巴结奉承小人钱普、陈瑞辈之事发生，也为后来的悲剧结局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