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说我福气，我这个人是有福气，连遇到的骗子，智商都不低。甚至还很有才华。我怀念骗子，他们的敬业程度，大大超出了一般人。江湖险恶，以前的朋友们大抵相忘于江湖了，而以前遇到的骗子，却会让我酒足饭饱地想起，几乎己是我人生的一大乐趣了。
近二十年前的一个冬季的傍晚，我笫一次遇到骗子，他冒充一家杂志副主编，和一位女士一起来的。以后这女士曾绐我一信，才知道她也是受害者，我就回了函，抄了句古诗：“同是天涯沦落人”。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是觉得用古诗处理诸如此类的问题，最为得体。来的时候，他们已在别处转过，捎带着我朋友的一封信。朋友在信上说：“这是我的恩师，你要替我好好招待。”既然是朋友的恩师，虽与我无恩，但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哪里的人群无老师呵。说着聊着，已到晚饭时分，我母亲做好了晚饭。有人送了点甲鱼给我父亲，我母亲见来客，还是我朋友的恩师，就叫邻居帮忙宰杀了，同笋清炒。那时我还和父母住在一起。副主编提出要我和他们两人到外面去吃饭，家里有老人，说话不便。言之有理。他说他们这次来组稿，经费还是够的。往门外走的时候，又来了我两朋友，他们三天两头在我家吃饭，一听副主编请客，当然当仁不让地跟着去了。我们找了家饭馆，就在马路对面。二十年前，饭馆还都是国营的，除了白酒果子酒外，没有啤酒供应。席间，还来了几位朋友，记得来一位朋友，就自己另买一只菜，竟也满满一桌了。国营饭店九点钟准时关门，只是八点半不到，人民的服务员就开始扫地。扫帚不扫，灰尘自己不会跑。我们终于像灰尘一样地跑了。看看时间还早--那年代城里夜生活的唯一标志地下室咖啡馆是九点半钟也要打烊的--我们就去另一位朋友家玩，就在饭店后面的弄堂里。他比我大几岁，是位乡下孩子，因为平日里常在一个小本子上写点句子，看我也有这习惯，本子又比他的厚，就坚持要叫我“师傅”。他这么客气，我自然更客气，也就很少去他那里玩。他做了几年据说是油漆生意，赚到了钱，买了老民宅。那天去他那里是合适的，一是房子大，二是他只和未婚妻同住。“徒弟”一看“师傅”来了，照例很高兴，又见“师傅”身后，还有位副主编，就更热情了。接下来的事情，我记不清也：是当晚继续在“徒弟”家喝酒呢，还是隔天？只记得大家都喝得差不多，那时正暗地里流行家庭舞会，跳交谊舞。是非法聚会，派出所要管的。喝了点酒，就自然有人想非法一把。“徒弟”与副主编带来的女士跳了几曲，副主编不高兴了，生闷气。至今还常常想到，他的脖子问号般扭着，脸彤红，一副疑惑、委曲与纯洁的样子。他说：“车前子，我心里闷，想摔个杯子！”我拿过一只大瓷花瓶，递向他：“摔这个更解闷！”他望望大瓷花瓶，把杯子放下，呜呜大哭起来。哭得我一下子也难受了，就走到他身后，搂住他肩膀，说了一大通话。换个东西玩玩吧，我说“徒弟”，把你最近写的诗念给大家听听。“徒弟”一首又一首地念着，副主编忽地手一伸，说道：“把这首给我。”他一字一字地看了一遍后，拔出钢笔，在“徒弟”诗稿的末尾，批署--我清楚地记得是这样的句子，因为我做过一阵子编辑，常照搬这几句话--“此作出自年轻作者之手，虽然稚嫩，但不乏清新，建议刊发，稍加鼓励，以冀不自生自灭。”写完这段话，他说是代诗歌编辑写的。他套上钢笔帽，点了支烟，吸了几口后，又猛地拔掉钢笔帽，在刚才的那段话下，签了两字--“同意”，并署上姓名和年月日。签完“同意”两字，他开始踌躇满志地笑了。这笑，像一位艺术家完成了一部满意之作后的抑不住的兴奋。翌日我去他们住的招待所找他们，他们已走了。在另一个城市，副主编被抓，据说真实身份是志愿为这家刊物搞发行的无业游民。我称他骗子，只是从俗说法。还有点不仁义。因为他没骗我什么，请我吃了顿饭，还在我面前哭了一场。应该说是我欠他的情。我“师道”不尊（没请他吃饭），管教“徒弟”不严（竟让他吃醋），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幸好没发展为血的教训--那晚真摔了杯子，说不定划破的是我呢。
还有一位骗子，我也很怀念，他一上楼梯，就喊我名字，我正在搂道里与邻居聊天。我应了声，还没见到他面，他就说：
“我是某某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叫某某。今年想创办一个诗刊，我兼任主编。立足某某，面向某某，特来向你约稿。”
我说：
“我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呵。”
他忙说：
“你已知道我要来吗？”
我说：
“我不知道呵。”
后来才知道，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歪打正着，因为他一路过来，已有人怀疑。他以为我得到了消息。当时他是忙乱的，现在想来，可能是惊慌。还没落座，他就要我给他诗稿，他说：
“我给你发个专版。”
听了他这话，我当时一下子的感觉就是此人不可靠。他的语调有问题。这种语调让我觉得是一个陷阱，我如果答应、兴奋，我就掉进他的设计之中。我说：
“不忙，你先请座，喝点茶。”
他落座后，就去拉拉链，拉链有点锈，再说东西又装得多，他不无艰难地打开了两只包，给我看--竟全是稿子。他说：
“想约的全约到了，”边说边拿绐我看，有组诗，有长诗，有访谈录，有批评文字，大部分都是手写稿--不知这些手写稿现在还在不在他手边，因为其中的一部分人己成名了，起码觉得成名了。这些手写稿再过五十年捐给文学馆或图书馆什么的，它们肯定要，说不定还能进入拍卖市场，作为二十世纪特有的硬笔书法现象而得个好价钱。因为现在差不多都在用电脑写作了，到那时候手写稿就像此刻看宋代的墨迹一样珍贵，哪怕是肉店里的伙计写的，只要是宋代的，就比当下的林散之沙孟海启功们珍贵--还有一叠诗人玉照，中有一张光着膀子的，尤其给我冲击力：他身上的肉不多，很骨感。他继续说：
“就缺你的了。”
我想人贵有自知之明，谁缺谁呵？七十年代缺了毛泽东，那时候我尚小，以为天不会亮了，想不到照样东方红。曾在那样光芒万丈照耀下的我，很早就知道了自己算什么东西！生于五十年代的人不是自己，只是东西；生于六十年代初的人知道自己算什么东西；生于六十年代末的人知道自己不算什么东西；生于七十年代的人知道什么东西算自己；生于八十年代的人不是东西，只是自己；生于九十年代的人既不是东西，又不是自己--因为还太小，看不出。生于八十年代的人和生于五十年代的人反而在身上会出现一种趋同性--二十一世纪的前期文化会更一元化。我推说没有诗稿，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他提了两旅行包的诗稿，我想够他发两年的了，我还去凑什么热闹？他不信，目光在书桌上，像用指甲剔着牙缝。我把他带出书房，到客厅里吃饭，已是吃午饭的时间了。出书房的时候，他问我有没有针线，包的一条背带快断了。
这时候，来了一位朋友--我这位朋友有些愣头青，我向他介绍这是某某，是某某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兼任即将创刊的某某诗刊主编。朋友一拍他肩膀，大声说了句：
“喔哟，你做得倒蛮大的么！”
说完，又拍一下他肩膀。书记一脸严肃性，也不与我的朋友应酬。
三个人一起吃饭，我说要喝点酒吗，他连说不会喝。我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本来就是么，我在我自己家里，对自己客气什么--我就独酌起来，我那朋友也是不喝酒的。吃饭时，总要讲点什么吧，我想他是书记，就向他请教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实他一直在探询我的诗歌观，和我与朋友交往的情况，以及对现实的看法，我一直在作泛语，因为我开始就觉得有点玄。这其间，他还要我提供一些诗人的姓名、地址，我想我吃不准你，怎么能把朋友们牵涉进来！有些朋友是太单纯了，不比我--我是从小在公安大院长大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具有一定的警惕性。我说：
“这一带的优秀诗人，都被你一网打尽了。我想不起来还有谁。”
他说：
“初学者也行，可以培养么。”
我说：
“你这个书记这样当太累了，要放手，有些事让手下人去办，你把握住大方向就行了。”
这个时候，我想向他请教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最安全的，他是书记么。他果真滔滔不绝地谈论起来，如数家珍，还能大段背诵--背诵到兴奋之处，阐述到动情之处，眼睛里会闪着激动的泪花，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有好几次他把椅子给绊倒了。我见这把椅子碍他手脚，就说换一把吧。他竟没有听见，他完全沉浸在他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背诵与阐述之中。若干年后我去进修，几个马列教员都比不上他，因为他们没有他的兴奋与动情。
这顿午饭吃的时间不短，记得汤热了好几次。
他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谈到了俄苏文学，一下子，他露出了破绽。想揭穿一个骗子，就给他机会，让他多说话。别说是骗子，就是让大师多说话，也有漏嘴时候。如果这个骗子不损害我们什么，我们就把破绽收藏，给他面子。他说他父亲叫某某，翻译过一本苏联小说，在五六十年代很着名。我真不知道。他又说他的爷爷是某某--这个我知道，是位大翻译家，我碰巧与这位大翻译家的孙子很熟，这样说，他就是我“孙子”朋友的堂兄弟。我心里有了谱，酒就更喝得不急不慢了。过了一会儿，我努力像毫不经意地问道：
“某某某你认识吗？”
--某某某正是那位大翻译家孙子的姓名，他理论上的堂兄弟。他眼也不眨，就回答道：
“不认识。”
不认识就对了，我心里大喜。朋友来找我出去打牌的，是的话，我只得放弃这一爱好，陪书记一个下午。我说：
“分手吧，我下午与这朋友有点事。”
他说：
“好好，你一定要把稿子寄我呵，信封上写我名字，这样能及时处理。”
他说这话时，诚恳，殷切，我很感动，想说句他能明白过来的话，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我紧紧地握了握他的手。我想这些诗人的稿子，够沉的，把背带都快弄断了，也够他背的。我拿出针线，给他缝背带。他看我笨手笨脚的，就说：
“我自己来吧，我们当书记的做群众工作，常要给人缝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