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毕业，我离开祖母--木结构的平房、天井、葡萄藤、万年青，住到了父母身边，那是一座大房子，我在散文《车前子自订年谱·房屋》一章中已经写过：
是民国时期下令枪杀顾正红的郑州铁路警察局长，他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之中隐居到苏州后卖的房屋。这个人的姓名我总记不住。一九四九年前，他就搬出了这房屋，让他的小老婆住。他搬进桃花坞的一个庵堂里，吃斋念佛。他是中央人民政府首定的十大通辑犯之一，抓到后就地处决了。这所房屋里有座戏台，建于清末。我们打架，从戏台上打到戏台下，读小学时候。
现在要补充的是，我在读小学时候是偶尔在星期六星期天去父母那里住上一宿半天，因为是偶尔去，邻居小孩对我既感到新奇，又感到敌意--这倒像是一个预言，许多年后我写诗，一些人对我的作品也是既感到新奇又感到敌意。这种感觉挺好。
我现在对中学的印象只有一棵辛夷树，我把这个印象已写到为虹影的诗集所写的序里去了：
或明或暗的虹影，在一种植物下跳山羊。圣殿或者废墟的体育课。一个让我想起一种植物的名字，一种植物的名字。虹影是我中学的同班同学，她在一种植物下跳山羊，这种植物的名字叫辛夷。紫色的辛夷花开在跳起的头顶，许多人被那只漆成军绿的山羊绊倒了。虹影跳了过去，我在记忆中记得很清楚：因为体育课代表是我和虹影的死对头，总想找麻烦，这次看到虹影跳过去了，也就无话可说。
还有的印象当然就是女生跳山羊。
中学紧挨着市第二人民医院，有时候为抄近路，就从医院穿过。我对这家医院的熟悉程度，肯定超过英语老师对英语的熟悉程度，她以前是教俄语的，后来学校不开这课了，就改教了英语，我现在记得的英语单词是“革命”、“红旗”、“南京长江大桥”，还有一句话是“不用谢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这样做的”。
一遍遍读着“革命”的时候，我想着鲁迅，因为我在“革命”的英语字母底下，用铅笔悄悄注上汉语读音：“勒物鲁迅”。
医院里最好玩的地方是太平间，不是太平间里面，是太平间外面。安静，有鸟鸣、蟋蟀叫。初一下半学期，一天我走过太平间时看到它虚掩着门，平时常常是关紧的，我胆子很小，那天竟鬼使神差地推门而进，就看到一具盖着白布的尸体。我越是害怕，就越是想掀开白布。
后来，我做了一件事，我现在要招出一件事，并请那个我不知姓名的在天之灵宽恕我：
我掏出钢笔，旋开了，在他死不瞑目的眼球上把吸管一揿，按下一滴蓝墨水。我并无恶意，只想让他的家属感到奇怪。
接下来，我就不说了，因为我已把这件事写进我的小说。
反正我后来明白，许多坏事都是胆小的人做出来的。许多好诗也都是胆小的人做出来的。
初中毕业，再不愿读书，就去工作了。对了，在这其间，我学了近七年的日语，两个老师倒都有传奇色彩：一个是世家子弟，据说有历史问题，也就是说做过汉奸。中秋期间，师生们月下喝酒，他能唱《贵妃醉酒》：
海岛冰轮初转腾，
见玉兔，玉兔又早东升。
那冰轮离海岛，乾坤分外明，
皓月当空，恰便似嫦娥离月宫，
奴似嫦娥离月宫。
好一似嫦娥下九重，
清清冷落在广寒宫，
啊，在广寒宫……
他是无锡的梅兰芳，或者说是会讲日语的杨贵妃。一个是大房子里的邻居，他是我的启蒙老师，看上去老老实实，话都讲不来，几年不见，出任安全局副局长去了。他也是无锡人。我琢磨秦朝的徐福大概就是无锡的泥人大阿福--大阿福就是以徐福为原型的。徐福到日本传播汉文化，以至现在的日本人都有点无锡口音，所以无锡人学日语自然也要比有铁人容易。
说到无锡，我想起我有一阵子缺锌，就吃了无数鹌鹑蛋。现在，我回头说说那座大房子。在那座大房子左右，有张士诚的废宫，章太炎的故居，市文联的宅院。那时我发表了一个小说十几首诗歌，就觉得自己是文联的人了--文联有张乒乓桌，我等他们下班，就和几个文学青年去打乒乓，被一位文联干部知道了，他很恼火：文联的乒乓是谁都打得的吗？轮到他值班，不是藏起网，就是球或者球拍。
有一天见他在娱乐室门口张望，我一怒之下，用硬板狠劲地一抽，把一只乒乓球抽成了两半。这只两半的乒乓球像挖空的眼窝，对我充满了怜悯。或许是嘲讽。
从此，我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写作之路--从愤怒开始，到玩笑结束。
为什么说是玩笑呢？这一只乒乓球早被他隔夜剪成了两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