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很多政策，特别是对底层有利的政策，
出台过程中，往往是开明资本阶层推动的。
产业资本阶层——开明资本阶层
笔者曾撰写一本《世界如此危机》的书，但在研究世界史的过程中，不禁发现这样一个结论，“其实很多政策，特别是对底层有利的政策，出台过程中，往往是开明资本阶层推动的，开明资本阶层也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这跟我们以前所认为的资本都是追逐利润的，都是反对社会公平改革的印象并不相同，而这样的开明资本阶层往往是产业资本阶层。
其实这样的案例在中国也开始出现，比如格力工厂的4万多员工，都可以享受“一线员工一人住一室，结婚可以住两房一厅”的福利。中国首富宗庆后，在2010年两会时提议政府加强保障房建设等，另外中国很多企业家也开始加入全球契约组织，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开明资本阶层推动社会发展的案例很多，比如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社会保障的国家。在德国的俾斯麦时期，德国的资本家们成立了协会，主动要求把工作日首先从十三个小时缩短到十二个小时。俾斯麦看到“工厂立法”对平息工人斗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后，便亲自推动了这一进程，世界其他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都是后来向德国学习的。
同样福利社会建设也是这样，“二战”开始后，英国人民生活异常困苦，进行社保改革的呼声日益强烈。1941年2 月，英国工会联合会提出“ 国家再也不能向其国民提供没有实际效果的社会保障服务了。我们请健康部率先对英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调查，以便为英国人建立一种更加合理、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该组织进一步指出，现在必须进行此类调查，以便为未来的改革做好准备。
1942年，120名著名工业家联名发表声明，提出关于社会保障改革的建议：工人应该获得充分的发展机会，应该建立一种最低的基本工资制度，工业企业应该从政府以及相关行业联合组织中得到咨询以避免失业加剧，疾病与残废补贴的领取者一旦失去工作能力，此类补贴应该免费发放。在整个工业部门应建立起带薪休假制度，根据工作性质及其他情况，制定合理的工作时间，向所有未达到离校年龄的学生提供家庭补贴。应该提倡建立私人养老金制度，企业有责任向工人提供合适住房，学生离校的年龄应该提高到16 岁。
企业界对社会保障的呼声，直接推动英国政府在社会保障改革方面尽快作出表示。1941年6月，政府宣布成立一个由各部门组成的关于社会保险合作问题的委员会，这就是“社会保险与相关服务委员会”，由贝弗里奇担任委员会主席。这是英国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开始，后来其他国家的福利社会建设都是效仿英国的。
无独有偶，这种情况也存在于当代，2011年美国近140名百万富翁请求国会为国家考虑，应向他们多征税。这个倡议由“财政力量之爱国富豪团”的138名成员联名签署。该组织曾旨在说服国会终止前总统小布什实施的富人减税政策，不过未获得成功。奥巴马上任后，该组织又向由12名国会议员组成的“超级委员会”提出同样要求，以帮助美国财政走上健康的轨道。
“爱国富豪团”成员之一，美国高级教育技术公司董事长舍恩·伯格称，“有大量的人跟我们想的一样。”
股神巴菲特也撰文指出，美国富人应缴纳更多的税，建议国会立即推行对百万富翁最低征收30%的税，而千万富翁最低为35%。他的具体建议为：对100万至1000万美元收入的部分最低征税30%，超过1000万美元的部分最低征税35%。
巴菲特指出美国的超级富豪已被宠坏了。巴菲特用自己与他的秘书作为对比的例子，指出他的秘书黛比负担的税率明显高于自己，而黛比的收入相对他来说是微乎其微。
与此同时，一批年收入最低达百万美元的富翁联合起来，组成“爱国百万富翁”组织，爱国百万富翁们认为需要对自己增税。
其实奥巴马及其他民主党人士一直在推动提高对富人的税收，以帮助削减赤字。但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却对此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提高富人税收会影响就业，并以此来威胁，但到底有没有影响，这种影响有多少，谁也不知道。
爱国富豪团们也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们提出：“当我决定是否要雇用员工来发展公司时，我会严格依据公司是否需要他们、顾客是否需要他们，以及这样做是否会有利公司发展的标准。就我个人税率来说，这个根本影响不了。”
同样在德国也有一群富豪，他们有钱到这辈子都能生活得舒服自在，他们看到德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这帮有心人决定捐钱出来缓解社会不公。他们捐钱的方式很特别，不是常规地捐给慈善，而是多交税。这帮富人成立了一个“富人赞成多交税”组织，46个富豪加入这个组织，并成立了专门的网站。
他们认为，金融海啸导致了贫富分化加剧、社会不公等现象，他们觉得捐赠自己的财富还不足够，更希望通过促请政府修订法律，使全国的富人都来出一份力，加入到多交税的大军中来。这46个人在加税请愿书上签名，请求德国政府把最高收入级别的人未来的财产税税率提高百分之五。
富人能多交百分之五的临时财产税，“德国国库就能多1000万欧元收入，这笔额外收入不应该用来填补国库预算，而应该用来帮助经历了金融危机的德国经济恢复元气，用在健康医疗、社会福利方面”。
他们的观念是“财富也是义务”。他们提出 “作为德国最富有的百分之三人群中的一分子，我们深信富人应该贡献更多财富”。
当然这些人并非为了出名，有些成员不愿公布真实身份，因为怕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沃尔默就是其中一个受害者：“我宣布我加入了这个组织的那天，我家就进贼了，我已经捐献了我大部分的财富，但那些贼却偷走了我父亲的怀表。”
“多交几个百分点的税，不会让富人变穷！”在欧元危机下，这样要求给自己加税的富人在德国越来越多。几个百分点的税只是从富人的“金山”上取走一部分而已，这是件有意义的事，可以帮国家创造未来。
足球俱乐部汉诺威96的老板马丁·肯德说：“我愿意接受更高的税，富人有义务偿还国家债务。”汉堡保险公司前总裁于尔根则建议，大幅提高“继承税”是“合理的”。
同样在法国，欧莱雅集团继承人贝当古拥有160亿欧元资产，她也发出了类似呼吁。
良知资本主义
“良知资本主义”其实也是一种传统，这种传统比较微弱，甚至被忽视。这种传统认为，做一位有良知的资本家，意味着不能持一种狭隘的视野看待自己企业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不能忽略这种深层次的依赖性；必须心怀整个系统。在《友爱的企业》一书中，有大量资料证实，有良知的公司最终往往能在市场竞争中胜出。
在外国这些人被称为“爱国富豪”，笔者认为他们属于“开明资本阶层”，他们也在乎自己的利益，“共和”美德并非他们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但他们更在乎的是系统的利益。因为他们知道，一旦这个系统失衡了，他们也将是最终的利益受损者，这也是他们的开明之处。
开明资本阶层往往与资本的大小无关，开明资本阶层中从来不乏大资本，比如在美国巴菲特、索罗斯、比尔·盖茨都是开明资本阶层的代表。而能否成为开明资本阶层跟从事的领域密切相关。
据笔者的研究，在实业领域，制造业的从事者往往成为开明资本阶层，而房地产开发商则往往不具备开明的特点；在金融领域，比较开明的往往是公开市场上的投资者，而那些私募市场上的投资者往往不具备开明特点。具体总结起来，挣钱比较辛苦的人往往更开明，而挣快钱的人则不行。
开明资本推动社会变革虽是历史惯例，但也是有隐忧的，因为这些人虽然名气很大，从不缺乏话语权，但也从不是社会舆论的强势主导者。其实美国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仑早在《有闲阶级》一书中给出了解释，有闲阶级是指那些不需要拥有固定职业，生活休闲以社交娱乐为主的阶级，这些人才是社会舆论的主导者。
开明资本阶层显然不是这样的人，宗庆后、董明珠在中国名气很大，但上媒体发布看法的时候也不多。这也是开明资本阶层虽然重要，但平时又难以发挥作用的原因。历史也表明，他们发挥作用往往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而非平时。
高产阶层——隐形的利益集团
很多美好的事物，有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极大成功，在一个国家却很难落地，这里面必定是有利益集团在阻挠。但是这样的利益集团并不一定明显，很多是隐形的，并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到，隐性利益集团的危害性并不比那些被公认的显性利益集团要小。
显性的利益集团，会受到舆论和民意的制约，他们一般不会赤膊上阵，也不可能赤裸裸地与民意为敌。当一个利益集团一旦被显性化了，他的能量就会大打折扣。但是隐性的利益集团却不然，他们可以打着“人民”、“公民”的旗号为自己的集团谋取利益。因为他们还没有被以一个利益集团的身份得到确认，所以他们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不仅迷惑着执政者，有时也迷惑着人民。
人们喜欢用中产阶级来解释这个社会，其实中产阶级的说法也是非常不准确的。因为中产阶级范围极其宽泛，从下面看，除了极少数低收入者，大多数人都可以归为“泛中产阶级”。比如印度，都宣传自己有着极大的中产阶级比例，但是这些被“中产阶级”的人，却有着极低的自我认同感。
另外来看，只要不是企业家，无论收入多么高，都会被归入中产阶级，而这也是严重错误的。其实很多中产阶级，他们的生活品质、消费水平以及所拥有的财富远远高于部分企业家。很多高级管理人员其收入要比普通中产阶层高出几百倍。这些人，显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了。这些人才是这个社会真正的控制力量，笔者认为应该将其称为“高产阶级”。这些人的收入相当的稳定，而且几乎没有什么风险，比如律师只要不违法也是很安全的，高级经理人即使被解雇了，也从不发愁找工作。相反我们可以看看那些从事服务业的小微企业的创业家们，他们的财富其实远远没有这些“高产阶级”多。但他们创业之辛苦，风险之高，是这些人所难以企及的。
其实这部分资产阶级的利益，从本质上与其工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如果工人有保障，素质高，那么企业的效率也高，因此在福利社会，私人企业的发达程度并不比自由经济体差。另外我们从历史上看，德国俾斯麦的工厂立法，英国的贝弗里奇改革，都是在资本阶层的推动下完成的；如果从现实上看，现在推动美国增税的也是索罗斯、巴菲特、比尔·盖茨这些资本家。
笔者提出“高产阶级”这个概念，其实就是要与以往的中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说法区分开来，因为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群体，从经济基础到生活方式，都是完全独立的。
中国如果建立福利社会，无论是低收入者、中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和政府，其实都是受益者。建成了福利社会，政府的利益可以从社会的和谐、官员的清廉中体现；资产阶级的利益可以从高素质的人才中体现。而建设福利社会唯一受损的就是少数“高产阶级”。
现代企业都是实行的经理人管理，特别是上市企业，股权极其分散，股东、职工在经理人面前都是弱势群体。有些经理人不顾企业利益为自己设置天价高薪，为自己积累高额养老金，而不管企业是盈利还是亏损，不受约束的经理人日益成为毁掉现代企业的危险因素。
城市白领阶层——真正的社会底层
新城市赤贫阶层是这个时代最值得关注的群体，他们结婚艰难，买房艰难，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城市赤贫阶层以刚毕业的学生为主，但不局限于刚毕业，有的已经毕业数年，但也无法摆脱赤贫的现状。这些人以前被称为蚁族，现在被称为屌丝。
中国赤贫阶层的特点
中国的赤贫阶层跟拉美和印度不同，拉美和印度的赤贫阶层大多缺乏正当的职业。而中国的赤贫阶层都有着体面的职业，比如他们在公司从事着诸如行政管理、人力资源、市场策划、财务会计、平面设计、质量管理、计算机、文秘文员，甚至新闻记者、出版编辑等职业，但共同的特点就是工资偏低，有些不仅比技工低，甚至比农民工还低，低到仅仅能够勉强维持最低的生活。比如在北京、上海等城市，他们仅能拿到3000多元的工资，而在其他城市或许工资只有2000多元。他们能够维持这种最低的生活还是在公司提供宿舍的前提下，如果公司不提供住宿，他们几乎生活不下去。
中国的赤贫阶层与其他国家相比还有第二个区别，那就是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处于温带，有着长达三四个月的寒冷冬天。因此印度、拉美等热带国家常见的是简陋到只有一张塑料布的房屋，中国赤贫阶层的居住条件则主要表现为拥挤，公司集体宿舍、多人合租的小区房等。这与那种露天房相比，看起来不那么像贫民窟，这也是很多人不承认中国存在贫民窟的原因。
工作体面与赤贫好像很难联系起来，但在中国却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前两年中国有媒体搞了个“八零后大典”，选取了一些典型的八零后进行报道，其中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新京报的一个调查记者，工作两年都攒不下两万块钱。而新京报一直被看做是市场化报纸成功的样板，而调查记者也因其高危险性，工资还高于其他记者。知名媒体的调查记者尚且如此，而其他人可想而知。
中国年轻人刚步入工作岗位时，70%需要家庭接济才能维持最低的生活。这些人2年内，大部分人基本上可以做到不再需要家庭的接济，但很难攒下钱，绝大部分人在30岁之前没有进入更高级的职位。
新赤贫阶层的出现，白领阶层的赤贫化，多人以为是高房价的原因，这是主要的因素，但并不是全部。因为很多人连基本的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买房是他们没想过的事情，他们也从不去售楼处问询。
中国企业基层人员的赤贫化是市场化的必然结果，中国大企业的工资差距高达1000倍。很多名企高管的年薪可以达到数千万，而普通大中型企业高管的年薪也有几百万，而基层职员的年薪只有几万，相差百倍。这种差距在10倍，最多不超过50倍的时候还是可以接受的，而目前几百倍、几千倍的差距则是离谱之极。
提高最低工资才能减少赤贫阶层
关于调节贫富差距，从人大代表到舆论媒体，都在炒作“提高个税起征点”，但是很少有人提“提高最低工资”。但对于贫富分化来说，提高最低工资却是比任何手段都好的方法。中国的最低工资标准形同虚设，对企业没用。在随便一个工作，都能达到月工资3000元的深圳，政府却将最低工资定位1500，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能将最低工资定为3500元或是4000元，就意义不同了。
提高最低工资，可以提高基层人员的工资，缩小基层人员和高管的工资差距。中国应该建立最低工资和平均工资的联动机制，不再人为地调节，而是自动调节，比如让最低工资为平均工资的60%等。
其实提高最低工资并不会影响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因为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是由其平均工资决定的，而不是最低工资。提高最低工资也不会导致企业裁员。企业需要多少人，主要是由岗位决定，而非由工资。其实中国的工资增长很快，差不多五六年就会翻一番。比如改革初是几十元，现在是几千元，增长上百倍，企业照样会招人，不会受太大影响。
舆论阶层——舆论不代表民意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媒体正一点一滴向我们的生活渗透。电视、报纸、网络铺天盖地向我们袭来，“花样百出”的趋同思维，使我们左冲右突，无处躲避。但值得注意的是，舆论和民意从来就不是一回事，舆论往往被误解为民意。其实，很多时代的舆论只能代表一部分民意，在一些网络媒体或是社交媒体上更是这样。
舆论阶层的现状
在西方，媒体人被称为“聒噪阶层”，虽带有讽刺，但也比较贴切，特别是在网络时代。
媒体人其实面临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进入媒体的门槛有时非常低，工资并不高，但是他们面临的工作压力可与业务员相比。而且工作方式也与业务员相似，每天都要进行陌生拜访，每天都有写作压力，业务员如果是体力劳动的话，记者是体力劳动加上脑力劳动。有一个朋友，在中国上海一家媒体工作，她说，她的丈夫受不了她的工作方式而提出离婚。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打开qq，仍然在线的总是媒体界的朋友。
新闻强调新，但新闻的创新与企业界的创新不同。新闻主要是观念和认识的新颖，几乎每个新闻都改变着人们的观念。很多接触社会很少的人，他们的观念全部来自于媒体。有时聊天，对方几乎都是在谈新闻事件。这些新其实就是一种洗脑，如果你看到了新闻报道，你的观念没得到改变，这个新闻就失败了。
媒体也经常与启蒙联系在一起，很多媒体人也将自己当成了新观念的灌输者，但是现在的这个社会不是启蒙太少了，而是太多了。舆论不是民意，甚至往往与真实的民意相反。某些媒体热捧的人，在民调中可能90%以上的人不支持，而某些媒体批判的人却可能90%的民众都支持，仅凭一个网络专题就想给整个社会洗脑的想法太天真。新闻可以有态度，价值可以多元，但严肃与公正才是媒体赢得长期影响力的根本所在，公道自在人心。
媒体的新闻，更多是个例，但读者有时是分不清的，往往将个例看成通例。有媒体报道，乞讨人员都是高薪职业，快递员月薪过万，但你真相信这是真的吗？如果乞讨是高薪职业，那为什么大冬天，他们仍然露宿街头？如果快递员月薪过万，那为什么还有农民工为了等活，而睡在大桥下面？他们难道比快递员收入更高，或是快递门槛太高，他们做不了？不是这样吧，有些新闻其实都是禁不住推敲的。新闻传播有时候也需要止于智者。
有些新闻人对社会的认知是扭曲的，首先遭受这种扭曲的其实是他们自己，然后才是读者。他们受的害其实比读者更深。一个爆炸性新闻，好像“全世界都知道”了，其实也就自己那个小圈圈知道。一个微博大佬被保安拦在门外，高喊自己有九百六十万粉丝，照样不灵，保安根本不上微博。不用说保安，即使整天坐电脑旁边的白领也不是都有自己的微博！民众的任何选择最终取决于利益，而非别人灌输的理念。
新闻人其实也属于吃“青春饭”的人，媒体人中有个词叫“着陆”，其实就是趁着年轻，赶紧成功转行。比如财经记者转行到证券公司搞研究，比如时政、社会新闻的记者转行到企业做公关。只有转行了，才算是着陆了，不能总在飘着。
其实聒噪阶层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早就超出了传统媒体的范围，“自媒体”已经成为聒噪阶层的主力军，比如博客写手、微博写手等。另外一些智库也成为聒噪阶层的一员。一些商业化运营的智库，主要就是搜集各种危言耸听的言论，然后推送给他们的会员，其实根本不真实，也没有什么用。对于整个聒噪阶层来说，危言耸听的东西最有价值。
媒体不仅要遵循新闻伦理和商业伦理，更要遵循社会伦理，做社会的建设者，这最终需要新闻立法来保障。
中国社会舆论呈现“极端”倾向
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曾发表讲话，提出“现在流行的是，谁能够讲出极端的话，谁就能够博得网络的眼球……你要讲一些合理的话，反而是被反驳、被攻击，有走极端的倾向”。这是切合实际，也非常中肯的话。
在传统媒体中，一些报纸主编的所谓“拍桌子”选题，只是吸引更多人的眼球而已，即使专业媒体也并没有体现出“专业”和“专家”的力量。记者的选题、采访与专家并无关联。经济类媒体也大都还停留在现象的描述，而非深入事物的本质。以前媒体追求“公信力”，现在更喜欢“争议性”，做出有争议的报道，反而是成功的表现。
至于网络等新媒体，其实现在行业并没有定型，仍是野蛮生长的时代。比如在网络阅读中，最重要的就是标题阅读，绝大部分读者都不会点开文章看内容。网络媒体将平面媒体的文章随便抽出一句话作为标题，基本上都是煽情性的标题，或是直接自己弄个完全偏离文章主旨的标题，这里面也有个技术性的问题：首先，门户网站的首页都是经过选择的，编辑将最劲爆的内容推至首页，而一个门户网站的转载源就有最少几百家平面媒体，因此门户网站也就集中了这几百家媒体最劲爆的内容。所以网站比平面媒体更容易走极端；其次是随意改动标题的问题，大家看门户网站的时候，如果你仔细看，就会发现首页上所有文章的标题都是长度差不多相等的，这就是编辑加工的结果。如果标题有长有短就很难看，为了首页的美观，所以必须统一。大网站都有专门的“首页编辑”，主要任务就是选择文章和修改标题。
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媒体开始追求眼球，不少媒体为了自身利益而放弃了社会担当，甚至还通过绑架社会责任来追求自己的利益。广告一般是媒体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但媒体的广告业务员在面向客户时不得不向客户炫耀自己的阅读对象就是“有购买力”群体，既然客户是最有购买力的群体，那就得为这个群体制作内容，而“有购买力”的群体无非就是富人。
媒体产品的“选择效应”
媒体对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中，媒体也是产业，存在不同的产品。比如，杂志、图书主要是学者名流的阵地；报纸，特别是都市报，“捧红”的则是时评写手；而博客等网络媒体上一般有两种人：一种是真诚的诉说者，另一种是不负责任的社会起哄者。很多时候，真正的学者、饱学之士不再吃香，一些所谓的“公知”成为了意见领袖。
“批判性”是建立在对“批判”对象的理解上，但这种“理解”需要相当的辛劳，是要建立在深入的调查研究之上。不同的媒体选择的却是不同的学者，不同的产品适合不同的学者，很多媒体不喜欢“专家”，却专门喜欢“砖家”，因为“砖家”才有争议，有争议才有销售。媒体的这种“选择效应”才是众多社会怪象背后的关键，很多媒体人往往是这种选择效应的最先受害者。不仅如此，这种“选择效应”还可能导致民意呈现上的“偏颇”，容易给政府在决策时造成误判。
懂的看门道，不懂的看热闹。媒体不仅看热闹、凑热闹，而且更热衷于制造热闹。而要改变这一切，最终需要新的媒体产品的出现，或是媒体技术的变革。
西方的舆论阶层也一样
戴雨果是在中国非常知名的国际媒体人，他在大学工作的同事James Curran 和Jean Seaton所著的一本书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可理解为《有权无责的媒体》，此书为英国媒体科目学生的必读书目）。书中指出西方记者只是一味地批判与摧毁，而很少作出有价值的、积极有用的报道是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媒体人虽然从来不是救世主，但他们应该更有责任感，更有积极性，对社会更有贡献，而不是一味地诋毁政府。媒体对政府的攻击，导致国家的政治家们本应该为我们的未来计划实施有效的措施，但是事实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他们花了很多的资金和时间在那些没有远期效应的事情上。舆论只是民意的一部分而已，而舆论往往将政府导向短视。
新闻行业其实是不能自立的行业，仅仅靠发行很难维持运转，美国进步运动时期的新闻“拔粪运动”代表着新闻人的光荣，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个运动其实在美国也仅仅维持了十年，而这些杂志也最终被保守财团势力收购了，而这十年正好是进步领袖西奥多 . 罗斯福执政的时候。如果没有政治实权人物的支持，仅靠媒体也是不行的，新闻专业主义在商业面前是苍白的，新闻“扒粪运动”的前提是政治人物发起的社会进步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