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的风险很大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生存风险，
如果民众的生存成本降低了，相应的社会风险也自然就降低了。
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生存问题的？
人类社会自从诞生以来，就始终面临一个困境：物质生活的贫乏和人类繁衍要求之间的矛盾。这就是简单意义上的马尔萨斯陷阱。解决机制在根本思路上是极其简单的。一共三种： 降低人类的物质生活要求（宗教）；减少人类繁衍（战争、生育控制）；扩大对现有物质资源的开发和利用（科技、制度、经济）。毫无疑问，只有第三种思路才是成熟社会的思路，正是经济学要解决的核心命题。
长期以来，人类社会都始终在利用上述各种思路、手段解决马尔萨斯困境。毫无疑问，从史前时代到公元纪年，物质生活贫乏的局面没有显著改善。事实上，在1800年以前，从全人类的平均水平来看，生活水准从来没有较大进步。各时代的宗教只是让底层的人们找到精神的寄托；而战争、瘟疫、生育控制都只是不断地被动维持人类社会的发展均衡。技术在不断地进步，但从来没有对社会产生根本性影响。虽然统治阶级生活的繁华奢侈，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工艺技术都不断地超越祖先达到新的高度。但任何一个社会时期的大多数人民，无论是在亚洲还是欧洲，都生活在穷苦的环境中：衣食住行都仅能勉强糊口度日。如果考虑到贫富差距逐渐扩大对人们心理的影响，完全可以说1800年前各时期的底层人民还不如史前时代。其间中国表现略好，尽管它仅以非常微小的程度超越世界平均水平。
由于历史记载资料不详和各国各朝币值物价水平混乱，无法十分清晰地进行分析对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文明在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是世界的遥遥领先者。中国的农业社会文明曾经在公元700年前后达到鼎盛，70%的人口已经不再有生存之忧，有唐诗云：“种桑百余树，种黍三十亩，衣食既有余，时时会亲友（储光曦）”。这正是大多数农户能达到的生活。而科技上的四大发明、织布机、水车、冶铁等手工业作坊已进入民间。再从唐至宋，中国开始从农业文明的成熟体系中孕育出城市化和大规模手工业的萌芽，国内外贸易、手工业工场等资本主义文明已略显雏形。中国超越马尔萨斯陷阱的时刻，在《清明上河图》中呼之欲出。
所谓超越马尔萨斯陷阱，就是进入这样一个趋势：人口可以稳定增加；扩大的人口规模还可以享受更高的生活水准。直觉上我们可以看出，这的确是个相互矛盾的困境。走出困境的唯一方法是：人口数量和科学技术形成正反馈系统，即人口越多科技越发达；科技越发达，可以养活的人口越多。经过中西文明不断地对撞，欧洲终于在公元12世纪掌握了成熟的农业文明和在当时最先进的传播、交通技术，虽然造纸和造船在此时仍然是中国领先。又经过三百年的发展，中国和欧洲一起，进入了人类史上最为重要的15世纪末分水岭。15世纪末，亚欧大陆共同面临的问题仍然是：马尔萨斯陷阱。简言之，人多地少。
结果已经摆在眼前。欧洲，用了400年的时间崛起，终于在1800年前后，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进入了大发展阶段。自此之后的所有技术突破，和在此之前的技术突破相比，有了一个本质的特征，它不再造福于特定的阶级，而是造福于全人类；并且从中受益最多的不是统治阶级，而是底层的人民。1800年之后，欧洲的特权阶层逐渐从王权宝座上走下来；底层人民，开始享受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对15世纪末到18世纪三百年的发展，我们可以追溯出很多原因。例如，这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进程，而是科技、制度和经济三位一体，潜移默化进步三百年之后的必然飞跃；例如，欧洲日耳曼民族天生的冒险精神使得葡萄牙王子和哥伦布翻开了史册上最为重要的一页。
但无论分析出多少理由，有一点是肯定的：海外的市场、资源、劳力，是欧洲完成工业革命，继而成为世界霸主的关键一环。这不仅仅是一道催化剂，甚至，海外资源和市场的存在和英国1215大宪章一样，是欧洲发展不可或缺的本质推动力。美洲贵金属的发掘，使得欧洲维持了亚欧贸易中岌岌可危的平衡；非洲黑奴的大贩卖，进一步缓解了欧洲的财政和贵金属困境；美洲经济的初步发展和亚洲进一步的沦陷，使得欧洲工业制成品在其发展之初从来不为市场发愁。
同样，由于欧洲文明带有中华文明从来不带有的掠夺色彩，使得1800年分水岭在划分出世界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的同时，也给今后的数百年历史带来浓重的悲剧色彩。一幕幕大规模惨绝人寰的种族不平等事件不断上演，进而发展到席卷全球的两次世界大战。
但“马尔萨斯陷阱”也在失灵。物质财富在增加，人口却没有增长，而这既不是因为节育措施的发明，也不完全是家庭观念的改变，而是生存成本的提高。
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才能真正改善民生
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存成本其实是被住宅楼、高等教育、洗衣机、空调、电冰箱、电脑、手机等现代化产物垒高的。虽然这些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节省了我们的劳动，但是这些却也要用我们另外的劳动成果——工资来换取。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人类历史既是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生存成本不断提高的历史。
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在这里看到的是商机，经济学家看到的是财富的创造，而社会学家或是制度经济学家则必须看到人类生存成本的变迁。
在古代，人们只需要解决吃和住的问题，但住的主要是土房子，问题也不大。其实真正成问题的就是食物，只要食物的问题解决了，生存问题基本上就解决了。因此，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生存一直都是直接与食物的多少挂钩。而现代社会显然比这复杂多了，除了要有足够的食物之外，人们还要有比较好的住房，还要受教育，还要有必要的娱乐，还要有必要的生活工具，如汽车、电脑、手机等，这些都构成了现代人生存成本的一部分。
在这里笔者用“生存成本”，而不是用“生活成本”，是因为这些从某种程度上是不可以压缩的，生活质量是可以有弹性的，但生存是不可以压缩的。比如你可以用几千元的手机，也可以用几百元的手机，但是没有手机却是不行的；比如你可以接受高等教育，也可以只接受义务教育，但是不接受教育是不行的。这些不仅是生活的问题，更是生存的问题，也是生活问题与生存问题的区别。
回顾人类进入现代社会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把古典自由主义指导下的低福利社会称为世界模式1.0，而资本主义的福利社会则可以称为世界模式2.0。现在回归1.0模式是肯定不行，而2.0模式也并非理想，因此现在人类必须发展出世界模式的3.0版本。而笔者认为，这种世界模式的3.0版本就应该是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提出，旨在解决现在人类所面临的难题。而现在的难题就是人们相信市场，又不想放任贫富分化的加剧，人们渴望福利社会，而又不加重税收负担，总结起来就是两对矛盾，即“市场经济和贫富差距”的矛盾，“福利社会和高税收”的矛盾。而这两大矛盾，只有“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才能解决。
要想民众生活幸福，最直接的方法就是让民众有钱，而让民众有钱，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提高民众的收入；另外一种是降低商品的价格，从而变相地提高民众的购买力。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第一种方法，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第二种方式。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不是要降低民众的生活品质，相反是要提高民众的生活品质，民众的生活成本降低了，当然生活品质也就提高了。
现在人们总是一味迷信收入的增长，但是收入的增长并不一定给民众带来幸福感，美国、日本、欧洲可以算是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但是那里的民众照样面临生存难题。因此要想让民众获得幸福，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经济发展最终的目的是改善民生，但由于市场经济的无序性，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民生的改善。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但是普通民众“养家糊口”却越来越不易。民众普遍抱怨生存成本过高，这是因为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民众的生存成本也在增加，甚至增加得更快。中国民生问题越来越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众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民众生存成本的提高。经济越发展，民众生存所必需的产品就越多，因此民众生存成本提高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直接结果。当然这不是要反对经济发展，而是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使民众从高昂的生存成本之苦中解脱出来。
高生存成本社会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活所需要的物品越来越多，比如汽车地铁、高等教育、公共网络等，这些随着经济发展都在拉高民众的生存成本。
二是随着分工越来越细，生活所需要支出的环节也越来越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人们越来越不能自给自足。衣服不能自己做，要买；鞋子不能自己做，要买。现在提到市场经济，大家都会想到高效率，但是从来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市场经济的高成本，市场经济是一种成本极高的经济模式。比如商业保险是市场经济，但是极其昂贵，这也是很多人买不起保险的原因。而且经济越发展，社会分工越细致，生活成本就越高。
以上两点，生活所需产品的增多和生活支出环节的增多是民众生活成本增高的直接原因。我们不妨再说得细一点，比如上大学和拥有手机、电脑等生活成本的升高属于生活必需品的增加，而衣服由自给自足，到定制，再到去商场购买，这体现了分工带来的生存成本的提高。
不同的生活模式和高物价，直接导致生存成本升高。
一、生活模式不同导致生存成本提高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时期，我们可以从吃穿住行用等方面，将农村的生活方式与城市生活方式进行一下比较：比如在饮食方面，农民都是吃自己种的粮食、蔬菜，可以免去经销商的层层盘剥，也省去了运输费用。在居住方面，农民在自己的宅基地盖房，付出的只是一些建筑材料费。而且农民住自己的房，还不用每月交纳物业管理费。而在城市则需要向开发商购买住房，城市房价又非常高。
现在很多人喜欢用人均收入对城市和农村进行比较，其实这样比较存在着很大的误区，因为农村与城市是完全不同的生活模式。城市人要想提高生活水平，其收入水平必须远远大于农村人才可以。
二、高物价是导致生存成本过高的直接原因
曾经看到过一个朋友的QQ签名“我搬家了，很远，很便宜”，看到这种话，不知道是幸福还是无奈。
同样是城市生活，在不同国家，或是同一国家的不同地区，生存成本也不一样，这主要表现为物价的高低不一样。高物价是导致生存成本较高的最直接原因，而物价的不同则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的：
1. 高税收导致高物价
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高福利国家，高福利国家各种税收非常高，产品到了消费者手上，价格也就非常的贵了。比如北欧国家的所有商品都非常的贵，在各个版本的世界城市物价大排名中北欧城市都高居榜首，最关键的就是高税收导致了高物价。
2. 高房价导致高物价
高房价导致高物价的情况在东亚地区表现得非常突出，在中国一些大城市这种情况也非常突出。首先，房价高，工人的生存成本就高，工人生存成本高必然带动工资上升，工资上升又必然导致物价升高。这两年珠三角地区的通货膨胀并不很厉害，生活用品的价格上涨也不高，但高房价却导致了工人生存成本大幅提高，因此很多人逃离这些地方。其次高房价也会带动商业租金的提高，而商业租金的升高直接导致了商品流通环节的高成本，也可以导致物价升高。
3. 级差地租导致的高物价
级差地租对商品价格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繁华商业区往往商铺租金较高，经营者必须靠提高商品价格来弥补租金损失。因此在同一城市，不同地段，商品价格往往有很大的差异，越是繁华地段，商品价格就越高，民众的生存成本也就越大，同样越大的城市，生存成本越高。
4. 廉价商业模式的取消导致高物价
同样的商品也会因为不同的商业模式而产生较大的价格差异，比如流动商贩的存在可以让普通民众买到一些便宜的生活用品。露天菜市场可以让民众买到一些便宜的蔬菜。那些高档的商业模式所必需的装潢费用、照明费用、营销成本等都可以大大增加商品的价格。而政府如果强制取消一些廉价的商业模式，就必然导致商品价格的总体走高，加重民众的生存成本。
5. 劳动力价格上升导致高物价
劳动力价格基本上与劳动生产率成正相关关系。劳动生产率越低的经济体，劳动力价格越低；而劳动生产率越高的经济体劳动力价格就会越高。因此发达国家一般劳动力价格比较高，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价格则比较低。
劳动力价格的提升必然会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导致那些机器化生产的产品价格不断下降。因此在发达国家那些机器化生产的产品都非常便宜，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则非常的高，不得不从国外进口，而服务业不能进口，所以发达国家服务业的价格则非常高。
而民众的生存必需品大部分属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食品、纺织品、建筑；而享受型产品大部分属于机器化生存的产品，比如汽车、各种家用电器、消费电子产品等。民众的生存成本，特别是低收入群体的生存成本，基本上是由生存必需品的价格决定的。因此生存必需品价格的提高，必然导致民众生活成本升高，生活压力加大。
6．导致物价比较高的一些其他因素
除了以上比较有共性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会导致物价比较高。比如在俄罗斯很多轻工产品都不能生产，需要进口，因此商品价格都比较高。而在美国由于其特殊的医疗保险体制，导致美国的医疗价格奇高。投机炒作严重扭曲了商品价格也会导致高物价，人类进入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后，商品价格已经不再受成本价值的影响，而且也经常不受真实供求关系的束缚，而投机炒作则可以使商品价格长期偏离其价值，比如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属于这一情况。
以上是造成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主要原因，具体到中国来说，各方面的原因都有，但中国最突出的原因还是房价问题。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怎么回事？
我们可以将消费，按不同层次分为生存型消费，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三个层次。所谓“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就是降低生存型消费品的价格，以满足民众对生存必需品的需求，从而达到降低生存成本、缓解民众生存压力之目的的社会模式。
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主张的是降低生存型消费品的价格，而生存型消费是相对于享受型消费和奢侈型消费而言的。与低生存成本对应的是高享受成本和高奢侈成本。以前很多朋友在看到低生存成本型社会这个概念时，以为笔者是在提倡低碳生活，是在提倡简单的生活方式，或是提倡省吃俭用，节俭持家，如果这样理解就误会了笔者的意思。
生存必需品可以包含吃穿住行用等多个方面，人类发展到目前这个阶段，生存问题仍然是面临的首要问题。对于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更是如此。广大的中低收入人群生活支出的大部分仍然属于生存型消费。“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适合于其他国家。
一般低收入群体的消费以生存型消费为主，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以享受型消费为主，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是以奢侈型消费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