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政府只做两件事，那就是征税和用税，
不同性质的政府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征税和用税的方式不同。
减税是让富人吃肉，穷人得到一点面包渣？
1988年，老布什和里根同台竞选，他高喊“不要相信里根，他兜售的富人与企业减税是巫毒经济学”，当时没人相信老布什的预言，而今天的美国人不得不承受巫毒经济学的恶果。所谓巫毒经济学主要是指起源于里根时代的“减税+赤字+借债”的经济政策。而当前美国所承受的国债危机、财政悬崖等一系列问题都来源于此。
20世纪60年代哈佛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当年在评论减税时曾说，减税就是让富人吃肉时，穷人也得到一点面包渣。其实这只是一方面，减税的好处只是一时的，其结果只能是只顾今天，不顾明天。社会文明形态越高，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越多，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依赖于公共服务，比如良好的道路、免费的教育、医疗等，服务不减，只减税收，只能是大规模的借债。
目前，政府除了常规支出外，其财政收入主要用于扶持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如果削减的话，也只能是从两个方面入手。而这方面的削减一般会导致三方面的危害：新兴产业得不到扶持，经济发展没有后劲；贫富分化严重，穷人无钱消费，最终消费不足，产能过剩；财富全部集中在富人手里，投机横行，经济泡沫严重，最终爆发金融危机。这种政策之所以被称为巫毒经济学，而不仅仅是毒品经济学，这是因为尽管他施行的是有毒的经济政策，但是民众仍然像着了魔一样对其进行英雄般的欢呼。
美国历史发展也表明，大减税往往是大危机的前兆。而这种情况其实也并非始于里根，在大萧条之前，美国就施行过这样的政策。当时美国的财政大权，掌握在当时的美国首富梅隆手里，此人历任哈定、柯立芝和胡佛三任总统的财政部长，是美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财长，史称“三个总统为他打工”。梅隆在担任财长期间，不停地在做一件事——减税再减税，国会每两年就要制订新税法来满足梅隆的要求。但梅隆减税的结果就是大萧条，而大萧条之前，此人也一度被称为“最成功的部长”、“汉密尔顿再世”等，但他最终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部长。
经过大萧条之后，美国人又好了伤疤忘了疼。20世纪80年代初，巫毒经济学又重新流行起来。第一个实行这种政策的是里根，但在小布什任内达到顶峰，这也是老布什没想到的。他曾经痛骂的经济政策，却让自己的儿子发挥到了极致，最终引发了又一个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
里根上任不久，就提出了减税计划，不久被通过，即《1981年经济复苏租税法案》，其要点是：（1）将个人所得税税率不分收入等级，一律在3年内减少25%，第一次减少10%；（2）对企业给予加速折旧以减少税负。美国总统小布什上台后，开始效仿里根，也将减税作为其经济政策的核心。他就职不到20天就向国会提出10年减税1.6万亿美元的计划，主要是降低税率和增加税收减免。这是美国 20年来最为庞大的减税计划。“ 9·11”事件后，布什政府加快了减税计划的实行。
而减税必然削减公共服务，在美国本来也是有针对穷人的保障房的，但小布什上任后将这方面的资金全部取消，而是用帮助穷人贷款的方法来应对。但穷人信誉较差，因为借到的贷款基本上属于高利贷，还不起贷款，最终演变成了“次债危机”，进而导致了现在的局面。小布什统治下的美国模式可以称之为 “用穷人高利贷取代国家福利”，最终惨败。
减税所导致的后果，绝不是“借钱—还钱”那么简单，其最毒的地方是利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也没有不带利息的贷款，利息是民众的一个额外负担，里根、小布什减税的最终后果是什么呢？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的预测显示，美国需要在未来十年支付5万亿美元以上的利息，这是什么概念呢？当年经济危机刚爆发时，小布什救市也才花了7、8千亿美元。未来十年，美国政府所有收入的14%以上将用于支付债务利息。2013至2022年期间，美国政府需要支付的利息将超出医疗补助计划支出，是社会保障支出的一半，接近美国未来十年国防开支总和。从2014年起，净利息支出将超过美国用于教育、交通、能源和国防之外的所有其他可支配项目开支的总和。
如果对这些空洞的数字没有概念的话，我们可以这样通俗地表述，那就是民众每年将大量的税收交给政府，但无法享受任何公共服务，因为这些钱都被用来还利息了。光干活，没收入是奴隶的特征，美国民众就即将成为这样的债务奴隶。而这还仅仅是利息，还不包含本金，如果包含本金，几百年也还不完。
美国人用“利息支付爆炸”来形容当前的状况，而这些利息又会派生新的借款。今后10年，净利息支付将相当于新增债务的80%，美国从债务深渊中走出的希望极其渺茫。
本次经济危机主要是债务危机。但实践证明，一个国家是否欠债不在于这个国家的福利有多高，而在于这个国家是否遵守财政纪律，高福利就要对应高税收，如果又想高福利，又不想高税收，还不想欠债，世界上哪有那么好的事情！我们可以看看那些北欧真正的福利国家，他们的福利公认是世界最好的，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欠债，挪威甚至还有大量的财政盈余。相反的例子，美国、日本也欠下了一大堆的债，但是这两个国家根本不是福利国家。总之一个国家只要不遵守最起码的财政纪律，即使是毫无福利，照样可能欠下巨债。
税收是和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水平挂钩的，那些只提出减税，而不管国家支出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在减税过程中，富人享受的好处最多，而穷人基本上享受不到什么好处，因为穷人更依赖于公共服务。
现在中国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当前中国很多基建项目，本该由政府支出的部分，可政府不支出，全部靠借贷，这样很危险！之前武广高铁开通，专家在解读高票价时透露一个信息，那就是如果政府能拿出30%的资本金，高铁票价也不会这么高。可惜高铁建设全部靠贷款，政府不支付资本金，每年的利息支出就以百亿计，这其实也是陷入了巫毒经济学的怪圈。
公共开支都养活了谁？
时任总理的温家宝公布，2013年中国的财政赤字超过了万亿，达到了1.2万亿，这一方面是减税所致，一方面是刚性的公共支出所致。刚性支出是非常必要的，而赤字虽可以刺激经济发展，但其长期性损害也非常值得注意。
赤字和公共支出背后其实都涉及严肃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在现代社会实行所谓的“小政府”根本就不可能，因为社会越发展，需要的公共服务就越多，而这些问题其实就从来没有逃脱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在制度经济学中，这属于私人财富暴增导致的“公共贫困”问题，新制度经济学早就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现代化导致公共服务需求在增加
汽车在增加，公路就需要增加，垃圾越来越多，清洁工就需要增加，社会竞争越来越激烈，保障防范社会风险的机制就必须建立。新制度经济学将这种矛盾总结为“私人富足和公共污秽”。GDP高速增长、私人财富剧烈膨胀的年代，教育、环境、交通等公共福利被关注的程度却越来越少。现代人类远没有从公共服务的应用中获得愉快，甚至所提供的服务远没有使我们免于烦恼。“我们拥有昂贵的电视机，但学校却破败不堪；我们拥有清洁的私人住房，但街道却肮脏混乱。”精力集中于汽车，却忽略了学校和公园，对私人货物毫不吝啬，而对公共货物的生产却极度克制。
私人生产导致公共服务需求自动地增加，如果后者跟不上就将成为社会紊乱的一大原因。由于没有很好的扩充公共服务，我们失去了本该享有的机会，我们必须在私人世界和公共世界之间建立一座桥梁。必须通过有效的政府手段使人们尽量避免个人的过度奢侈消费，而在公共服务上增加合理开支，让社会财富的产生从私人生产向公共生产转移，这样人民的生活就会更有意义。
而这就涉及观念的转变，必须在民众中树立“公共产品”的概念，并且使其愿意将自己的一部分财富涌向公共产品生产，因为除了邮政等少数几个例外，大部分公共服务是不适合收费的，他们是公共产品，必须给一切人使用，这些必须用税收支付，虽然增税一直是一个禁忌的话题，但却是不得不做出的一个决定。社会越发展，需要的公共服务就越多，这是无法逃避的选择。
“小政府国家”都失败
事实证明，“小政府”国家都遭到了失败，而实行大政府的都取得了成功，美国政府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在应对全球化的决策中走错了方向，他们没有对教育、科技和基础建设加大投资，而是削减政府开支、减少税收。30年来，美国政府一直在削弱自己在本国经济中的角色，而非提高现代化经济和劳动力所需的必要投资。富人得益于大规模减税，利用财富捆绑了权力，带来了更多的社会不公。
而北欧国家利用高税收资助了高水平的政府服务，成功地营造了经济繁荣、社会公正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局面。这是今天全球化经济保持良好状态的关键。可惜的是，中国至今对北欧模式的研究非常有限，很少人真正对其进行客观分析和评价。北欧模式和美国模式经过三十多年的竞赛，已经分出高下。
当然，政府支出不是为公务员开工资那么简单，尽管很多人将大政府形容为雇佣更多的公务员，这种说法是与事实严重不符的。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公共开支养活的最大的两个群体恐怕就是“教师”和“清洁工”了。现代民众接受教育越来越高，教师就得增加；城市化越来越高，清洁工就得越来越多。而这两个财政供养的最大群体显然不属于我们平时所称谓的公务员。不仅城镇化的扩大需要大量的清洁工，而现在中国很多试点型的农村也在配备清洁工，这是很大的一笔财政开销。
在中国，虽然很多地方，清洁工也有编制，但是清洁工显然不是“官”。中国最近很热衷于炒作官民比，而这个“官”的数据中很多就是政府财政供养的教师和清洁工，在美国这些人是不在统计之内的。
香港为何留不住李嘉诚？
2013年底有两则新闻颇引人注目，一个是中国计划开征遗产税，第二个是李嘉诚从内地及香港撤资。反对征收遗产税的人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那就是会导致富人外移。但低税的香港，已经取消遗产税的香港也并没有留住李嘉诚。
这两年随着中国私人财富的增长，征收遗产税的问题也摆上了议事日程。
实施遗产税的最大意义不在于政府可以从中获利多少，而在于它能够以一种例行的制度化的方式间接地鼓励所有富豪去行善，以间接的强制性的方式鼓励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自行去调节社会矛盾。
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很多矛盾，这需要存在大量不以赢利为目的的具有慈善性质的机构来缓和、协调这些矛盾。比如说，许多弱势群体救助机构、协助弱势群体成长的机构，很多从慈善机构直接或间接受益的教育、医疗、研究机构等等。但是这些机构的存在需要大量资金支持，资金从哪儿来呢？单纯靠政府没有办法做好这些事情。不仅表现在财源上，还表现在其更为有效的运转上。因此这些事情更需要私人来做。如何促使私人来做呢？
我们知道，捐款做善事不仅对社会有益处，而且对个人也有益处。可是很多富人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捐献。一个人力量是有限的，一个人的捐款并不能实现太多事情。怎样才能促使所有的富豪都去行善，去做不但对社会而且对他们自己也有利的高尚的事情呢？遗产税做到了这一点。有了不得不捐款的压力，他便会在捐款与上税中作抉择，最后大部分人都选择捐款。一个社会最需要的就是有效的激励机制，如遗产税的实施，它帮助所有人朝高尚的行为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它大大降低了机会主义的盛行，大大减少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大大协调了社会矛盾，促进了整个社会的福利制度发展。
美国现在仍旧是吸引世界投资最多的地方，世界80%以上的剩余储蓄都流向了美国。资金为什么会那么踊跃地流向美国呢？原因比较多，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美国是创业者的一块乐土。它能为各种资本的进入提供一个充满机会和公正的竞争环境。
资金总是流向于那些在期望中能给它们带来增值的地方。首先，资本家要能看到，哪些将给他们带来收益。其次，所在地的政府才能谈得上与他们如何分享利润。所以作为渴望吸引投资的地区，它首先要做的就是改善自己的投资环境，让每个投资者都能得到公平对待，让他们有希望在那个地方获得成功。
香港能靠取消遗产税吸引到比尔·盖茨、巴菲特的资金吗？似乎不可能。他们都是坚决反对取消遗产税的。他们之所以公开站出来反对取消遗产税，是因为他们认为取消遗产税对大众是有害的。害处在于：取消遗产税后，慈善机构的资金来源会锐减。而政府会以另外一种税收手段冠冕堂皇地劫取在社会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慈善机构的资金。这样的结果是：一方面，大量慈善机构将面临生存危机。另一方面，随着政府税收的增加，政府不可避免地要产生挥霍、浪费行为。实施遗产税，会让那些积累了众多资金的资本家在暮年来临时将其资金以募捐或税收的方式流向社会最需要的地方，而取消遗产税则是鼓励资金继续流向能产生利润的地方。这无疑拉大了社会矛盾。香港政府官员取消遗产税的理由之一是：遗产税每年只有区区15亿，无足轻重。这和布什所称的美国遗产税只有区区300亿美元的大道理相一致。但是，若按照美国慈善机构控制的资金规模占GDP8%~9%的比重来计算的话，香港慈善机构现在控制的资金规模大概是400亿左右。在这400亿慈善资产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因为遗产税的实施间接获得的。政府取消遗产税，减少了15亿的收入，慈善机构会减少多少收入呢？我们知道慈善机构等非政府组织在很多社会事物、社会矛盾解决方面具有政府不可替代的作用，各大非政府组织正日益影响着我们的社会进程，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可想而知，慈善机构财政的严重缩水会怎样地影响香港百姓的生活。
取消遗产税会提升继承者的惰性，促使其利用自己在资本、技术、人力、规模方面的优势打压同行及新加入者，进而更快走向垄断。雄厚的基础会让货币资本的强势介入无孔不入，货币资本的强势介入会严重降低大众的人力资本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
取消遗产税可能会吸引到一批以逃避本国遗产税为目的的投机性资金，但是当这些被表面的好处所吸引的投资者发现，这个地方并不能让他们的资本产生利润的时候，就又会将资金进行大规模转移，这一进一出无疑为香港的金融监管带来了巨大压力。亚洲金融危机充分显示了金融监管的重要性，进行强力金融监管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重要任务。资本流动最忌大进大出，这容易导致危机。如果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是因为很多国家虚假的数字与繁华泡沫所导致，那么香港未来若发生系列危机很可能就是由取消遗产税所引致。香港存在的经济社会问题需要从根本上去考虑。
香港取消遗产税，为大陆开征遗产税增大了障碍。大陆现在贫富差距非常大，社会矛盾突出，急需征收遗产税。然而向富人增加新的税种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大陆遗产税迟迟难以推行。2013年11月2日，香港取消遗产税的法案获得通过的消息传出后，便有学者放言：大陆征收遗产税只能是10年之后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一些富豪、学者、官员，他们又有理由了，他们会以香港为例，阐述不征收遗产税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