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败腐败的不是民主自由，而是福利社会。
福利社会“养懒汉”的说法正确吗？
有人认为福利社会养懒汉，这种说法既不符合现实，理论上也站不住脚，福利国家跟平均主义、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是完全不同的。福利国家仍然是按劳分配，即使在福利国家，也不是不劳而获的，也是不工作就没有收入。福利国家都有失业补贴，但这也是很小的一笔钱。如果正常人要靠失业补贴生活，也是非常艰难的，依赖福利的人大多是失业者和低收入者，他们本身就无法养活家人。
福利社会养懒人的谬误还在于，参与社会劳动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而这些人基本上不享受福利，不享受福利也就不会偷懒。而享受福利的主要是儿童、老年人、学生、残疾人、病人、孕妇等群体，这些人本身就不是劳动人口，也就与懒不懒惰无关，因此说福利社会养懒人本身就搞错了对象。
现实也证明高福利国家反而懒人最少。劳工参与率是指法定工作年龄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实际人数和法定工作年龄人口总数的比例，一般用来衡量一国民众的工作热情。北欧福利国家的劳工参与率多年来均高过崇尚自由和个人奋斗的美国人，美国的参与率一般保持在80%～82%之间，北欧国家冰岛参与率最高达90%，芬兰最低，一般为84%。
再看非生产性的“局外人口”情况，当前瑞典的非经济活动人口占国民总数的比重为49%，而德国的指标为60%。德国人以勤奋著称于世，妇女也大多数参加工作，两国人口结构情况近似。但是德国的这项指标都要比瑞典高了10个点，别的国家就不用比了，而且德国也是个高福利国家。
北欧国家的高就业率是公认的。这些国家一般情况下失业率在2%～3%的窄幅范围内波动，近乎完全就业，远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7%～10%失业率的常规水平，这也说明了北欧人并不懒。
以上数据都不支持福利保障容易养懒汉的荒唐之说。北欧福利国家的社会风尚更如此，这个地区的人们普遍以诚实劳动为荣，鄙夷那些靠社会养活的人，甚至连投机取巧者在这些国家都无法立足。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情况也很说明问题。一般人，尤其是本土的白人尽量不依赖于救济性的福利津贴苟活，觉得不光彩、有失尊严，这也是人之常情。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归根到底还在于高福利、高教育提高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使投机取巧的事情很难发生。换言之，投机取巧、偷盗、贪污腐败反而更容易出现在那些缺乏福利、民众生存得不到保障的国家。
社会竞争的关键虽然是生产力的竞争，而生产力是由人创造的，高素质、健康的人口是社会生产的基础。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后，工人不再频繁的怠工、罢工、捣毁机器，工厂效率大大提高；社会福利制度建立后，免费的高等教育让工人素质大大提高；免费医疗让工人寿命延长，让那些生病的人快速恢复健康，重新投入工作；免费的职业培训让那些在产业升级中淘汰下来的工人获得重新转行就业的机会。这些都是经济繁荣的基础。而在非福利国家，那些生病得不到医疗的人，缺乏足够的知识和职业技能的人，因为经济危机而缺乏就业机会的人反而容易成为懒人群体。
现实也表明，福利越高的国家，劳工参与率也越高，失业率越低，经济越繁荣，经济也更稳定，政府也没有什么欠债。而那些鄙视社会福利的国家，反而经济危机频发，失业率高，国家欠债严重。前者如北欧国家、德国等，后者则以美国、日本、英国为典型。
近年很多媒体将南欧国家歪曲为高福利国家的典型，笔者在其他的文章中已经批驳过。南欧国家的福利比北欧国家差多了，甚至都达不到欧盟的平均水平。
勤劳和懒惰是一个道德学概念，经济学中并不存在这样的概念。经济学认为人都是理性经济人，最起码也是有限理性的，如果有挣钱的机会，这些人没有理由不去挣钱，也就是世界上没有懒惰的人，只有缺乏市场机会的人，只要存在有足够诱惑力的赚钱机会，没有一个人会懒惰。
在北非的利比亚、埃及地区，青年人极多，青年人口占到社会人口的将近一半，但是这些人或是在网吧上网，或是在大街上游荡，这些人看起来是懒人，其实是缺乏工作机会的人，一旦有工作机会，他们都会变成非常勤快的职场骨干。
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他们或是辛苦劳作，终日不得闲；或是由于缺乏工作机会，而不得不经常失业。这恰是最需要帮助的人，而舆论却给这些人贴上懒人的标签是非常不公平的。
如果想让这一部分人不依赖社会福利，比较可行的办法就是提高他们的工资，或者是帮助他们找到有足够收入的工作。而那些反对依赖福利的人往往是支持拉大工资差距的人。他们更多地强调竞争，更愿意减少最低工资水平而不是提高。其实正是这些人在制造更多的不得不依赖社会保障的人。福利国家正是通过再分配来确保给这些人提供重新参加工作的条件和机会。
为什么现代人离不开福利社会？
福利社会的必要性，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方面如吉登斯所说，现代社会是一种风险社会；另一方面是因为福利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投资。
福利其实是一种社会投资
福利不是经济的负担，而是一种投资，是会产生巨大效益的。观察同一个事物，视角不同，结论就不同。不用说事物，其实就是同一个经济数据，从不同角度看，有时也会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而对于福利社会的理解，就有很多视角，比如有人道主义的视角，有政治的视角，也有经济的视角。在经济的视角中，福利经济学是一个孤立的学科，说起孤立就是因为没有更多地与经济学其他分支融汇在一起，福利经济的目的就是研究如何增加社会福利。但是对于为何要增加社会福利，更多的是从伦理学角度来解释，因为福利经济学经常被认为是经济学、伦理学的交叉学科。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福利经济学发展。
后来福利经济学摆脱了伦理的束缚后，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其实福利经济完全可以从经济学中寻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如果从纯经济学的角度看，福利也可以看做是一种社会投资，只要是投资就有产出，同样福利也是一种有效益的投资。只是这种效益不那么明显，很难进入统计报表，也没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甚至从来没有人将其看做是投资，而是将其看来是一种纯粹的消费，其存在的价值也仅仅是限于扩大整个社会的需求，从而克服需求不足的经济难题。
这种分析是正确的，但并没有把握住问题的实质。福利经济是有扩大需求的一面，但是更是一种投资，是自己单独产生效益的，而且效益很大。它的效益并不必通过其他方面来体现。现代福利经济学之所以发展缓慢，成就不明显，关键就是没有找到分析视角。而如果我们用“投资——收益”模型来分析福利经济学，其实就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
福利经济要想有大的突破，后来的经济学人决不能从前人研究的延长线上做拓展，而只有另辟蹊径。
社会投资，与企业投资不同，很大程度上是公共行为，需要政府来做。比如国防，国防的效益体现得不明显，但是这种效益是可以感觉到的，因此没有任何一个人否定国防存在的合理性。国防其实也是可以购买的，比如在欧洲中世纪，很多小国都是向职业雇佣军来购买国防。但古代的国防比较简单，现代国防极其专业，不是哪些公司可以承担的，因此必然要由政府来做。其实这类的产品还有很多，比如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的投资效益更是极其明显，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连基础设施都修建不好，那这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很好。
但还有一种投资，它有效益，但不像基础设施投资那么明显，也不像国防那样让人能感觉到，这就是社会福利投资。如果说基础设施投资是硬投资的话，那福利投资就是软投资，这种软投资的作用也很大。我们可以从不同项目来看：比如政府对教育的投资可以造就一大批高素质的人才，这是经济起飞的基础。
比如让人人有保障，人民都能安居乐业，就极少有人从事非法活动。北欧国家的刑罚是最轻的，可以省去很大的维稳成本；而在美国大约四分之一的年轻人都有过犯罪的经历，从事各种非法活动的就更多，维护社会稳定需要很大的社会成本；中国的维稳成本也很高，比如犯罪活动的侦破，案件的审理，高昂的律师费用等，这都是社会成本。而在高福利国家，这些费用都是可以省去的。北欧国家其实法律也非常细密，执行也非常严格，之所以没有人犯法，就是因为在高保障下，人民都能安居乐业，像日本那样很多老年人通过犯罪实现“监狱养老”更是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比如在失业方面的福利，可以让人更快地找到工作，或是虽然慢一点，但是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现代社会工作不难找，但是找到合适的工作非常难。因为现代社会分工极其细致，可选择空间非常小，职场人都是专业人。因此一旦失业，如果再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需要更长的时间。找到合适的工作才能为社会创造效益。如果大学生都去卖肉，或是集体去开网店，这是对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如果他有充足的失业金，就可以用稍微长一点的时间，找到一个合适的工作。另外有些行业确实饱和了，或是被淘汰了，那这些人就必须转行。失业的人生活都比较窘迫，如果让他们自己掏腰包进行培训，很多人是出不起这笔钱的。若是政府组织培训，那就很容易帮失业者开辟自己的新职业，不然这些人很容易沦为纯粹的体力劳动者。
再比如，政府有医疗方面的福利，就可以让生病的人更快地恢复健康，更快地恢复工作。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福利，那很可能就是小病拖成大病，最后拖垮一个家庭。
总之，高素质的劳动力，健康的生活，能发挥个人才干的职业，较低的犯罪率，都是这个社会繁荣昌盛的基础。而这些只有福利社会才可以做到，只有福利社会才会对这些项目进行投资，因此也只有福利社会才会得到最高的回报，福利国家才出现了最低失业率，最幸福的生活。
福利是投资，而不是消费，不是政府负担。
福利是一种公共产品
现代社会的产品分为两种，一种是私人物品，一种是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由私营企业进行提供，而公共物品必须由政府进行提供。在古代公共物品是很少的，最突出的就是国防和治安。而到了现代社会公共产品则越来越多。如国防、公安、司法、公共交通、供水、排水、供气、电信网络、义务教育、公共福利等都是公共产品。
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现代民众所享受的公共产品呈上升趋势，维持生活更多是依靠公共产品，而不是私人产品。公共产品在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生活中处处都离不开公共产品，如果没有公共道路就行走困难，没有公共网络就不能通讯，人类越来越生活在公共生活中。公共产品的特性是如果由私人提供效率更低，而且会造成不公平，所以公共产品一般都由政府进行经营。
福利社会是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据世界经济发展规律，一个国家要实现发达，一般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只要实行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其人均GDP达到1万多美元是没有问题的；第二个阶段是自主创新和产业自立，一个国家如果实现了自主创新和产业自立，其人均GDP达到2万美元是没有问题的；第三个阶段是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建立，一个国家如果要达到人均GDP4万美元，没有社会保障建设是不可能的。
我们可以从需求的角度对此进行解释：工业化和城市化是通过挖掘农村的消费潜力实现经济增长；自主创新和产业自立则是通过挖掘产业链的附加价值实现经济增长；而建设社会福利，则是通过提升中低收入人群和老年人的消费来拉高经济增长。
目前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三个阶段，亚洲四小龙正处于第二个阶段，中国和拉美等国家正处于第一个阶段。拉美国家之所以陷入了中等收入国家陷阱，就是因为缺乏自主创新和产业自立。而亚洲四小龙经济体中的韩国、台湾都拥有着很多世界级的大企业，但是其人均GDP也只在2万美元上下。关键就是没能适时进入第三个发展阶段，因此他们的人均GDP很难进入4万美元的发达国家普遍水平。而福利制度最健全的北欧国家是经济发展最好的，所以他们的人均GDP一般在5至10万美元。
为什么有社保的国家不会发生动乱？
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近邻外交领域的矛盾似乎一触即发，很多人发出“中国必有一战”的看法，其实相比“必有一战”更让人担心的是中国会不会“必有一乱”。
从表象上看，是存在这样的迹象的。
网络上确实有很多人进行情绪鼓噪，但这些或是靠谣言，或是靠不靠谱的知识，其根底是脆弱的，是不能见光的，他们的铁杆支持者看似人数众多，但大多知识水平不高，而且不稳定。
有社保的国家不会乱，凡是发生动乱的国家，大多数是没有社保的国家，笔者联系苏联、中东的变局进行分析。
历史有的时候真的是简单重复的，苏联、罗马、大清的灭亡似乎都遵循着同样的道理：建立制度是为了享受这一制度的好处，但一旦享受到了这种制度的好处后，就丧失了保卫这种制度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丧失，就意味着对这种好处的享受也将停止了，苏联公民的贵族化，罗马公民的奢靡，八旗子弟的腐朽都是一样的。
无论是保卫这种制度的一方，还是反对这种制度的一方，一旦交起火来，就要有战争。而战争需要有一批在“饿死”和“战死”之间进行选择的人，苏联要保卫他们的制度也需要这样的人，但苏联公民当时生活的优越程度决定了确实没有处于饥饿状态而被迫去送死的人，因此也没有人站出来保卫他们的制度。
当时的苏联公民生活之优越是直到现在，绝大部分国家的公民都难以企及的。他们夏天有凉爽的空调，冬天有热烘烘的暖气，每年都可以出国度假一次，生活上“土豆炖牛肉”成为了他们的主食，他们也不用为住房担忧，一切都是免费的；不用为小孩的教育担忧，一切都是免费的；不用为养老、医疗担忧，一切都是免费的。苏联公民的生活超过了中世纪的贵族，拥有这种生活的人，他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享受这种生活，怎么可能去“送死”呢。
所以苏联当时尽管发生了那么大的变革，但是却从来没有爆发军事冲突，没有战斗，因为全国公民早失去了战斗的能力。社会主义制度的消失受损最大的是工人阶层，但当时的工人阶层与列宁时代的工人阶层完全不一样了。列宁时代的工人阶级是赤贫的，是受压迫的。而苏联解体的时候，他们拥有了维持体面生活所必要的一切，但也因此失去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能力。如果苏联解体时的工人阶级哪怕还有列宁时代百分之一的血性，苏联也不可能解体。因此“公民贵族化”是苏联灭亡的原因之一。
苏联的“乱”，主要体现为高层的乱。但社会秩序没乱，最重要的就是社保兜底。而在希腊也只是出现了游行、示威，以及少量的暴乱，因为他们也是略有保障的，很多人说希腊是福利国家，并不准确，希腊是典型的低福利国家，其福利支出低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而利比亚、叙利亚则不同了，他们国家有众多赤贫的人，而且没有社保，“去打仗”是很多人的“活路”之一。而且在这两个国家，为反对派打仗的人很多都不是本国人，而是来路不明的人，因为在中东地区存在着大批的无业流民，这些人随时处于没饭吃的状态。这些人参加战争，也不懂什么价值观，甚至连工资都不要，给饭吃就行。而这类人，在全苏联基本上是找不到的，所以苏联那么大的变革可以一点不乱，希腊可以小乱，而叙利亚、利比亚则大乱，关键是社保程度的不同。
总之，一个国家在政权更替时“乱”的程度与这个国家的社保体系成反比。社保体系越完善，政权更替越不容易，也不会乱；而社保越低，越容易乱，而且很容易演变成军事暴乱。这个规律我们还可以在其他地区得到证明，比如在韩国发生过政权交接、过渡，其制度没有变，但也没大乱；而在菲律宾、巴基斯坦等国家，则是换一次乱一次，即使是单纯的民主选举都会产生大乱，从根本上还是缺乏社保，流民太多。因此笔者所提出的“有社保的国家不会乱”的论断，在大部分国家都是可以得到验证的。
当然中国也才是迈出第一步，还差很远，中国需要改革的地方还很多，而且要更上一层楼也要从行政上改革。媒体很喜欢将“政治体制改革”简化为“政改”，其实这是错误的，政治主要是指政治制度，政治体制主要是行政方面。
中国的行政结构还不完善，中国的部门还可以进行改革。比如可以将社保的职能从人力和社会保障部抽离出来，将社会保障职能与现有的民政部进行合并，组建民生与社会保障部，专门负责民生与社会保障的问题，而原人力方面的职能可并入教育部重组成教育与人力资源部。这样既整合了大教育的资源，也整合了大社会发展的资源，理顺了两方面的关系。
为什么打败腐败的不是自由民主，而是福利社会？
根据笔者研究，城市化和福利社会是治理腐败的有力手段。腐败是发展的问题，只能用更快的发展才能解决，而不是让发展停滞，发展本身就可以抑制腐败。我们要变不能腐败为不想腐败，而在福利社会，官员才不想腐败。
政府基层人员的腐败可以通过城市化来抑制，而高层的腐败则可通过社会福利解决。基层腐败的土壤是“熟人社会”。“熟人社会”不存在了，基层腐败自然也就消失了。城市化之后，贿赂和受贿难度都增加了。而高阶官员的腐败可以靠福利社会解决，也就是笔者曾经提出的一个观点“有福利的国家腐败不会严重”。
腐败严重的都是非福利国家，在英国、美国这些福利不高的国家腐败也经常有，而到了北欧、新加坡这些高福利国家，腐败早已难觅踪迹。
而做样本研究，确实也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与这个国家的福利程度成反比，福利越高，腐败越低；福利越低，腐败越高。北欧五国、新加坡是高福利国家，腐败几乎绝迹；德、法是中等福利国家，腐败极少；英、美、日是低福利国家，腐败也有，但不多；亚洲四小龙中的韩国排斥福利，腐败一般严重；而印度福利非常落后，腐败就非常严重。
福利建设最大的作用就是“改善人的道德”。贪污是犯罪，是巨大的冒险，谁都知道“一个人冒险是为了巨大的收益”，但很少有人进一步追问：“他要那么大的收益做什么？”根本上还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如果一个人有了安全感，就不会再那么冒险。因为这些冒险都是有代价的。福利社会就是为整个社会营造一种安全感，让整个社会不再那么急功近利。
分权、限权、严刑峻法，都不是根治之策。中国惩治贪污的律法也不可谓不重，但腐败仍然严重，归根结底就在于官员缺乏安全感。众多调查表明，官员是幸福感最差的阶层，而且官员的工资也几乎是最低的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在社会上可以收入三千多元，如果是公务员很可能只有一两千元，副部长的工资都不到一万元。在这样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社会，这些人怎么可能不腐败。
腐败是冒着失去自由的风险去犯罪。治理腐败重要的是“断贪念”，如果没有贪念了，给他多大的权利都没问题。而构建福利社会，就是让整个社会都充满安全感，让官员凭自己的工资就可以过上非常不错的生活，就可以充分享受生活的快乐，那他为什么还要去冒失去自由的风险呢！
民主国家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福利的民主国家，一种是没有福利的民主国家。我们所期待的“政治红利”完全是“有福利的民主国家”才有，比如印度、菲律宾这些国家虽然也是民主国家，但却是公认的腐败透顶的国家，比中国严重得多。而这些所谓的“民主政治红利”其实不全是由民主带来的，很大一部分是由“福利社会”带来的。
同样的，民主国家所处的阶段也不同。比如欧美所谓民主国家，在早期也是非常腐败的，比现在的中国要腐败得多。那个时候也没有“民主国家”这个词，“民主国家”这个词是二战之后才广泛流行起来的。当时的政治学者将这种多党政治称为“政党分赃制”，或是翻译为“政党分肥制”，这就是西方的政治学者给他们的制度下的定义，而且非常的准确。当时的西方多党政治最核心的就是“分赃”，腐败几乎接近于掠夺，每次政党更替都是政党分赃的过程。现在美国总统可以分配的职位仍然高达六七千个，其中驻外大使等都是经常用于分赃的肥缺。
而西方国家的高度腐败逐渐降低也是与他们的福利社会建设同步的，特别是战后的福利国家建设，让这些国家的政治腐败得到了极大的抑制。同一种制度，在不同国家或是同一国家的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西方国家腐败的降低，与福利建设息息相关。
福利的根本作用是改善道德，是积聚社会正能量的基础。除此之外，任何宣传、教育、惩罚都治标不治本。中国的一部分改革学者强调抑制腐败，但又反对福利社会，他们主张的模式只能造成更大的腐败。这部分中国学者主张的改革目标接近于印度模式，印度、菲律宾这些国家根治腐败了吗？显然没有，因为这些国家只有所谓的民主，而没有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