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梅生初来我们这里时，就引来一街人的目光。那是一个下午，她穿着一件浅底碎黄花的布拉吉长裙，样子虽然有些忧伤，却将一条街都映得亮起来。我们这条街叫柳荫街。每到夏天的傍晚，街上就会坐满乘凉的人们，当时大家都很奇怪，搞不清大虎是从哪里带回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
大虎在邮电局工作，过去只是一个普通的邮递员，但自从他成立起“绿色邮递造反队”，经常率人在街上集会或张贴大字报，名气就一天天大起来。那时通讯还很不发达，不要说互联网，连电话也不普及，人们要联系只能靠信件。因此邮递工作也就很繁忙。邮递员都是穿着绿制服，骑一辆挂着鼓鼓囊囊邮袋的绿色自行车，每天在大街小巷里匆忙地穿来穿去。灵巧得像鱼。大虎的父亲当年也是邮递员，大家都叫他尚师傅。
柳荫街上的很多人都曾见过尚师傅当年送信。他由于长年骑车走街串巷，车技也就极为高超，无论多窄的路都能像杂技演员一样穿行自如，两个车轱辘就像长在了他的身上。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在一天下午被汽车撞死了。当时尚师傅是去送一封加急快信，车骑得也是快了一些，刚刚-上大街就见迎面有一辆旅行轿车飞驰而来。他连忙躲向路边。但为时已晚。那辆旅行轿车竟比尚师傅更慌张，车头晃了几晃就猛地一下撞过来。尚师傅立刻被撞得腾空而起，一直飞出很远，又砸破路边一家商店的橱窗才落到地上。事后据亲眼目睹了这起交通事故的人说，当时尚师傅还没有断气，也就是说，倘若及时抢救还是有希望的。但这辆肇事的汽车只是停下看了看就又急驰而去。
事后大虎才听说，那辆旅行轿车是拉着一个医生要去哪里抢救什么病人，时间很宝贵。但大虎搞不懂，那个医生要去给看病的那个病人生命宝贵，难道自己父亲的生命就不宝贵了吗，他们怎么可以为了去救一个人，就置另一个人的死活于不顾呢？大虎想，如果他们当时把车停下来，哪怕将父亲一起拉走，待抢救完了那个他们要抢救的病人再来抢救父亲，或许父亲都不会这样白白地死掉。但是，他们竟然就这样扔下父亲头也不回地扬长而去了。
那时大虎还在上中学。他很小就已没有了母亲，家里只有他和父亲一起生活。现在父亲这样一死，他也就失去了生活来源。于是，大虎只好提前退学，去邮电局接替父亲当了一名邮递员。大虎似乎天生就具备当邮递员的素质，不仅记忆力很好，对各种业务也熟悉得快。柳荫街上的人渐渐发现，大虎骑车的技术竟比他父亲更加精湛，简直出神入化。曾经有一次，他送信时遇到一个老人患了急病，他情急之下竟将这昏迷不醒的老人背到身上，然后空着两个车把就一路飞快地骑去了医院，连当时站在街口指挥交通的民警都看得目瞪口呆。但是，大虎对父亲的死却一直耿耿于怀。当初那辆肇事的汽车并没有逃避责任。
事后很快就去向交管部门投案，讲明这辆车是属于一所大学的，他们当时确实是有急事。但大虎始终怀疑，这件事应该与附近的柳荫街卫生院有关。因此后来，当他成立起“绿色邮递造反队”，采取的第一项革命行动就是冲进这家卫生院，将这里的一切都砸得稀烂。
当然，大虎率人去砸卫生院还有另一个原因。在柳荫街卫生院里也有一支群众队伍，叫“白衣战士战斗队”，一直与“绿色邮递造反队”在政治观点上有很大分歧。后来这分歧就形成一种紧张的对立，又由对立发展为以张贴大字报的形式相互攻击相互谩骂。于是“绿色邮递造反队”就编了一首叫“四大白”的歌谣，用来挖苦“白衣战士战斗队”。
所谓“四大白”，也就是选择四种有代表性的白色物品，这样放到一起数说就会产生另夕卜一种效果。歌摇唱道：剥开的葱捣烂的蒜，女人的屁股―卫生院！这首歌摇不仅形象生动，而且琅琅上口，于是很快就在街上流传开来。卫生院的白衣战士们多是年轻女性，听了这首“四大白”立刻都气得面红耳赤。她们认为这已不是革命南大枇判，而是一种极下流的人身攻击。白衣战士都是有些文化的，也算知识分子，创作这种顺口溜自然更不在话下。于是，她们当即也抛出一首“四大绿”作为回击：白菜叶，西瓜皮，王八盖子--邮电局！这首歌谣就过于刻薄了。“绿色由随造反队”里多是一些男人王八盖子”原本就是男人很忌讳的字眼，再将它跟邮电局特有的色彩联系在一起也就更暗含了一种恶毒的意味。大虎就是被这首歌谣彻底激怒起来的。
因为他母亲当年就是跟随一个什么男人离家出走的，他父亲曾经愤懑而又伤心地对他说，一个男人，这辈子什么帽子都可以戴，就是不能戴绿帽子。大虎身为“绿色邮递造反队”的总司令，立刻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于是，在一天上午，他就率领着“绿色邮递造反队”的全体队员冲进这家卫生院。“白衣战士战斗队”的那些年轻女战士们自然不是这些造反队员的对手，卫生院立刻被砸得一片稀烂。在这个上午，大虎又指挥着造反队员将俘获的白衣女战士都拉到街上，用绳子捆住两手，拴到每一辆自行车的后面。造反队员的自行车都是经过特殊装备的，不仅车轮粗大，还在三角梁的中间焊了厚厚的钢板，这样一来每辆自行车无论从外观还是重量上也就更加威猛，更具战斗力。
大虎一声令下，“绿色邮递造反队”的队员们就牵着这些白衣女战士骑上自行车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游行。那些白衣女战士们平时都是坐惯了诊疗室的，从没经过风吹日晒，更不要说受这样的辛苦，被自行车拖在后面跌跌撞撞地跑了一阵，立刻就都发际散乱灰头土脸，有的跑丢了鞋子扭伤了脚踝，还有的连身上的白大褂也被扯得稀烂。但是，大虎对这一次的战绩仍不满意。他已经核实清楚，当初撞死他父亲的那辆肇事汽车就是从这个卫生院开出去的，而且当时坐在车上的那个医生也正是这里的院长。但他这一次却没有找到他。卫生院里没有人能说清楚这个院长现在究竟在哪里。在那个傍晚，大虎将梅生带回柳荫街时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径直就回自己住处去了。这时大虎已搬进柳荫街上一处最宽敞的房子。这是一连四间的红砖平房，很高大，每一间都有三十多平米。
这里原是邮电局投递组的一个办公地点，专门分拣信件的。现在大虎搬来占用两间，另两间就作为仓庠，用来堆放造反队去“牛鬼蛇神”那里抄家时缴获来的各种物品。大虎在这个傍晚将梅生领回去，就再也没有出来。街上的人后来才知道，这个年轻女人叫梅生。关于梅生的事，是臭娘娘说出来的。臭娘娘是我们这一带的革居会主任，因此对街上的事了如指掌。臭娘娘其实姓仇。一仇作为姓氏并不读仇，在这里读球，但球不太好听，好像是骂人的意思，尤其再和娘娘放到一起叫球娘娘，听起来也就更不顺耳。
所以大家就还是叫她仇娘娘。这样叫来叫去也就叫成了臭娘娘。当然，叫她臭娘娘还有一层含意。不知臭娘娘是否因为工作的缘故，对各家的隐私很感兴趣，所以也就养成一个习惯，平时很爱听人家的窗根。我们柳荫街一带都是平房，毎到夏季，由于天热，家家户户就都敞开屋门，只在外面挂一片竹帘。这样一来也就为臭娘娘听窗根提供了方便。但臭娘娘的肠胃很不好，经常爱出虚恭，也就是放屁，听窗根时一旦憋不住就会噗地一声。这一来也就经常使她暴露目标。
因此无论谁家，只要听到门外传来这样一声闷响，就知道又是臭娘娘在听窗根。据臭娘娘说，梅生是大虎率人去抄家时偶然遇到的。大虎在这个下午率领着“绿色邮递造反队”是去柳荫街卫生院的院长那里抄家。大虎经过多方调查；终于找到了这个院长。原来这个院长姓洪，在柳荫街卫生院当院长只是兼职，他的本职是在市中心医院担任内科主任。据说这个洪主任是一位很着名的内科专家，在市里同时兼着几家医院的院长，还在医科大学做兼职教授。
大虎还了解到，在撞死自己父亲的那个下午，洪主任是被接去抢救一位大学教授的。那个大学教授正在家里干着什么突然患了心肌梗塞，已经昏迷不醒，而且把尿都尿在了裤子里。但是，尽管洪主任乘坐的那辆旅行轿车把大虎的父亲撞死了，也并没能挽救那个大学教授的生命。
当洪主任赶到那位大学教授的家里时，发现他已经不仅是尿，连屎都拉在了裤子里：心电图拉出的也已是一条笔直的直线。在大虎率人来抄家的这个下午，他让人将洪主任拉到街上，指着他的鼻子质问道，就算你那一次救了那个大学教授，就应该撞死另一个人吗？你认为用一个邮递员的生命去换一个大学教授的生命是很值得的是吗？大虎发现这个洪主任的家里有一间很大的书房，几乎有一百多平米，高大的书柜里摆放着各种各样的硬皮书籍。大虎问这个洪主任，你读过这样多的书，难道读来的就是这样一些混账道理吗？！大虎这样说着，就又想起了当年的父亲。父亲在那个下午躺在满是碎玻璃的橱窗下面，脸上和身上竟然没有一滴血迹。
父亲一向是个很爱清洁的人，他经常说，只有以这样的精神面貌去给人家送信，才会让人家感到愉快。这时，父亲的脸上还是那样洁净，刮去胡须的腮边显得很光滑，但脸色却苍白得像纸一样。
他的身体异常柔软，似乎已被抽去了筋骨。当时大虎真希望父亲能睁开眼，哪怕再跟自己说一句话。但父亲就那样一声不响地被人抬走了。那只绿色的邮包仍然斜挎在他的身上，看上去松松培堵的。大虎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洪主任在当时为什么就不能救一救父亲呢？这时，洪主任慢慢抬起头，看看大虎。洪主任直到这时才知道，这个站在自己面前，正满腔怒火地指挥着抄自己家的造反总司令竟然就是那个当初被撞死的邮递员的儿子。
于是，他就对大虎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件事应该是一个教训，下次再遇到这样的事，他一定会让汽车停下来的。大虎听了立刻睁大两眼，额头的青筋也随之暴起来，他大喝一声说下一次，难道还有下一次吗，你还想再撞死多少无辜的人？！然后他又想想，点点头说好吧，既然你说是教训，那就让更多的人都来记住这个教训吧，也只有这样，我父亲才不会白死。大虎这样说着，就开始让手下的造反队员准备绳索和标语，又爬到树上去安装滑轮。洪主任的家是在卫生系统的宿舍大院，这里住的多是各大医院的专家主任和一些卫生系统的领导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