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匣子边，卧着一排威士忌酒瓶。顺着酒瓶，铺着一袭紫色的婚纱。那个炊事员把婚纱提起来，但他太矮了，婚纱一多半还拖在地上，皱成了一团。赵小青铁青着脸，骂了声“我垃你娘的匹”，甩手就给了他一个大耳光！苍老的前炊事员多年后在向我讲述时，还拿揉馒头和搓麻将的手捂住半边脸，想不通这究竟是为什么？赵小青搬进了苏娘的家。当然，他其实住这儿已经辑久了，不同的是，现在他是主人了，是一个人。一个人住这么大的屋子，我觉得是有些可怕的。大概为了壮人气，他把这儿兼做了造反派的总部，白天不断有戴红袖套的人经过我家门口，上楼去找赵小青。他接见他们，听取汇报，或者召开冗长的会议。晚上，往往是后半夜，我睡了很久了，醒过来，还听见他在头顶上踱步，从这间房踱到那间房，有时会踱到天亮。我父母收留了桑桑。他们给我在客厅铺了一张行军床，让桑桑睡在我的房间里。但桑桑坚决不干，她要睡客厅。父母只好依了她。
我和她一起上学，放学，回家，吃饭。不过，学校也在闹革命，到处都乱得很，常有老师刚下课就被揪出去挨斗，哪个学生如果逃学不来，可能也算一种造反吧，没人来管。我是不想上学的，桑桑无所谓，但我父母总是把我们往学校轰，学生不上学，这怎么可以呢？有一天晚饭时，赵小青忽然敲门进来了，我父母的神情有点紧张，我们都瞄了眼桑桑，但桑桑双手抱在怀里，定定打量赵小青，非常的镇定。赵小青的穿着，依然整洁得如一个有洁癖的人，头发一丝不乱，胡须剃得干干净净，但眼里有过度疲惫带来的亢奋与充血，红得怪吓人。但他说话还是挺客气，甚至带着恳切的歉意。他说，楼上设了总部，乱糟糟的，多有打揽左邻右舍了。我父母忙说：“哪里哪里，革命需要嘛。”他矜持地一笑，慢慢走到桑桑跟前，把腿顶在饭桌边俯瞰她。她朝上迎着他的目光，嘴里反复嚼着一口藕丁。
赵小青叹口气，说：“桑桑，回家吧。”桑桑沉默着。赵小青说：“你是你，你妈是你妈，你身上没有美蒋特务的血，何况，你还是个小孩子……跟我回去吧。”桑桑依然不说话。赵小青说：“我有耐心等你的。”桑桑站起来。她站起来也只齐到他的胸脯下。
她张开嘴，他说：“桑桑……”噗的一声，嚼碎的藕丁全喷在他脸上。桑桑说：“你等死吧。”我头一回吃惊地发现，桑桑和她母亲既非血亲，也差着三十以上的年纪，但两人声音却极为相似，沙哑、低沉、厚实，无比的坚定。赵小青拿手把脸抹了抹，闭了眼，深吸一口气，转身走掉了。
我父母怕桑桑会出事，千叮呼万叮咛，要我任何时候都要跟她在一起。回了家，他们必把门闩死，不放一个出去，也不放一个进来，就像抗日战争中的堡垒户，暗藏了八路军的伤病员。但桑桑就如一条鱼、―只猫，常常一眨眼，就从我眼皮下溜走了。有一回，我们放学回了桑园，秋风吹得黄叶簌簌发抖，荷塘里嗖地蹦起一条青鲤鱼！我唤了声桑桑，没人应，扭头看时，连个人影也没了。我不敢大叫，心里正发急，天上落下一根枯枝来，我仰头一望，见桑桑正坐在树杈上。我立刻来了劲，我下河上树的兴趣，远远大过念书写字，当即扔了书包，抱住树干，嗖嗖嗖往上蹿。看看就要抓住桑桑的脚了，只听得树枝咔咔地响，她已经双臂长伸，攀跃到另一棵树上了。这一招我不会，只得傻傻地发呆。后来我问她从哪学来的功夫，她双手一摊，意思这有什么好说的。
在桑桑的枕头下，母亲收拾床铺时翻出一叠画，画的都是赵小青，正面、侧面，拆零的五官，眼睛、鼻子、嘴巴，最多的是耳朵，细得不能再细，耳轮、耳屏、耳蜗、耳鼓膜……应有尽有，就像在开耳朵的干杂店。母亲悄悄问我：“是什么意思呢？”我老气横秋地答了句：“研究他。”母亲很徒异，默然半天，滴下泪来，说：“可怜的，她脑子乱了……把她盯牢些。”我嗯了声，认真执行着母训，就连睡觉都睁着一只眼，警觉着桑桑的动静。
但，就连神也有打盹儿的时候，何况我。夜晚，有秋虫在桑园里叫着，跟雨水一样催人人眠，我昏沉沉睡去。不晓得过了多久，听到窗户嘎吱一响，我惊跳起来，疑心桑桑偷跑出去了。冲到客厅，却见她正从窗户进来。月光也跟着进来了，慷慨地给她披在背上。我懵懂中问她下楼去了吗？她伸一根手指朝上指。我吸口冷气，再想问什么，她用手把我嘴巴封住了。这是真的，在楼上的造反派聚会散了后，她翻到上边去了。她伏在窗户外，透过没有拉严实的窗帘，一直都在观察赵小青。时间过去了一小时，也许是两小时、三小时，她看见他踱步，沉思，不住地叹息，在沙发上躺下，又突然一惊，忽地跳起身子！后来，他开了一瓶威士忌，又抽烟，抽很多支烟，都是吸几口，就摁了。
杯里还有半杯残酒，他随手搁在窗台上。还有一只烟头，也是摁在窗台上。熄灯后，桑桑悄悄伸手进去，把酒喝了一小口，把烟头拿走了。她把烟头拿给我看，月光下看见是牡丹牌。她叼在嘴里，吸了又吸。她的样子，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妖艳和刁蛮，这让我暗暗吃惊。我把烟头给她拔下来扔了。桑桑噘了嘴不高兴，我展臂把她抱住。她任我抱，她背上的月光冷若冰霜，她身子在我怀里不住地发抖，我嗅到她嘴里淡淡的酒味。我想起母亲的话，我说：“别再乱来了。”她轻声轻气地笑了一声，溜出了我怀里。第二天早晨，行军床空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餐桌上留着一张纸条。桑桑写道：亲爱的阿姨、伯伯、小哥哥，我走了。
我不会回来了。我会记住你们的。母亲差点当场就晕死。父亲赶紧给她掐人中，揩她满脸的冷汗。他宽慰母亲说，桑桑不是个一般的孩子，她肯定不会寻短见，过三天、五天、十天、半个月，她没处可去了，就会回来的。母亲松口气，见我呆着发傻，就扬手给了我一耳光，她骂：“我让你看住的人呢？”这是母亲平生第一次打我。桑桑失踪后的第十三个晚上（我们全家都在掰着指头算日子〕，过了后半夜，星斗满天，虫鸣偃息，黑暗里笼罩着说不出的静。
我反倒睡不着，睁眼听着头顶赵小青的踱步声。踱步声后来也没了，我想他该躺下了，我也该迷糊了。但就在这念头刚一闪过时，有吱吱的声音从桑树林里传过来。那声音并不太响，但又滞又涩，让人心慌，我睡意全消，后来干脆坐起来，等那声音消失。但它并没有要消失的意思，响得极有耐性，停了一小会儿，我刚重新钻进被窝，它又回来了，好像就在你的耳边赔噪。开始我以为是猫，或者一种奇怪的鸟，我就摸起来拣了个空墨水瓶在手上，推开窗户向那响声扔过去。
然而，只安静了一小会儿，我刚上床，声音又来了，显然不是小动物，小动物哪有这么胆大的！而且声音拉得更长了，艰涩得像一根锥子直往耳鼓膜里钻。我父母倒是睡着的，因为这声音并不足以把熟睡的人吵醒。但楼上，有脚步声在焦灼不安地团团转。就像是为了回应这脚步声，那吱吱声响得更加厉害了，难听得足以让深夜的失眠者眼胀，头裂，抠紧脚指头，挥拳头打墙！终于，一声怒吼压倒了一切：“我垃你娘的匹！”就在这一刻，我心中一片雪亮，是她回来了。若干年后，我在大学寝室里做了个试验，拿一小块塑料泡沫在玻璃上来回擦，并始终保持单调、不变的节奏，那难听的吱吱声，很快让同屋们塞上了耳朵，其中一个蹲下来，发千呕。他们瞪大了眼珠子，以为我疯了！然而我很明白，我只是为了以恶作剧的方式，重返记忆。
那种记忆的确是很疯狂的。将晚上当赵小青骂完后酿声消失了。楼上也悬安静了。赵小青，这个有洁癖的天才，追求声音的百分之百纯粹的音乐家一个一呼百应的造反派头头，终于被疲备所征的倒下睡着了。但，就在这时让人头痛的吱岐声又来了，这一次，是从上边发出的。
我张开耳朵听得非常地清楚：她爬上了赵小青的窗台，直接拿泡沫在他窗户上磨擦。我晓得要出事，就在我的意识飞转时，楼上传来玻璃猛烈的破碎声，一把斧头击穿了窗户，随后落进了桑园里。我的心揪紧了，她呢？这时候，桑园的住户陆续醒来了，但没有谁开灯，我依稀看见许多人肌在自家窗口，在张望着、等待着。就连我的父母，也披衣坐在餐桌前，各自抱紧一杯白开水。
现在是死一样的静，我父母的手不住发抖，开水泼洒出来，把他们的裤裆都浇湿了。安静大约持续了十多分钟，吱吱声又回来了，还是在上边响。赵小青大骂：我垃你娘的匹！他唱《泪蛋蛋泡在沙蒿林》的雄浑嗓音，此刻已尖锐得像一只毛发竖立的鸟了。但那泡沫摩擦玻璃的声音根本就不理会，依然不停地响着，既是挑衅，也是挑逗：它抵达了更上一层，到了阁楼了。第二天早晨落起了淅沥的雨水，我挤在许多人中上苏娘家察看了现场所有人都可以看出，赵小青满腔的悲愤已到了怎样的顶点：窗帘被撕了下来，茶几被踢翻，杯子、7欠瓶的碎片砸得满地都是。他是在一种无法控制的激情中冲上阁楼的，一只拖鞋掉在楼梯下，另一只拖鞋卡在楼梯的中间。他手上还握住一只威士忌酒瓶，因为斧头没有了，而酒瓶是他顺手可以抓住的东西。他发出的最后一声，不是骂，而是尖厉的长啸，酷似泡沫最终在玻璃上擦出了闪电来一他的身体冲开两扇大玻璃，把自己像炮弹一样发射了出去。
所有人都清楚赵小青是被那吱吱声给毁了，却没一个人能理解，包括直到今天的我，他哪来那么强大的力量，竟然射进了荷塘里，撞死在长满虎耳草和青荅的假山上。天亮的时候，他看起来好像还活着，倔强地站在水塘和雨水中，一手抱着假山，一手还紧攥着酒瓶的瓶颈。警察牵着狼狗慢吞吞地来了，但没有找到那个发出噪音的人，雨水把一切痕迹、味道，都冲洗干净了。何况，在那个乱哄哄的年代，一个人死于非命是不足为奇的。再见到桑桑，是一九七八年三月了，我刚考入四川大学历史系就读，而她回南音参加母亲的平反昭雪会。我父母、我，还有我的女朋友，都参加了。那天也落着雨水，桑桑全身穿黑，还撑了一把黑伞，脸上有了些细细的皱纹，但身子还很苗条，神色也跟从前一样，从容、平静，看我的时候白多黑少的眼睛里有一些迷糊。
我有点不相信，她曾被我搂在怀里，一身凉得发抖。她送给我父母一陶罐蜂蜜，说这是她亲手割的。她告诉我，这些年是跟着一群养蜂人在云南过的，那里天高地广，所到之处都很暖和，蜂蜜吃得多，人挺结实的。我女朋友悄悄对我说：“我不觉得这个女人是桑桑。”我微微诧异，问那她是什么呢？女朋友想了想，说：“她也可以是别的人，当然，也可以是我。”我没有听懂。她是哲学系的学生，听我讲过无数回桑桑的故事。桑桑告别的时候，我们像大人那样握手。她的手意外的一点都不冰凉，也不是温热的，是突然烧起来的那种滚烫。我眼里酿着一颗泪蛋，说：“留下吧。”
她把手抽出来，还是走了。后来她携母亲的骨灰去了法国，在巴黎跟舅父即苏娘的小弟弟一家团聚。在那儿，她学习教堂―玻璃画的仓昨和修复。二〇〇四年舅父去世后，桑桑移居东歌嫩第戎在翅利亚赖离义工，至丝婚。一九八二年我从大毕业后，放弃了去兰州参加西北第二考古队的机会，为照顾害慢性哮喘的母亲，回到了南音，编撰院史。我对音乐缺乏感受，但那些发黄的照片、干巴巴的年表，除我之外没人愿意阅读的会议记录、揭发材料、无人认领的书信、失踪者的日记……却让我听到若干不安宁的声音，仿佛唯恐被遗忘，倔强地要从字缝里边钻出来。其实没人可以遗忘的，因为回避也正是记忆在作祟：苏娘住过的房子被视为凶宅，无人敢居住；她和赵小青留下的天才之作《两朵云》，也没人愿意再演出。我会在每天下班关上窗户前，眺望一会儿南音的小礼堂、林阴道，更远处灰蒙蒙的桑园……我能隔着这大寂静，听到被埋葬的，哑声哑气的歌声。
原栽《人民文学》200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