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乔治·桑恰好不在巴黎，弗雷德里克在“奥尔良方场”生了一场大病，接连几个晚上不停地咳嗽，脸憋得发青。咳嗽好不容易暂停时，他反而觉得更加难受，恨不得死死掐住自己的喉管。
等到乔治·桑在外地听到此事时，弗雷德里克最难熬的几个夜晚已经过去了。乔治·桑深深明白他俩在对方心目的地位，“我想念他，他也想念我。”她在给朋友信中说，“我愿意照顾他，他也需要我的照顾，我想念他的身躯，想念他的声音，他的演奏，他的忧郁的性格，甚至他那令人心碎的咳嗽声。可怜的天使！至于我，我决不会让他失去我的，这点您可以放心，我的生命已经永远奉献给他了。”
但是乔治·桑不得不同时考虑儿子和女儿的反映，儿女已长大有了自己的思维和分析能力，已越来越不满意母亲与弗雷德里克的这种爱情关系。
弗雷德里克也意识到自己“房客”的身份终于有一天会被残酷地撕去，担忧将来不知飘零何处。
重新找一个理想的情侣结婚、成家，这个念头曾刚刚升起，立刻被他厌烦地扔掉。他不愿再回想起过去的“黄昏之梦”——羞辱和怨恨，结婚只能是一个无法到达的遥远的幸福彼岸。
他的父母和姐妹也不想在他的伤口上撒上一把盐，让岁月的流逝慢慢地磨去那痛苦的回忆，并相信他在巴黎生活得很好，有乔治·桑这样善良的女主人无私的照顾，家里人也就放心了。
弗雷德里克一方面在信上竭力装出愉快的样子，让思念亲人的文字掩盖自己心中的不安和痛苦，另一方面他又情不自禁地想起戴尔芬娜迷人的倩影。
“可怜我吧，戴尔芬娜，我太需要你了，请不要拒绝我，否则你会永远为此感到内疚的。”
“我的心永远和你在一起。哦，我那可怜的心呵，它总是充满痛苦、悲伤和渴望，得不到幸福！”
弗雷德里克的表白，虽然打动了戴尔芬娜的芳心，他俩的感情发展成了深厚的友谊，直到弗雷德里克去世。但是，戴尔芬娜无法替代乔治·桑的角色，这意味着弗雷德里克只好在“奥尔良方场”继续扮演着“房客”角色。
他有时心情很坏，甚至嫉妒与乔治·桑来往的男性，有时则带着一种负罪感，愈益思念家人和故乡，并带着复杂的情感回味着逝去的青春岁月。
他想离开乔治·桑及其儿女，但又无法离开；他感谢乔治·桑为他做出的牺牲，但又很难再继续发展与她之间的爱情；他赞赏乔治·桑的精明能干，但又无法忍受她作为“女主人”对他这个“房客”的种种指令；他想在乔治·桑的儿女面前装扮出正人君子的长者角色，但回答他的是冷漠或异样的眼神……
他在拷问自己的灵魂，身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内心的痛苦折磨使他无法忍受。他的忠实弟子古特曼曾听到他在紧紧关上的书房门后哭泣，祈祷上帝宽恕他这个可怜的罪人。
1844年圣诞节前后，乔治·桑不得不写信给一位治疗“精神抑郁症”的医生：“请今天来看望一下肖邦，他感觉一直很不好，并为此十分担忧。”
这一年春，弗雷德里克过了34岁生日之后，5月从华沙传来噩讯：尼古拉·肖邦不幸去世，享年73岁。
弗雷德里克顿时惊呆了，把自己整天关在房间里。
乔治·桑怎么劝说也没用，只好向弗雷德里克的好朋友求援，“我恳切地请求您，请您明天来看望他，因为在为数不多的能消除他痛苦的人当中，您属于其中之一。由于他的悲伤，我自己也十分难受；现在我无法安慰他”。
换个住处对于弗雷德里克的精神安慰和恢复健康大有好处，去诺昂乡村正是乔治·桑劝说弗雷德里克的充足理由。
在离开巴黎之前，乔治·桑很明智地给弗雷德里克的母亲写了一封信（1844年5月29日）：
尊敬的夫人：
我想，除了告诉您这个令人钦佩的孩子的勇气和自恃外，我不可能有其它更好的东西安慰我亲爱的弗雷德里克的最好的母亲了。您知道，他的悲痛是多么PGN 0186深沉，他的精神是多么忧郁，但要感谢上帝，他没有病倒，而再过几个小时我们便出发去乡下。在那儿，在经受了如此可怕的打击之后，他最终会得到休养的。
他只是想着您，想着姐妹们，他是如此热烈地爱着你们，你们的悲伤就像他自己的一样使他不安和揪心。
从您这方面来说，请您至少不要担心没有人照顾他。我不能消除他的悲痛，因为这种悲痛是合乎情理的、深沉和持久的，但我可以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并待他以热忱和给以无微不至的照顾，就像您本人要做的一样。这是最令人高兴的义务，我为自己能承担这一义务并永远不失职而感到幸福。我向您保证并希望您能相信我对他的一片忠心。
……尽管我的同情是如此真挚，但仍不能减轻这一可怕的打击，可是我要告诉您，我将把自己的时间花在您的儿子身上，并把他当作是自己孩子一样看待。因此，请允许我给您写信，为的是告诉您——我最亲爱的朋友所崇敬的母亲，我深切地忠于您。乔治·桑
这是乔治·桑致弗雷德里克母亲惟一的一封信。乔治·桑将弗雷德里克称作“自己孩子”和“承担这一义务”的肺腑之言，引起弗雷德里克母亲和姐妹的一片赞赏和惊叹，在回信中说：
“弗雷德里克的母亲衷心地感谢您并把自己心爱的孩子拜托给您慈母般的关怀。请您当保护他的天使……”
做母亲的仍然放心不下孑然一身漂泊在异域的儿子，于是露德维卡和丈夫卡·吉德尔泽耶维茨决定前来巴黎看望弟弟弗雷德里克。
乔治·桑得知后立即致信给露德维卡，表示热情欢迎前来，并主动把“奥尔良方场”的住处让出来。她还谈了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状况，“六年中，即从我开始见到他的时候起，他的身体状况没有发生什么严重的变化。每天早晨他时常大咳一阵，每年冬天，病情有两三次剧烈的发作，但最多持续几天，时而有一些神经痛，这就是他的一般病况。其实，他的肺是健康的，这脆弱的器官一点也没有损伤。”
1844年7月下旬，露德维卡夫妇赶来巴黎，弗雷德里克紧紧拥抱了姐姐和姐夫，双方的悲痛与思念之情都融汇在滚滚的热泪之中。
弗雷德里克离开华沙14年了，这次与姐姐、姐夫第一次重逢相见自然有说不完的话。
对于弗雷德里克介绍的许多知名人士，露德维卡夫妇感到很惊喜，顿时觉察到这位受人尊敬的弟弟的尊贵地位和特殊身份。
巴黎城市的游览观光和在客厅里特地举行的音乐会，这些都表明弗雷德里克在努力营造欢迎久别重逢亲人的亲切气氛。
乔治·桑则在诺安乡村别墅里热情款待远道而来的华沙贵客。她与露德维卡就像是老朋友，在宁静的乡间小道上愉快地交谈。尽管双方谈话内容很广泛，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乔治·桑运用了一个女作家所特有的机警和聪敏，巧妙地避开了谈论自己对弗雷德里克的爱情话题，这在她以后给露德维卡的信中可以得到证实。
8月底，露德维卡夫妇决定动身回国了，弗雷德里克也明白这一天终于会来临，但他仍然掩饰不住心中的伤感，不知道这次与亲人分手何时才能相见。
乔治·桑则努力想冲淡双方离别的压抑气氛，再三请露德维卡夫妇下次再来巴黎，并希望弗雷德里克的母亲和妹妹也来诺昂作客。
她送给露德维卡的礼物是两幅弗雷德里克肖像的素描，这是她写作之余的爱好。弗雷德里克也很喜欢这两幅素描，甚至超过其他专业画家为他作的肖像画。显然弗雷德里克的音容言行的特征已融和在乔治·桑的画笔下，因为后者太熟悉了。露德维卡夫妇走了，马车很快消失在远去的尘埃之中。但弗雷德里克仍然觉得露德维卡夫妇还像往常一样坐在客厅里：
每当我走进你们住过的房间，我经常要搜寻一下，看看有没有你们留下的东西。我看到的只是双人沙发旁边我们经常喝咖啡的那块地方，还有卡拉桑蒂临摹的画稿。
在我的房间里你留下的东西就更多一些：桌子上放着你的刺绣，一双用英国棉纸包着的小拖鞋，而钢琴上摆着一支曾经在你的小提包里放过的铅笔头，我给它派上很好的用场……
弗雷德里克写给姐姐的信中倾注了浓浓的思念之情。与此信同时寄出的还有乔治·桑致露德维卡的信，她感激地说，“你是肖邦迄今遇到的最好的医生，因为只要说起你，便可恢复他对生活的向往……
露德维卡夫妇的来访无形中暂时弥和了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之间的感情裂缝，并有种种迹象表明他俩还会继续维持着一种亲密关系。
“许多伤痕不可能不愈合，也不可能不聚起新的希望和对上帝的信任。”
乔治·桑说这话时还充满着某种自信，“奥尔良方场”传出的琴声和笑语也似乎证实了这一点。
3卡罗尔亲王
他很少写信，由于疲劳和疾病还是情有可原的，因此务必请您原谅他。我多次敦促他给您写信，但总是以决心和应诺了结。因此我决定自己动手写，尽管在他咳嗽发作和教课间隙很难找到一会儿安宁和寂静的时间。
这表明，他的身体仍是这样的虚弱。我们这里的严寒对他的健康很不利。我差不多也是不断得病，直到今天给您写信时，我仍在伤风、发烧……
1845年3月下旬，乔治·桑在写给波兰诗人维特维茨基的信中透露了自己与弗雷德里克的身体状况。
刚刚才过了35岁生日的弗雷德里克也感到疲惫不堪，他的音乐创作也同他的身体状况一样令人不安，已经从巅峰状态迅速下降。
一年多前（1843年12月），弗雷德里克已经把自己的音乐作品第12号——第54号的版权都出让给莱比锡布莱特科普夫和黑特尔公司，并声明“我已把版权毫无保留地、没有任何时间和国别（法、英两国除外）限制地转让给上述公司，并且证明，商定的稿酬已经收到。”
在以后几年的日子里，弗雷德里克亲眼看到自己音乐作品的出版也只是到第65号（1847年）。他创作的辉煌时期一去不复返了，更让他痛苦、焦灼不安的事情也终于爆发，他与乔治·桑大吵了一场。这是1845年夏天的事，导火线却是乔治·桑新收养的“第四个孩子”奥古斯丁。
奥古斯丁是乔治·桑的一位穷亲戚的女儿，当她正要被父亲送到一个陌生的富裕家庭里寄养时，慷慨大方的乔治·桑决定收留她。为她准备嫁妆和亲切称她为“我的孩子”——养女，都表明了乔治·桑炽热的感情和豁然大度。
但乔治·桑的儿子莫里斯却对这位“第四个孩子”想入非非，常常使得眼前的情窦初开的女孩发出快乐的尖叫声。
这引起了乔治·桑的女儿索朗芝的嫉妒火焰，她讨厌这个家庭新成员，就像不愿承认弗雷德里克是她的“哥哥”一样。因为她不准任何人夺走乔治·桑的母爱，而这正是她才有资格享受的专利。
于是，索朗芝搬弄是非的风言风语撒播在家里的每个角落里，仆人们又添油加醋地悄悄渲染一番，并带出门外。
奥古斯丁的父亲闻讯后，不由得怒气冲冲找上门，要求乔治·桑澄清事实——莫里斯对奥古斯丁是不是真情实意的。
乔治·桑立即做出许诺：莫里斯是把奥古斯丁作为亲妹妹看待，尊重与爱护奥古斯丁是全家人应有的职责和义务。
这时弗雷德里克觉得自己应该扮演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一直以为自己能够完全说服所有人，包括乔治·桑，他坦率地建议把奥古斯丁请出家门，所有的矛盾和烦恼便可解决。
谁知这过于善良和天真的建议就像一颗火星掉进了油桶里，立刻引起了一连串的爆炸性反应。
莫里斯瞪圆了眼睛，冲到弗雷德里克的面前，恶狠狠地责骂他是个极端自私自利的家伙，并警告他：少管闲事。
索朗芝则感到一种快感，好像全身舒舒服服地浸泡在温泉里，因为弗雷德里克曾拒绝了她的某些私下要求，惩罚他一个在她心目中的无情人，玩弄一个恶作剧也并非过分。于是她继续扮演一个煽风点火的活跃人物。
奥古斯丁的父亲和佣人们也以各种方式表示对弗雷德里克的不满，认为他没有资格赶走一个不是出身高贵家庭的奥古斯丁，况且他自己也不过是个“房客”。
乔治·桑对弗雷德里克自以为是的态度又气又急。她不愿意自己的孩子（包括奥古斯丁）受到任何人的指责，溺爱孩子已成了她的一种嗜好。即使明明知道孩子的行为方式有悖于道德伦理，她也希望蒙上一层色彩斑斓的纱巾。
她自私的权威心理更容不得弗雷德里克在家里指手画脚（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对弗雷德里克的一种爱护），认为这只能破坏她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和谐家庭气氛。
乔治·桑发火了。
莫里斯扬言要把弗雷德里克赶出家门。
弗雷德里克气得脸色苍白，把一直积压的妒火化成一串串刻薄的话扔过去。他简直疯了。
……
这次几乎撕破脸的争吵结局却是以喜剧方式出现，乔治·桑解雇了一个知道不少内情的老仆人，弗雷德里克的琴声又重新响起，莫里斯和索朗芝也似乎安静了，若无其事地干着自己的事。
乔治·桑在写信给远在华沙的露德维卡，并称呼对方是“我的心肝亲爱的姐姐”，她说，“我们的孩子身体感觉很好。以往一般使他厌倦的炎热，今年却帮了他的忙。倘若你能在这里的话，他会忘记自己曾经病过。唉，为什么我们的思想如此贴近，而实际上相隔是如此遥远呢？我把给你的一份大幅亲笔题词交给了弗雷德里克，以纪念我们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弗雷德里克也只是稍稍透露了自己的烦躁心情，他写信给华沙家人信中说：
……我生来不适合在农村生活，但我呼吸着这儿新鲜的空气。我弹奏得不多，因为钢琴音调不和谐了。我更少动笔，因此你们好久没有收到我的信了。……我总是一条腿在你们身边，另一条腿在旁边的房间里，那儿女主人正在工作，而此刻，我完全身不由己，只是和往常一样飞到了一个奇妙的空间……我写完了三首新的玛祖卡舞曲，这些舞曲可能会在柏林出版……
弗雷德里克不由得哀叹自己的创作激情似乎在可悲地消失，“你们离开以后，我只写成了那首《奏鸣曲》。现在除了新的《玛祖卡舞曲》之外，我就没有什么现成的作品可以出版了。”
为了避免因奥古斯丁的事引起大家的不愉快，弗雷德里克离开诺昂返回巴黎，而乔治·桑则带着奥古斯丁来诺昂游玩。这期间弗雷德里克收到了乔治·桑的一封短笺，信笺的开头称呼是“您”，到了中间则突然转换成亲昵的称呼“你”，“亲爱的天使，爱我吧，我亲爱的人儿，我爱你。”短笺中还附上了一缕她的秀发。
温情脉脉的词句似乎在弥补他俩之间的感情裂缝，相互之间的关心也比过去更多，但是双方都在小心翼翼地过着日子，生怕带来意外的不愉快。
唉，他俩都感到生活得太累了。
这年年底，寒冷的巴黎过新年的气氛渐渐浓厚了，但弗雷德里克的心情依然郁郁沉闷，他写给家人的一封信竟然断断续续写了十几天（12月12日—26日）：
……今天我只给罗特施尔德夫人上了一节课。另外两位被我谢绝了，因为我还有别的事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