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想完成《大提琴奏鸣曲》、《船歌》以及另外一些作品。我不知道给它们起什么名称，但我怀疑是否有时间，因为现在已经忙乱了。
我有许多问题，是否举行音乐会，我还犹豫不决。李斯特从省里回来了，他在那里举行了音乐会。今天我在家里看到了他留的字条。
圣诞节前夜，弗雷德里克的心情和身体状况都糟透了。然而门铃仍然响个不停，来客们首先看到的是弗雷德里克不停咳嗽的狼狈样子。
乔治·桑也伤风感冒了，嗓子疼痛，只好被迫待在家里。这对于喜欢出外交际的她来说，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奇怪的是莫里斯和索朗芝也被感染上了，一家人都在喊头疼、喉咙疼、鼻子塞住、浑身难受。
于是弗雷德里克的咳嗽声更加令人烦厌，似乎是他给乔治·桑一家带来了不幸，连圣诞老人都不愿跨进这一家的大门。
弗雷德里克窝着一肚子气，只好抱怨这寒冷的鬼天气，抱怨乔治·桑这一家人的坏脾气：
我经常问自己，那些脾气急躁的人怎么能在比这更坏的天气里生活。有时我真想以几年的生命去换取几个小时的阳光。那么比我健壮、比我年轻的人在我之前去世了，以至于我想，我是永恒的。
无可奈何地自嘲和苦笑，弗雷德里克竟然发现自己在乔治·桑一家人中间“身体最坚实”。
1846年春，巴黎的天气令人捉摸不透，3月份竟然比上个月更加寒冷，他看不到明媚的阳光和蓝天，窗外总是乌云沉沉，雨夹着冰雹下个不停。
“但是，我们亲爱的弗雷茨（这是乔治·桑对弗雷德里克的一种爱称）没有得病，并且在教课。我觉得，他的工作过于繁重了。从另一方面来说，无所事事与他好动和性急的脾气是不相容的。但不久，我就要把他从崇拜他的女学生手中夺过来，并把他带到诺昂。在这儿，他将多吃、多睡，也能适当谱写些曲子……”
当善良的露德维卡接到这封来自诺昂的信时，根本就没想到乔治·桑已在构思一部小说《鲁克莱齐娅·弗洛利安妮》。其中男主人公是一位卡罗尔亲王，他的波兰名字使许多读者都相信这是弗雷德里克的化身。
卡罗尔亲王是一位疾病缠身的年轻人，刚刚失去了慈母。起初对于女演员鲁克莱齐娅抱有成见，因为她有4个私生子。促使卡罗尔亲王改变态度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她有着天使般的母爱，特别是在他病重时，她又不顾一切地细心照料他，把他从死神手中夺回来。
卡罗尔亲王深深地爱上了鲁克莱齐娅，而后者发誓要像对待亲生儿子那样爱他，甚至献出自己的一切。但是卡罗尔亲王生性多疑，疯狂的嫉妒心使她备受折磨，最后悲伤地去世。
在乔治·桑已经出版的小说中也出现过不少的青年男子形象，一组是有理想的男性——忠实而高贵的恋人，具有开朗、谦让、善良、自我牺牲的美德；另一组则是被谴责的男性形象，大都是作为悲剧女主人公的对立面，他们的外貌漂亮、多情、善于言词，但人格卑劣，虚伪自私。有些评论家指出，乔治·桑“揭穿了这种人虚假的外表，赤裸裸地摊开了他那不名誉的幸福”。
显然乔治·桑在追求女性的爱情自由，寄托着乌托邦式的天真理想，以此来对抗社会的不合理道德和习俗。她认为，“公式化的社会并非人类正义的最高法庭，它有时会承认恶的热情而制裁美的热情。”
现在她笔下出现了卡罗尔亲王的形象，其褒贬用意过于鲜明，并把他的嫉妒心理描写得淋漓尽致：
当他看到孩子们亲热地吻抱母亲时，他就感到不是滋味。爱嫉妒的人能和带偏见的人一样胡思乱想，他很快就对孩子们产生了反感……看到他们总是挡在他和他们的妈妈之间碍事，他很不高兴。他觉得她一切都顺从他们，心甘情愿做他们的奴隶……
但在他头脑清醒的时刻，假如嫉妒的念头没有缠住他，他就像变了另一个人似的，行动和感情都不一样了。这时候他会非常非常地喜欢孩子，对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说好，即使他们当时的举动并没有什么好的地方。他甚至比鲁克莱齐娅更娇惯他们……
他大部分时间都显得彬彬有礼，性格内向，因此谁也没有想到他会有什么异样的内心活动。实际上他越是生气，就越显得冷漠，而他恼怒的程度只有从他那冷淡的礼貌态度中才能看出来。这种时候的他是最教人难以忍受的。
他想吵架，他不懂得生活，却要用自己都说不清的原则来指导生活。这时他又巧言善辩了，为了折磨他所爱的人而卖弄他的虚伪而爱吹毛求疵的小聪明……而当他没有勇气反驳或取笑对方时，他就躲进了一道倨傲、沉默的高墙后面，可怜巴巴地生着闷气。
乔治·桑太熟悉弗雷德里克的每个生活细节，使得他与卡罗尔亲王的身影惊人地重叠在一起。
这种类似“名人生活轶事”的描写立即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浓厚兴趣，即使李斯特也不放弃阅读《法国信使报》每期连载这部小说的机会。在一次出国旅行时因未能看到新的一期续文，他竟然十分恼火。
巴黎上流社会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其中更多的内情，满足于心理上的一种高贵的平衡，其中夹杂着相当多的幸灾乐祸的成分。他们的话题自然是弗雷德里克的最近反应。
这时的弗雷德里克正象乔治·桑所说的那样，“越是生气，就越显得冷漠。”这是不屑一置的冷漠，颇有点卡罗尔亲王的风度。
1847年春天，弗雷德里克给家人的信中才略略提到这部小说，“……她最近出版的作品是《鲁克莱齐娅·弗洛利安妮》，但四个月前报刊上又登了她新创作的爱情小说，（至今）名为《皮西尼诺》（意为小家伙）。故事发生在西西里岛。有许多地方写得很美；毫无疑问，这本书一定比《鲁克莱齐娅》更能使露德维卡喜欢，《鲁克莱齐娅》在这里激起的热情也比不上其它作品。”
弗雷德里克写此信时是在巴黎“奥尔良方场”的寓所里，去年（1846年）11月他离开诺昂之后，他就开始与乔治·桑分居，这就是他对《鲁克莱齐娅·弗洛利安妮》小说冷漠反映的具体表现。
乔治·桑为何要写这部小说，历来众说纷纭，甚至有人认为她在暗示弗雷德里克该结束这场爱情游戏了。不过爱惜他俩艺术才华的善良人们，还是愿意做出一个比较容易接受的解释。
乔治·桑并不想下逐客令，她在把书稿交给《法国信使报》时，还特意提醒弗雷德里克：这本书不值得他花时间去阅读。
她对弗雷德里克仍然是又爱又恨，既舍不得他走，又不放心他会随时干出傻事。经历了奥古斯丁的风波，乔治·桑更坚定了这种看法。
作为一个具有丰富感情世界的女作家来说，也许没有比看到这又爱又恨交织在身边的生活素材更为触目惊心了，况且乔治·桑的生活视野本来就不开阔。
强烈的创作欲望一旦升腾起，就很难再恢复到平静的起点。脱缰野马似的构思迅疾地把她带入到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创作天地里。
当她沉浸在塑造卡罗尔亲王形象，为捕捉到有这样一个富有鲜明性格的生活原型人物而兴奋不已时，她终于有了把多年来内心积压的感情一泻而快的机会。
但是她也许没有认真思考此书会给生活原型，弗雷德里克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她在书中化成了一位女英雄，鲁克莱齐娅的同时，自私和狭隘的报复心理也无形中相继产生，这成为她不可饶恕的一个严重错误。
弗雷德里克的自尊心被血淋淋地划出一道深深的伤口，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加速了他身体状况的恶化。在种种因素的影响下，一个黑色的休止符渐渐扩大，无情地阻塞了他的创作灵感。
卡罗尔亲王的形象在法国文坛上诞生，而他的生活原型——一个音乐天才的生命火花却在闪耀着最后美丽的光环。
4 沉重的十字架
1847年5月，弗雷德里克刚刚经历了与病魔作殊死的搏斗，虚弱的身体不时冒着冷汗。他的视线突然停在《新闻报》的结婚专栏上；索朗芝与雕塑家克雷辛格将于5月19日举行婚礼。
弗雷德里克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心里隐隐疼痛。
索朗芝原先有一个漂亮的男朋友，是一位举止有礼的乡绅，两人感情不错，去年夏天订了婚。
谁知插进来一个以好色闻名的雕塑家克雷辛格，乔治·桑和索朗芝好像被他迷住了，很高兴地到他办公室去做模特儿，塑造半身像。
克雷辛格趁机大献殷勤，几乎每天都要献上花束和形形色色的小玩意儿，立刻博得了索朗芝的芳心。不久她就宣布解除原来的婚约，并要和克雷辛格结婚。
弗雷德里克不相信这是真的，并表示坚决反对。乔治·桑起初也不同意，但经不起克雷辛格的死乞赖皮地纠缠，只好妥协了。
如果不去管这份闲事，弗雷德里克心里却会严重失去平衡。他坚信自己是对的，想扮演一个为正义而战的骑士，因为那个雕塑家克雷辛格在巴黎展出的是“最不体统的姿势的裸体女人”。这等于玷污了弗雷德里克心中神圣的艺术殿堂，与这种人相遇是他一生中的奇耻大辱。
然而乔治·桑却认为弗雷德里克又要来指手画脚，“用自己都说不清的原则来指导生活”。她恼羞成怒，甚至吹捧起克雷辛格，认为“他有勇气、有学识、有主动性和雄心”。
乔治·桑并没有把索朗芝的结婚日期通知给在巴黎的弗雷德里克，婚礼在诺昂草草举行之后，固执己见的乔治·桑在写给老朋友格日马瓦的信中说，“……我为女儿出嫁感到高兴。她也充满了爱情和幸福感，克雷辛格看来是配得上她的，因为他爱她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
乔治·桑认为，“肖邦也一定很痛苦，因为他不明情况……他从来看不见事情的真实一面，也不能很好地了解人的天性。他的心灵里只是充满着诗歌和音乐。因此，他不能忍受与他的看法不一致的东西。除此以外，他对我家庭事务的影响会意味着我在孩子面前失去权威。”
她伤感地说：“我看得出，他正在日益疏远我，但我却不能为他做点有用的事，因为嫉妒感觉是他忧郁的主要原因。”
乔治·桑自以为对弗雷德里克的嫉妒心理了解得十分透彻，并时时以这种定型的思维去看待他的一言一行。但她忽视了自己说这番话的本身，也是一种狭隘的多疑心理，生怕自己失去在孩子面前的权威身份，又何尝不是嫉妒的表现呢？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索朗芝的婚姻糟透了，她过早地怀孕，陪嫁费花掉了一大半，这对新婚夫妇干脆泡在诺昂别墅里，乔治·桑成了他俩的勤快保姆。
不安份的索朗芝又开始无事生非，她悄悄地对一个来向奥古斯丁求婚的年轻艺术家说，他的意中人早已失贞了……
诺昂别墅再次成为大吵大闹的场所，克雷辛格甚至打了乔治·桑一拳，莫里斯急忙冲上去厮打起来。
“滚，滚！”气急败坏的乔治·桑下令叫女儿、女婿马上离开诺昂，再也不想见到他俩的嘴脸。
但是索朗芝早已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事事不甘罢休的脾性，并没有服从母亲的旨意，还在附近的旅馆里住下来，并写信给巴黎的弗雷德里克，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被迫失去母爱的可怜孕妇。她请求弗雷德里克能不能借用一下他存放在诺昂的四轮马车。
弗雷德里克的头脑一发热，轻率地相信了索朗芝的花言巧语，立刻写信给乔治·桑，同意出借马车，这无疑使乔治·桑大丢面子。
索朗芝到达巴黎后，把所知道的内幕都抖翻出来，还把自己母亲说成是一直不忠实于弗雷德里克的女人。
事情的发展急转而下，弗雷德里克立即取消了去诺昂消夏的计划，停止与乔治·桑通信。
乔治·桑觉得事情不妙，接连写了几封信，但一直没有得到回音，最后对弗雷德里克下了“通牒”：除非他改变站在索朗芝一边和她母亲作对的立场，并保证再也不要当着面提起克雷辛格的名字，否则他就再也不要到诺昂来。
如果按照一般人的思维逻辑，这个条件并不算苛刻，做一个安安稳稳的局外人也在情理之中，这正是乔治·桑所希望的。
但是弗雷德里克偏偏不愿咽下这口气，在他看来屈服、退让意味着9年来他为乔治·桑一家的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况且他无法相信乔治·桑会如此绝情——为了她的孩子，为了她的自尊，为了她的名誉，为了她不可违抗的意志。
弗雷德里克顿时觉得一股热血冲上脑门，急匆匆坐上马车赶往德拉克罗瓦的住处。
才学渊博的德拉克罗瓦觉得此事很棘手，弗雷德里克与乔治·桑是他的好朋友，况且这两位不同凡响的明星碰撞出的烫手火花，随时都会酿成轰动社会的头号新闻，哪里还容得旁人来插手。
除了对弗雷德里克好言相劝一番，德拉克罗瓦只能在日记上写下一句评语：乔治·桑作为一个小说家的一面似乎已经取代了她的女性的温柔。其实也不妨为弗雷德里克作一个类似的评价：他以一个音乐天才的浪漫思维逻辑想取代现实生活的无序规律，同样是他的悲剧。因为他的权威只能建立在音乐世界里。弗雷德里克还想以真挚的表白试图重新激发起乔治·桑的温柔感情，不过信的开头没有往常的称呼，并使用了“您”的正式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