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沙维齐泰克教堂很幸运地暂时得到了这架新式风琴，弗雷德里克成为第一批掌握这种新乐器演奏技巧者之一，他的老师是华沙音乐学院教授、作曲家威廉·维尔费尔。
沙皇陛下是否能理解一个波兰音乐天才演奏的乐曲，谁也没有研究过，不过弗雷德里克能够尝试这种新乐器的兴奋心情大约与沙皇的好奇心正好凑到一起，后者还赏赐给前者一枚宝石戒指。
在新风琴上作即兴演奏，往往使弗雷德里克着了迷，忘却了置身在教堂里。这时，同学们正进入唱诗班的角色，牧师和教徒在作虔诚的弥撒。
“弗雷德里克！”教堂司事很不高兴地喝斥了一声，作为伴奏的弗雷德里克才醒悟过来，不好意思地对目瞪口呆的众人致歉。
千篇一律的伴奏已成为弗雷德里克的可恶仇敌，即兴演奏的灵感时时激起他强烈的创作欲望。
半夜里，他突然爬起来，点上蜡烛，客厅里的钢琴就成了他半醒半睡状态中抒发内心感情的最好工具。
尼古拉夫妇起初吓了一跳，后来习惯了儿子的这种怪癖，因为他们也多少知道一些创作音乐灵感的突发性，如果强制性的干涉，那么只能产生严重后果。
1825年6月，弗雷德里克的《C小调回旋曲》正式出版了。《华沙信使报》特地登出广告，声称这是弗雷德里克“作品第一号”，定价为3个兹罗提。
中学校长林德的夫人特别高兴，因为这第一号作品是献给她的，她也没有忘记与弗雷德里克第一次合作弹二重奏的情景。
音乐界的朋友则从第一号作品中听出了有韦伯（1786—1826），德国作曲家、指挥家、钢琴家，德国浪漫主义歌剧的创始者）和胡梅尔（1778—1837），奥地利作曲家、钢琴家，童年时为莫扎特的学生）的音乐味道。
这实际上说出了一个事实：弗雷德里克处于19世纪浪漫主义音乐的潮流之中，并且他富于幻想、崇尚感情抒发、追求个性自由的音乐语言与浪漫主义的思潮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自从他创作的第一首玛祖卡舞曲起，就已初步决定了他重视和反映民族音乐和塑造理想人物形象的浪漫主义音乐风格的趋向。
抒情性、自传性和个人心理刻画的特征，以后越益清晰地构成了他短暂一生中“感情线条”的音乐创作。
历史学家却注意到了另一个重要事实：弗雷德里克的“第一号作品”由华沙一家主要出版商出版销售，这意味着三个兹罗提的价格给弗雷德里克带来的是“社会承认”的意义。
紧张的学校期末考试结束后，弗雷德里克急不可待地向往着去年暑期度假的愉快日子——沙发尔尼亚乡间的夏天。
当沙发尔尼亚的美丽风光再次出现时，弗雷德里克的身上已多了一杆猎枪。傍晚回庄园时，他和伙伴高兴地提着一只野兔和四只山鹑，这足够使他在信上对远在华沙的好朋友宣扬一番了。
他还想去看看更远地方的陌生模样，于是一支小小的旅行队伍组成了，波罗的海沿岸留下了他们旅行最远的足迹。这是弗雷德里克第一次来到原属于波兰的领土。
波兰伟大天文学家哥白尼的故乡——托伦是弗雷德里克和伙伴们旅行参观的目的地之一。托伦城里的市政厅是波兰保存最好的最美的哥特式建筑之一，弗雷德里克惊叹地说：“它的窗户数恰好是一个月的天数，大厅数是一年的月数，而房间数是—年的周数。”
在参观哥白尼旧居时，弗雷德里克发现里面住着一位对旧居历史意义麻木不仁的德国人，激起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在给一位朋友信中，他以嘲讽的口气写道：旧居里“摆着一张属于某个德国佬的床，这人只要一吃多了土豆，就得在那里放屁。”
远足旅行给弗雷德里克带来了新奇和疲劳，他每到一处几乎都要写信给父母或朋友作详细的汇报。他把这段较长时间的度假看作是“未来的序曲”、“思想上的序曲”，“因为音乐的序曲必须在动身的时候唱”。
返回沙发尔尼亚之后，又遇上了一年一度的乡间收获节。
晚饭时，弗雷德里克正在吃最后一道菜，他听到“从远处传来一阵走了调的高音合唱，一会儿是农妇用鼻子哼哼出来的声音，一会儿是姑娘们张大嘴巴使劲唱出的、高了半个音的刺耳的声音，她们用一支只有三根弦的小提琴伴奏，每唱完一段，它就跟着发出女低音的声音”。
随着歌声的靠近，在庄园门口出现了两名妇女，手臂上抱着几束麦穗，后面紧跟着头上戴着花环的少女，一大群人拥进了庄园。
院子前有一丛嫩绿的灌木，
我们的华沙人像小狗一样瘦弱，
谷仓里有一排晒禾的林栅，
我们的华沙人跑起来飞一样向前。
这段歌词内容似乎是挖苦弗雷德里克的，因为几小时前，他在田里拿着穗束追赶着一位姑娘。
献上花环和穗束后，小提琴手拉起了多布日恩斯基（1807—1867），古典风格的作曲家）的舞曲，庄园的大院子里成了一个欢快的露天舞场。
黄亮的烛光在月光下摇曳摆动，浓香的白酒灌进了欢庆人群的嘴里。“吱吱”不成调的提琴声，催促着跳舞者加快脚步。弗雷德里克与姑娘也跳起了华尔兹……
美好的夜晚再次给弗雷德里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走调的歌声和“吱吱”作响的提琴以后作为一种象征音符，竟然也融进了弗雷德里克创作的优美旋律之中。
5 脸色好多了
“亲爱的雅希克！再一次叫声亲爱的雅希克！我这么久没有给你写信，你一定感到惊奇。请别见怪……”（致杨·比亚沃勃沃茨基的信）
弗雷德里克写下这段开场白时，先是默读了一下，觉得很有节奏感，便抑扬顿挫地大声朗读起来。
在这封信里他告诉朋友不少音乐方面的消息，其中就谈到1825年10月29日华沙首次上演的著名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
这出歌剧是由欧洲红极一时的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的代表作，取材于法国作家博马舍的同名剧本。
弗雷德里克对此歌剧大为赞赏，并用“非常喜欢”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感受。他还根据歌剧中的一段主题音乐创作了一首波洛涅兹舞曲，自己也感到很满意，“打算明天就去付印”。
自从弗雷德里克迷上了钢琴之后，还从未透露过最喜欢谁的演奏，现在他把这殊荣献给了亚历山大·雷姆别林斯基。
雷姆别林斯基在巴黎居住了6年，这次来华沙是首次举行独奏音乐会。弗雷德里克声称自己“从未听过任何人弹钢琴弹得像他那样好……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因为，在这里我们从未听到出色的演奏”。
弗雷德里克注意到雷姆别林斯基只是业余爱好者，但“他的左手和右手一样有力。这对钢琴演奏家来说是很难能可贵的，如果让我描绘一下他那出众的才华，恐怕用一大张纸也写不完”。
他与雷姆别林斯基交上了朋友，当后者第一次到他家里来时，他竟会感到“异常兴奋”。他俩都有着共同的志向，有说不完的话，这正是弗雷德里克所希望的，因为在他周围像这样的知音朋友太少了。
不过雷姆别林斯基年轻的生命过早夭折，他与弗雷德里克的友谊也戛然而止了。
1826年夏季的期末考试是弗雷德里克在中学里的最后一次，然而他却时时关心着韦伯的《自由射手》歌剧何时在华沙上演，因为在他心目中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若注意到韦伯在《自由射手》中所力求达到的目的，他的德国式的情节，他那令人惊叹的浪漫主义色彩以及特别适合德国人口味的奇异无比的谐音，我们就可以断定：习惯于欣赏罗西尼轻歌剧的华沙公众，他们在开始与其说是判断，倒不如说符合行家们的意见，因为韦伯到处受人称赞，所以他们也将称赞他……”
弗雷德里克在写下这段文字时，并不知道韦伯已于6月5日在伦敦不幸逝世。
7月3日，《自由射手》在波兰首次公演，也成为一次纪念韦伯逝世的追悼活动。
《自由射手》中代表善的理想人物阿加特拯救了苦闷、彷徨的剧中主人公马克斯，表现了光明战胜黑暗势力的主题。
引起弗雷德里克浓厚兴趣的还是歌剧充分运用的民间音乐的体裁和音调，效果很突出。况且这部歌剧的序曲本身就是一首内容丰富而结构完整的器乐曲。
考试结束后，弗雷德里克和姐姐、妹妹一起随同母亲到杜什尼基温泉疗养地，住在名为“布尔盖尔”旅馆里。
还在半年前的冬天里，尼古拉夫妇就发现弗雷德里克和最小的女儿埃米尔卡的身体很糟糕。
最初是弗雷德里克持续头痛和扁桃腺发炎，卧床不起，医生诊断为粘膜炎。医生将一顶绷得很紧的睡帽用力戴在弗雷德里克的头上，试图压缩头部的血管，减轻头痛程度。并把几条蚂蟥放在他的喉咙上吸血，促使扁桃腺消肿。
接着埃米尔卡病了，咳嗽很厉害，甚至咯血，这使得尼古拉夫妇大为不安，因为这症状有可能是当时的绝症——肺结核。
来到普鲁士占领的温泉疗养地后，每天的枯燥生活使弗雷德里克并不感到愉快。
早晨6时，全体疗养者在矿泉室里集合，随后悠闲散步，这时一支蹩脚的管乐队开始演奏，调节气氛。8时吃早饭，随后仍然是散步。下午，弗雷德里克喝了两杯矿泉水，他讨厌的管乐队又出现了，奏乐持续到黄昏。晚饭后，弗雷德里克早早地上床睡觉了。
有一次，他游览了周围的小山，被溪谷的美丽风光所吸引，下山时则很狼狈，手脚并用才爬下来。回来后，他乘兴作了一幅城堡俯瞰湖面的画，在右下角签了自己的名字之后，并写了一行潦草的字：“作于无所事事的第二周”。
不过也并非是天天无所事事，弗雷德里克参加了义演音乐会。由于疗养地礼堂容不下这么多听众，只好加演了一场。
关于这次义演的缘由说法不一，有的说是为了在疗养地当招待的漂亮姑娘，她的父亲死于一次事故之中。有的说则是为了一位波兰护士，由她照顾的一位贵妇人突然去世，留下两个孤儿由她抚养。
不管怎样的原因，参加义演可以为无所事事的疗养生活增添不少乐趣，况且弗雷德里克也想以弹奏钢琴来抒发自己的感情。
然而这里的钢琴质量太差，弗雷德里克试了那么多的钢琴，可是带来的不是愉悦，而是折磨。他在给老师爱尔斯涅尔的信中说：“幸好这种烦恼为时不会太久了，与杜什尼基告别的日子渐渐临近了，下月11日我们想离开此地。”
9月份弗雷德里克一行回到了华沙，全家团聚在一起，尼古拉满意地看到儿子胖了，脸色也好多了。
不久他就进入华沙音乐学院，开始了三年的学习。
这所五年前成立的音乐学院主要教授音乐和戏剧，在教学大纲还规定有波兰文学的必修课，还有法语、意大利语课。
弗雷德里克不仅要学习有关音乐理论课，还要学习涉及语法、修辞、美学等方面的写作课。
他的钢琴技巧已没有合适的老师能教授了，主要靠他自学，作曲方面则还是由音乐学院院长爱尔斯涅尔来作指导。
爱尔斯涅尔认为，“传授作曲技巧并不是灌输法则，在学生显示出天赋时尤其不能这么做。应当让学生自己去发现法则，这样才能学到本领，将来跳出自己的局限。”
他鼓励学生打破某些陈规陋习的条条框框，旨在激发学生潜在的才能。这正符合弗雷德里克的自由个性，他即兴创作的思维往往偏离了学院式音乐的轨道。
有些学院教授对此表示不满，认为弗雷德里克的作曲理论和技巧令人遗憾，并把责任推到爱尔斯涅尔的身上。
爱尔斯涅尔则回答说：“别去干扰他，如果他选择了一条不寻常的道路，那是因为他有不寻常的才能。如果他不按传统的方法去做，那是因为他有自己的方法。将来总有一天他的演奏会显露出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的创举。”
以后的有些评论家认为弗雷德里克未能成为超一流的音乐大师，这与爱尔斯涅尔的宽容和仁慈传授方式有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其实弗雷德里克的演奏和创作风格形成是有着诸多复杂因素，他的成功与失败也是由主客观条件所决定的，很难简单地归纳到某一个终结点。
对此，弗雷德里克是否做过深刻的反思，历史学家还难以拿出可靠的文献资料。但是对于爱尔斯涅尔的传授方法，弗雷德里克则始终推崇备至。
他在回答一位著名的维也纳记者时说：“有了瑞夫尼和爱尔斯涅尔这样大师的指导，即使是一头十足的蠢驴也会有所收益的。”
在旁人看起来爱尔斯涅尔是太宽容了，但在弗雷德里克心目中则仍然是严格的。他在一封信中描述学习和生活时说：“每星期在爱尔斯涅尔那里用6小时学习严格的对位法、听布罗津斯基、本特科夫斯基（1781—1852），波兰通史教授、华沙大学美术系主任）的讲课以及其它与音乐有关的课程，晚上9点钟睡觉。这里的一切茶话会、晚会和舞会统统让它们见鬼去吧。”
1827年春，弗雷德里克17岁的生日之后过了两个多月，他的小妹妹埃米尔卡死了，年仅14岁。杜什尼基温泉疗养并没有产生奇迹，她还是死于肺结核。
全家人都悲痛不已，弗雷德里克更难过，因为不久他也接到好朋友杨·比亚沃勃茨基也死于肺结核的坏消息。
这时他们又搬家了，新居就是马路对面的克拉辛斯基宫改建的公寓三楼左侧（现为克拉科夫市郊大街5号，至今还有一间屋子保留着弗雷德里克家的客厅原样和家具）。
忙碌的搬家多少转移了全家失去亲人的悲哀情绪，新居的生活重新开始了。
弗雷德里克有了一个楼上安静的房间，是由一间储藏室改装的，一架钢琴和一张书桌成了他忠实的伴侣。推开窗子，就能看到维斯图拉河及其对岸绿茵草场的四季景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