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至公元前4世纪时期，古希腊文化艺术鼎盛，但文化或思想并非一天就可以形成。这是在风土、人情加时间和血汗浇灌的基础上慢慢孕育出来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就是在这一期间出生、成长起来的。当时，他在雅典，那里思想、道德观念纷繁，有时几至崩裂，战乱也很频繁，而他却能保持着崇高的哲学素养和精神，有关这个问题的确值得人们深思。在那段时期里，雅典城邦有一很明显的特色，就是崇尚自由的风气特别浓。这是因为雅典人深信，如果人们都崇尚自由，表扬有德行的精英，国家就会因此而繁荣的。希腊人追求的是“波利斯”，即指城邦，含雅典、斯巴达……等，并使这种理想能够显现。有了“波利斯”，市民的活动就更为广泛了，生活也将自由自在。这一方面要培养自由人的特性，另一方面则是企盼认知性与思想的成熟。因崇尚自由而孕育出自由的思想，崭新的文化也随之而出现。这种新的文化的内涵是：勇敢、正义、德行、认知性等。苏格拉底则正是这种新精神、新文化的代表人物。在执政官伯里克勒斯的统治下，雅典出现了盛世。伯里克勒斯是盛世的政治代表，而思想、哲学方面的代表人物当首推苏格拉底。当时，虽然战争与灾难也十分频繁，但由于伯里克勒斯的文治武功，文明的种子依然萌芽、茁壮成长、开花结果，文化繁荣的局面依然呈现。伯里克勒斯其功是不可没的。
首先介绍一下雅典当时的现实情况，即是看战争给雅典带来的影响：公元前430年的5月初，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再度侵扰阿提卡，不久雅典流行瘟疫，不少人相继死亡，这时苏格拉底将近40岁。这场瘟疫是在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军队入侵时发生的，两相紧迫，雅典人感到惴惴不安。这是因为雅典人内有瘟疫的威胁；对外，他们开垦的土地及庄稼遭到敌人的蹂躏。这双重的灾难使雅典人在死亡的边缘上挣扎。在这种祸不单行的境地里，雅典执政官伯里克勒斯的政治生涯受到挑战。伯里克勒斯的同僚军事指挥官哈陆隆所率领的4000名雅典的重甲兵，因患上瘟疫，一下子就减员1500名，无法，只得返回雅典。由于雅典人面临两重威胁，即内部的瘟疫和外来的侵扰，使家园遭到破坏，于是开始责难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伯里克勒斯。他们就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追溯根源，认为是伯里克勒斯的专断独行才导致了战争的发生，为此提出了与斯巴达媾和的建议。虽然派出了媾和的代表，但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这样，雅典人对伯里克勒斯更加不满，伯里克勒斯为了要挽回雅典人对他的信任与尊敬，首先必须使他们平静下来，然后使他们有自信心，并鼓舞他们的士气，他召开民众议会，站立在台上对所有的雅典人讲话。伯里克勒斯说道：
“诸位！你们已经被目前恶劣形势压倒了吗？你们若是因此而责备我，是可以原谅的。但是，你们是不是要想一想，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们是否为你们对我的责备找到适当的理由了呢？
“今天，我要强调的是城邦的安危，这比个人的利益更为重要。假如你个人拥有财富、幸福，而你的城邦，即祖国，却危在旦夕，那么，你的幸福也是不会存在长久的，终究是会消失的。假如，你现在遇到了困难，而国家很强盛，那样，你迟早会得到解救的。所以，我再一次强调：你们应该下决心为城邦牺牲奉献；而且决不可以为个人利益而背叛城邦。现在，我们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同心协力守护住我们的城邦。
“我深深地爱着我们的城邦，我与它之间已经有很深的感情，金钱是无法引诱我背叛它的，利益也无法使我动心。一个人如果对事情有良好的判断力，但却不能具体去实践，这就犹如纸上谈兵。一个人既能正确判断，而且又能付诸实践，这当然很好。但是这种人要是反对其城邦的话，就会给他们的城邦带来更大的祸害。今天，有许多人口口声声高呼崇尚道义，但背地里却收受贿赂，只这一点就可能导致国家的灭亡。
“今天，要是任何事都未曾发生，我们自然有权利选择和平与幸福。要相信，谁都是不愿打仗的，但是，目前只有两种途径可选择：其一是屈服并归属他国而成为奴隶；其二是即使是要冒最大的危险也要去争取胜利。你们要在这两者之间作出一种选择。依我看，与其逃避危险，不如面对危险；数十年来，我一直抱着这种想法，并且付诸于行动，至今，我也不改变。
“现在，你们的意志已经动摇，你们的信心已经荡然无存了。未开战之前，你们都一致同意我的主张。但战争开始以后，你们却又后悔了。这是受你们自己薄弱意志的影响，于是怀疑起我的立论来了。
“战争的残酷清晰留在每个人的脑海里。它引起的苦恼，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但是战争的成果谁也料想不到。无法预料的突发性事件，会使人心惶惶。现在各位正面临着这种情形，瘟疫的蔓延可能是最主要的原因。
“希望大家能把伟大的城邦当成自己的家，并以城邦而自豪，以此激励自己的勇气。
“诸位！财富才是真正的力量，而地上的财富却好像果树园一样，失去了仍能长出来。所以，不要感到难过，只要保有真正的力量，确守我们的自由，获得我们最后的胜利，要相信，失去的一切，不久就会轻而易举地得回来。
“各位的列祖列宗，并非平白地得来一切，而是用自己的力量才拥有的，要守住城邦，才有今天的雅典，守不住带来的耻辱比抢不到带来的耻辱，更使人难以忍受。
“现在，你们必须守住代表荣誉的雅典，目前，也只有这条路可走。如今，你们的义务就是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这样才能在历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所以，请你们鼓足士气，振奋起勇猛之心，争取现在与未来！”
雅典人听了伯里克勒斯上述有理有据、出自肺腑的演讲辞终于被说服了，于是雅典人遵从伯里克勒斯的意志投身到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去了。可是事隔不久，伯里克勒斯由于劳累与忧愁过度就下世了。人总是要死的，尽管伯里克勒斯如此优秀、卓越、果断、勇敢、无私，但也无法逃过死这一劫数。他是公元前429年12月逝世的，那时他动员雅典人参加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仅仅才开始两年零六个月。这场战争一直延续了27年，从公元前431年开始，到公元前404年方结束。伯里克勒斯与世长辞那一年苏格拉底大约41岁。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传记作家普卢塔克（公元46—120或127年）在他的《希腊罗马名人并列传记》中说伯里克勒斯是因为染上瘟疫死亡的，他的政治生涯当然也因此结束。普卢塔克说，伯里克勒斯担任雅典执政官十几年，他制定与执行的政策比较保守，但他的作风较为稳健。可能是因为这一点，伯里克勒斯的统治地位就较为巩固。总而言之，在伯里克勒斯执政期间，他的政治生涯是一帆风顺、平静，他所执行的政策主要放在民主自由方面。
伯里克勒斯的演讲辞及辩论充分反映出他的真知灼见：其一，他对雅典所有的人怀着诚意；其二，他对自己的城邦无限热爱，并将自己与城邦合为一体；其三，他不为金钱所诱，不为权力使自己受到腐蚀。以上是伯里克勒斯所具备的三条优点，也是一位民主政治家所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在当时的希腊世界中恐怕只有伯里克勒斯才具备这样的条件。伯里克勒斯去世之后雅典就急速地衰弱落后了。当然，在伯里克勒斯未过世之前，雅典的衰落就出现了某些征兆。其主要表现之一是有一小撮政治家专门在伯里克勒斯的后面搞小动作，反对他的主张。这些人不顾大局，专门在暗中捣鬼，他们是一群急功近利，只注意蝇头小利没有远见的人。当然，有些本来是小事情，也可能酿成大祸，应防微杜渐。作为一名成熟的政治家，对此是不能忽视的。此外，政治家必须统揽全局，洞悉未来，拟定计划则是要将国家引向富强。可是，伯里克勒斯去世之后，在雅典所有的政治家都难于望其项背了。这些后来的政治家才能都较为平常。关于伯里克勒斯，与他同时代的某喜剧诗人喜欢讽刺他，称他为希腊神话中最高的神宙斯；又由于伯里克勒斯辩论的技巧极高，演讲辞极有雄辩性和说服力，因此讥讽他为“希腊第一长舌”。从相反视角来审察人们对伯里克勒斯的评论，是敬畏他，其中含有颂扬的成分。
在伯罗奔尼撤战争中，自伯里克勒斯死后，雅典几乎都吃败仗，只有一次打胜仗的记录。雅典过去的光荣与声名一去不复返了；雅典过去灿烂的黄金时代已经不能再现了。但过往的光荣都是在力量和财富的基础上取得的，而这种光荣却在另一方面开花、结果，这就表现在文化、艺术、思想及哲学等各个领域内。就哲学领域而言，苏格拉底出现在雅典由极盛转入衰微期，随后又出现了两位哲学家，即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由于这三位学人在哲学方面的建树，形成了古代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与之相应的是自伯里克勒斯死后是雅典处于日薄西山。伯里克勒斯在文治武功方面的积淀与古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是有密切关系的，苏格拉底是亲聆伯里克勒斯教谕的，他是直接受益于伯里克勒斯的学人。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高足，当然继承其师的衣钵，也可以说直接间接受益于伯里克勒斯及他的那个时期。至于亚里士多德，他是柏拉图的高足，可以说是苏格拉底的再传弟子，他当然受到伯里克勒斯的余荫。若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所形成的古希腊哲学的黄金时代而言，是得益于前一代的哲学，伯里克勒斯时代，还有雅典人流血流汗得来的宝贵经验。这些所有的都加起来，才使苏格拉底等学人脱颖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