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漪在二厅的出现，像一道黑色的鞭影，时时在方韬眼前挥舞。现在，他的安危，他打进二厅工作的成败，几乎已完全决定于这个女人了。她牵动了他所有的思绪，成为他考虑一切问题的焦点。
方韬是个钟情的男子，在跟潘漪分离的日子里，对她一刻都没有忘怀。当他得知潘漪被捕的消息之后，对她的思念尤其厉害。他惋惜，他担忧，他气恼，他难过。莫名其妙的是，他跟她常在梦中相会，甚至有过苟合。是什么欲念在作祟呢？他说不清。这种梦境消失之后，他总是竭力回忆，有时是清晰的，有时却相当模糊。这种回忆，在他的意象中仿佛作了偷儿似的。可尽管心中怯怯，那梦境却像某样垂涎已久的食物似的，对他有着难以克制的诱惑。他曾责问过自己，这样的心境，是否亵渎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可是，却有另外一个声音不知从哪儿答道：傻瓜，为什么一定要将爱与事业对立起来？如果没有甜蜜的爱，所谓“事业”即使贴上“神圣”的标签，那也是单调、枯燥、乏味，甚或是残缺不全的啊！
噢，这太深奥、太复杂、太微妙了！
人生因机缘巧合而联姻的事不是常有吗？我们的主人公也不例外。
民国二十八年，南京沦陷前夕，因家庭变故，方韬跟着寡母南迁，寄养在任职“钟山书局”编纂的外祖父家，从此在南京读小学读中学，时至民国三十二年，方韬已是城南钟英中学的高三学生，而潘漪呢，却在莫愁路明德女中读高一。
一次，南京民众掀起大规模的禁烟运动，为响应地下学联的号召，方韬带领钟英中学一支三百人的师生队伍上街游行，砸了烟土专卖公司的玻璃橱窗，并在新街口的孙中山铜像前，焚毁了从烟馆抄来的整整一三轮车烟土。方韬因此成了汪伪76号特务机关的追捕对象。那天，他变着法儿跟特务在华侨路、上海路、莫愁路一带的街巷里兜转，最后来到石鼓路基督教堂附近。突然，一粒枪弹贴着他的耳旁呼啸着飞掠而过，他涑恐地没入一条灌木丛生的小径，飞身蹿上一棵枝叶繁茂的梧桐，躲过了凶残的特务。他极度劳累，眼皮一翕，身体不受控制地挨着一堵牢实的围墙跌入一座僻静、幽深的庭院。
这座哥特式建筑的庭院主人叫潘耀如，是支那银行的副总裁，在南京的上流社会是颇有名望的。他曾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能操一口纯熟的日语，利用自己的身份和经历活跃在沦陷后的南京，而实际上却替重庆方面做事。当方韬“咚”地一声落地时，潘耀如正在篷架下观赏玛瑙般的葡萄，猝然的响声使他一惊，移目一望，见一青年倒在墙根，已是重庆方面；指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
昏迷不醒。他连忙唤来女佣，把青年架到客厅放在大沙发上躺下。稍息，方韬慢慢苏醒，但闻一阵优雅的琴声飘然而至，眼前明窗净几，陈没豪华，他才省悟到自己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可是，这会儿他衰疲得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
“漪儿！”潘耀如喊着，不应，“蔡妈，叫潘漪下来。”
潘漪长长地叹了口气，阖上钢琴，撅着嘴下了楼，当她一眼见到形容憔悴，虚弱不堪的方韬，顿时惊愣了，捂着脸讷讷地说：“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太可怕了……”
“先别问，救人要紧。”潘耀如的声音低沉、温和，仿佛生怕惊吓着青年似的。他亲自拧了一把热手巾替方韬揩了脸，潘漪则接过女佣端来的参汤一勺一勺地喂进方韬的嘴里，羞涩的云，蓦然浮上她的面颊，长这么大，这么近地凝望着一个少男，在她还是第一次；映入她明眸的是怎样一张动人的脸啊，那微翕的泪花闪烁的眼，那开阔的前额，那高耸的希腊人般笔直的鼻梁，还有那张诚朴的、像是从不会说谎的嘴……这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约摸过了一刻钟，方韬才有气无力地说：“啊，我这是……”说着慢慢抬起身来。
“好了，好了，”潘漪见青年居然能抬起身，猜想大抵没伤到哪儿，她如释重负地叫着，安慰道：“到这儿您就放心吧！要安静，对，再躺一会儿。”她像哄孩子似地软言细语又扶方韬躺下。
“不，我不能连累你们，我得走……”方韬又坐了起来。
“孩子，说吧，是怎么回事？”潘耀如和蔼地问。
方韬又端详了一下潘耀如父女，心中确信他们救他是完全出于义举之后，才把事情经过断断续续说了一遍。
“烟……烟土。”潘耀如闻之忿慨得脸包刷白，一阵阵痉挛，“日本人蹂躏我们，毒荼我们，他们是要让我涣泱中华民族亡国亡种！”他赞赏地望着方韬，“孩子，你做得对，做得对呀！”
“啊，真让人感动……”潘漪声音发黯地说。
方韬似乎没在意这话，却瞅了一眼壁钟，已是五点半，他忽然想起晚上地下学联的一个会议，奋力站起身来，“啊，时候不早了，我得走，家里人怕等急了。”
正在这时，像擂鼓似的，门“咚咚”作响，潘耀如忙让方韬退入楼上女儿的卧室，很快，钢琴送来《支那之夜》绮靡的、娇柔的、懒洋洋的声音。
潘耀如让蔡妈开门，他则披着一件黑呢大衣神色不悦地站在客厅门口。
一个蓄着仁丹胡的特务讪笑着跨前一步，说：“先生，请问刚才是不是有个青年跑到您这儿？”
“青年？”潘耀如奠明其妙似地摇摇头，“绝无此事。”
“你别打包票！”特务有点恼怒，“这可是一名共党分子，明白吗？共党分子！”
“你的意思是我在窝藏共党分子？”潘耀如反问道。
“是不是这样？得等查了以后再说，先生，您用不着紧张，咹！”特务涎皮涎脸地说。
“说，谁让你们来的？”潘耀如被激怒了，大声斥间。
“这您就甭管呐，搜！”特务说着手一挥，几名便衣凶神似地跳上通往客厅的台价。
“瞎了你们的眼呐！”潘耀如迎上前去挡住，随手掏了一张名片掷在地上。
特务拾起一看，上面印着：潘耀如、支那银行副总裁等字样。
“这……”特务犹豫了一下，“既然潘先生也在政府谋事，共存共荣，你我目标一致嘛，请把人交出来。”
“混帐！”潘耀如怒不可遏，伸过手“叭”地掴了特务一个巴掌，“你去给我把李士群叫来，好哇姓李的，支那银行待你不薄，你反倒恩将仇报，竟然指派喽罗侵犯我的人身权利，你别欺人太甚，咱们走着瞧！”
“先生，这……”特务被搞懵了，他似乎也听过李省长从支那银行支走大宗钞票的传闻，这时，他才猛省到由于自己的鲁莽可能招致的后果，霎时，他面如土色，腿弯打着哆嗦，一步步往后退，脸上肌肉抽动着。挤出谄媚的笑，连声说道：“误会，误会……”
“滚！”潘耀如说完便回到客厅，他的太阳穴像要爆裂似的，只觉得天旋地转，终于无力地跌坐在沙发里。
在楼上耳闻目睹了这一切的方韬，急冲冲地跟着潘漪来到客厅，只见潘耀如闭着双目，嘴张着，发出细弱的鼻息。
“爸爸--”潘漪发出撕裂人心的叫喊。猛扑到老人身上，方韬的身子也像失去支撑似地“嘣咚”一声，默然地跪在潘耀如面前。
潘耀如被凄恻的声音唤醒，他慢慢睁开眼，嘴角挣扎出一丝苦涩的、欣慰的笑，目光转向方韬，示意他站起来，停了一会，说：“我，只不过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良知。”他拉着方韬的手，“孩子，有我在，你别怕，今晚就住这儿。”
李士群，汪伪重要头目，江苏省省长。
“不，先生，您的救命之恩，我永生永世不忘！”方韬强抑住自己的眷念之情，“但是，今晚，无论如何我得回去。”
潘耀如沉思着，半晌，他说：“好吧，我送你出去。”
乘潘耀如去车库开车，两个青年聊了起来：
“嗽，对了，请问尊姓大名？在哪儿供职？”潘漪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似地问道。
“诸葛文谦，钟英中学读书。”方韬坦诚地说，“小姐，您呢？”
“我叫潘漪，读明德女中。”
他们没再多说一句话，似乎也无需多说，但从此开始了两人间的交往。从接触中方韬慢慢知道这个家庭就他们父女俩，潘漪的母亲三年前死于一场车祸，父亲未再续弦，这引起了方韬深刻的同情，他想起来了，难怪那天他一入客厅听到的竟是一阕缠绵的《摇篮曲》，想必是潘漪儿时母亲常弹给她听的吧！不用说，她一定是非常爱她的妈妈，非常爱。他还慢慢地了解到潘漪是个单纯、天真，且带点浪漫气质的少女。像一块无瑕疵的白色大理石。而其父，的确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周旋于日汪衮衮诸公之间而未失人格，真的替重庆方面做了不少事。他对共产党虽抱有深刻的成见，但说到底却是位爱国人士。后来，在日渐密切的联系中，方韬通过明德女中的地下党吸收潘漪参加了读书会活动，将她对日寇的仇恨逐步引发到对国民党的怀疑和不满上来。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但是，就在日寇丧钟敲响的半年前，潘耀如不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正是那个李士群亲自带人将他缉拿归案，关进了宁海路十九号监狱。不久，几经辗转，方韬收到一封揉皱的，字迹歪斜、扭曲的信，他惊疑参半，辨认良久。这才看清是：
“文谦吾侄：你诚朴、有为，漪儿就托付予你了，这是我最后的心愿，万望体察。愿你们千年长交颈，欢爱不相忘，吾在九泉之下当欣慰不已，至诚至谢！潘耀如。”看着看着，方韬滚烫的泪水沾湿了信纸。刹那间，他感到自己成了一个大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自然也就成了潘漪的唯一亲人。这时，他已是临大先修班二年级的学生。翌年，潘漪考取了国立音乐院，但在潘漪入学三个月左右，地下党市委将方韬从临大调出，后来又派往宜城开辟工作，方韬的意思是潘漪继续读书，可潘漪执意要跟他去，请示了市委之后，批准了两人同行，以小学教员的身份在群伦小学落了脚，接着，潘漪被吸收入党，又过了一段时间，便发生了读者已经知道的事。
严酷的现实已经把方韬逼至陷阱的边缘，啊，既知今日，何必当初！但是，在阶级对垒的残酷斗争中，是从来没有后悔药可吃的，他必须面对现实，正视观实。潘漪啊潘漪，你是人还是鬼？你为什么偏偏要作出这种选择呢？尽管他竭力想拂去头脑里那朦胧的鬼影，可是，深深的困惑，几乎使他难以自拔。方韬啊方韬，你可是一个有崇高信仰的人，信仰是什么？它是一道闪电，一团烈火，一股旋风，一个磁场，你得时时克制、压抑那冲撞信仰的感情、意念和欲求，你能做到吗？得看你怎样迈开新的一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