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世界头号大毒枭的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曾在哥伦比亚横行一时，不仅贩毒，而且制造爆炸事件，杀害无辜，使哥伦比亚一片恐怖，灾难重重。这一悲惨情景使当时移居墨西哥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睡不安席，食不甘味，忧心如焚。为了阻止死亡在祖国的蔓延，加西亚·马尔克斯担当起了使在职总统贝利萨里奥·贝当库尔和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接近的重任。
光阴荏苒，岁月已逝，然而当时的情形仍历历在目。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哥伦比亚著名记者卡斯特罗·卡伊塞多回顾当年跟大毒枭和平谈判的故事时，仿佛是昨天一样。
卡斯特罗·卡伊塞多说：我确信，那是1986年4月的一个黎明，我在接电话前看到，在一个拐角处的电线杆下，雨点儿仿佛那天夜里炸弹在城市的各处爆炸时那么密集。电话铃声又连续响了两下，于是，我拿起听筒，确认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声音。
“今天死了多少人？”他问道。
自从毒贩杀害了贝当库尔总统的司法部长后，由于总统恢复了将哥伦比亚人引渡到美国而引起的这场战事已经24个月了。在这两年期间，不断发生汽车被炸事件，律师、警察、无辜者——孩子或老人—被炸弹炸死或被子弹打死。
这天凌晨，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声音是个真正男子汉的声音，从声音里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的内心深处十分痛苦，那是一种可怕的痛苦。他在向卡斯特罗·卡伊塞多寒暄之前就这样喊道：
“必须想方设法使这种恐怖尽快过去！这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请你告诉我：你又上白山了吗？”
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这里暗示的白山，即指麦德林、可卡因、埃斯科瓦尔。麦德林是世界头号大毒枭埃斯科瓦尔的老巢。
卡伊塞多在电话上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还没去，但我可以再穿上滑雪板，好吧我试试看。”
“那么，你来墨西哥吧，我需要跟你谈谈。”加西亚·马尔克斯以同样痛苦的声音对卡伊塞多说。
卡伊塞多终于弄到一张去墨西哥的飞机票。他一点也不怀疑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和平意图，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意见完全一致。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司法部长罗德里戈·拉腊·博尼利亚被杀害前，已经当选为共和国总统的贝利萨里奥·贝当库尔曾对我说，在他的领导下，任何哥伦比亚人都不可能被引渡到美国去；我曾在一篇专题文章中写下这一点，题为《一项虐待我们的协定》这是因为，此时，我只向引渡开战，惟此而已。这是个原则问题，哥伦比亚不能把哥伦比亚人送到国外去受审。任何母亲也不把儿子送到邻居家里，让人家惩罚他们。我进行这场斗争，因为当时我有一种我不曾透露的支持，并且这些都是贝利萨里奥说过的话。
“但是，请注意，还有更深一层的东西：当我正写将在《旁观者报》上发表的这篇短文时，我跟贝利萨里奥通过话，我对他说：‘总统，我写了一篇短文，我确信，在您的领导下，任何哥伦比亚人都不会被引渡。我能这样定稿吗？’他回答：‘你可以这样定稿。’文章就这样发表了。”
“当文章在《旁观者报》上发表后，我曾记得，在阿莱杭德罗·奥夫雷贡家里吃午饭时，贝利萨里奥对我说过一件惊人的事：‘我们不仅跟游击队谈和，我们也跟毒贩谈和。他们自己正在提出这项建议。’”
议和的路是曲折的。
1984年4月30日，司法部长罗德里戈·拉腊中弹身亡。第二天，黑手党恐惧地逃到巴拿马躲藏起来。
5月份，巴拿马举行大选，哥伦比亚前总统罗佩斯·米切尔森应邀率国际代表团抵达巴拿马，他和埃斯科瓦尔及其一伙进行了接触，地点是在米切尔森下榻的旅馆。毒贩方面的参加者，除埃斯科瓦尔外，还有所谓墨西哥人、巴勃罗·科雷亚等。他们告诉米切尔森，他们愿意与政府议和。
接近米切尔森的人士说，他使贝利萨里奥总统知悉，他必须告诉总统一件事，一旦巴拿马大选结束，他就去迈阿密，请贝利萨里奥派一位前部长和他谈判。贝利萨里奥就派了一位前部长去跟他谈。
这位前部长和米切尔森谈后就回国了。他回国不到24小时就找到总检察长海梅·戈麦斯，他既是官员，又是无党派人士，便于和毒贩会谈。
1984年5月29日，总检察长在巴拿马的索洛伊旅馆会见了埃斯科瓦尔和他的朋友们。
后来的一天早晨，埃斯科瓦尔对这次会见作了如下解释：
“我和全体人员到了总检察长的所在地，在向他说明局势之后，我要求他，让贝当库尔总统了解一项和平建议。总检察长说，这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因此，必须以书面的形式送给总统。于是，我们不是送给总统一封信，而是一份备忘录，这样总统可以不作回答。
“希梅尼斯博士说，如果你们希望和平，你们也应该将备忘录送给美国使馆一份。
“那天晚上，我们又让麦德林的律师来，我们给总统和美国使馆送去了备忘录。”
后来，关于备忘录，美国政府公开说它拒绝毒贩提出的任何建议。
一年过后，贝当库尔总统说了很严肃的最后一句话。
应加西亚·马尔克斯之邀，卡斯特罗·卡伊塞多乘飞机来到墨西哥。在机场耽搁很久才入了关，半夜时分才到了旅馆，第二天上午总算见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国家的形势感到痛苦。他先把卡伊塞多带到他的办公室里，那里有几个人正研究马尔克斯的一个电影脚本；然后又把卡伊塞多带到他的家里。他们躲在学习室里经过认真研究，最后一致决定，由卡伊塞多回哥伦比亚和埃斯科瓦尔接触，以便告诉他，在合法的范围内，帮助谋求国家的和平。
几周以后，贝当库尔总统将访问墨西哥，加西亚·马尔克斯想借此机会跟总统谈谈。但是，他所需要的是，埃斯科瓦尔和他的人必须告诉他，为了让他们安静下来，他们这些毒贩们想要什么。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墨西哥总统府，他们让我了解到贝当库尔总统的访问日程排得很紧。但是，总统在坦昆有一个自由支配的晚上，在这个晚上，我们可以单独在一起。我想，在那里我有机会跟他谈谈引渡的问题，于是，私下接触就定了下来，这使人想到事情将进行得顺利。
卡伊塞多在墨西哥会见过加西亚·马尔克斯后就回国了。他同意让他和埃斯科瓦尔接触的建议，准备见埃斯科瓦尔。但是，要见到埃斯科瓦尔并非易事，时间过了一年才找到和埃斯科瓦尔简单会谈的机会。卡伊塞多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想法告诉埃斯科瓦尔后，埃斯科瓦尔提出直接接触。
埃斯科瓦尔说：我建议大师来哥伦比亚，因为这里办事更容易些。他要乘什么类型的飞机，他愿在这20条飞机跑道哪一条着陆，需要什么安全措施，这一切我们都给他提供。但是，最理想的是在这里跟所有的人来谈。
为了把埃斯科瓦尔的话带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卡伊塞多和另一位著名的哥伦比亚记者达里奥·阿里斯门迪共进午餐，商量了此事。卡伊塞多认为，这是件重要的事。达里奥正有事要见加西亚·马尔克斯。当天下午，两人便飞抵墨西哥，见到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把埃斯科瓦尔的话带给了他。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不去白山和他们会谈，你找到他们，让他们说出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因此，卡伊塞多又回哥伦比亚，在波哥大更衣后，去麦德林。在一个星期五的上午10点半，会见了埃斯科瓦尔。
那次会见的地点是在“混血儿”的工作间。由于卡洛斯·埃查瓦里亚（埃斯科瓦尔的别号）晚到，卡伊塞多瞧着一辆辆的汽车来消耗时间。
到了12点时，卡伊塞多发现一辆城运小客车过来了，车上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下来。两分钟后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出现了，他的后边是辆出租汽车，车上坐着两个乘客，司机就是头戴黑色“圣父”帽的埃斯科瓦尔。
他们将卡伊塞多接走，离开麦德林，来到野外的一个房子里。那个带着胡子的“墨西哥人”正在那儿等着，他自称名为“安德烈斯”，由围着埃斯科瓦尔转的所有仆从陪着他。
当埃斯科瓦尔解释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建议后，第一个发言的就是“墨西哥人”，他说：
“那好吧，为此必须付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多少钱？”
这时，埃斯科瓦尔摘掉他的帽子，点一下头，用眼斜视着他，对他有点不客气地说：
“年轻人，安德烈斯，你别说傻话了。加西亚·马尔克斯比你有权，比我以及这个房子里的所有秘密犯罪组织的成员都有权力。”
这时，墨西哥人不服气地反问埃斯科瓦尔：“难道这条子比我还有钱？”
“兄弟，他当然没你有钱。”埃斯科瓦尔说，“但是，这位神，他能召呼俄国的掌权者，或者法国的总统，人家立刻会把电话给他接通。此外，如果他需要，他们就给他派飞机，让他去跟他们会谈。而我们呢，连麦德林市长的电话都不会转给我们。如若不信。你叫一下试试。”
埃斯科瓦尔与安德烈斯交谈了几分钟后，他们问卡伊塞多能否将一封写好的信带给加西亚·马尔克斯。卡伊塞多对他们说，他们必须派他们的信使送去，并要求他们告诉他，谁将去送这封信，以便让加西亚·马尔克斯知道此事。卡伊塞多然后就告辞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卡伊塞多说：那天上午，你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说，一个家伙要来啦，我便等他。这家伙两天后来到佛洛伦西亚街上的一家新旅馆。我记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了。他到后通知我说，他准备好了，后来我会见了他。他是个很年轻、高个头、金头发、结实又很热情的家伙，受过相当好的教育，且彬彬有礼。他带个手提箱，把它放在面前，我们就开始谈我所感兴趣的是什么，怎样更好地来权衡这场如此肮脏的战争的局面我不知道他的手提箱是开着的还是他把它打开的。但是，谈到半截我意识到是开着的，他开着它以便录我们的谈话，这使我很不安。我虽然不安，可我也不想对他说不要录音，因为我相信我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了。
我们谈到很多事，具体是：
埃斯科瓦尔建议如下：他保持巴拿马的所有各个点，但在第一次谈判中放弃引渡问题，以便晚些时候再讨论它。
这是个新的大的并便于接近和平议题的问题。把引渡放到以后是对的，因为它是主导一切的重点。
当听到这一要点时，我对那个家伙说：“这多么好。甭担心贝当库尔总统那天不来，我去跟他谈，然后我把会谈的结果通过赫尔曼告诉你们。但是，这种大屠杀必须结束，因为哥伦比亚正遭受着无缘无故的灾难。”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贝当库尔总统终于来到墨西哥，正如所说的那样，他是为了实现一个相当困难的方案而来。坎昆的会已被取消，因为他决定去危地马拉。这时，我发现，这个晚上，我们不可能安静地会谈，于是，我自言自语说：我现在干什么？我趁这个小小的空隙，在我的家里举行了一个宴会。出席宴会的有胡安·鲁尔福、何塞·路易斯·奎瓦斯、路易斯·卡多萨和已故危地马拉大作家阿拉贡。自宴会一开始，我就思考着能与总统谈话的时刻，我等待，我思索，什么也没等来。当我知道，一旦他告辞而去，我将再也看不到他时，我便利用一个停顿之机对他说：“请到这儿来，我给您看件东西。”我把他领到院子另一端的我的书房里，将海明威的《在河另一边的丛林里》一书的校样让他看，上面还有海明威本人亲自用铅笔改动的地方。当贝当库尔把校样拿在手里，沉默不语，有些激动，他说：“多么漂亮！”我对他说，“将它赠给你！”
我们对视一下，我接着又说：
“你把它带走吧，但我首先想给你一个口信。”
“谁的口信？”
“埃斯科瓦尔的口信。”我对他说。他立即回答：“不，不，不”
他随后向门口走去，我便对他大喊：
“听着，总统：你是共和国的总统，你不能还不知道是什么内容就拒绝这个口信。因为这是关乎到国家命运的问题。”于是他回答我：“不管埃斯科瓦尔的何种口信，现在都先不去谈它。如果他们千方百计想杀我”然后他穿过院子回到了宴会桌上。
这一天夜里，加西亚·马尔克斯反复地思考：如果我们告诉埃斯科瓦尔总统的反应是什么，他必定会把总统杀了。所以我只能保持沉默。
大毒枭埃斯科瓦尔已被击毙，他是个什么东西呢？
埃斯科瓦尔17岁时，由盗墓和偷汽车的小偷成了最有名的罪犯。他曾把黑手伸到最高当局那里，使1991年修改了国家政治宪法，最后投票通过不引渡本国国民案。当新宪法公布几天之后，埃斯科瓦尔投案自首。但他于1992年7月引人注目的越狱潜逃，直到1993年12月2日被击毙，整整潜逃17个月。
埃斯科瓦尔被指控对杀害记者及新闻界负责人吉列尔莫·卡诺和豪尔赫·恩里克负责，因为他们曾揭露了毒贩的活动和罪行。据警方及公安局说，前总统候选人路易斯·卡洛斯·加兰和卡洛斯·皮萨里也是这个集团子弹的牺牲品。
警方能结束埃斯科瓦尔的生命靠的是无线电方位测定法。他要求政府以保护其家属的安全换他的投案，尽管政府不大相信这种可能性，但还是接受了。检察院宣布取消警戒，埃斯科瓦尔也减少警卫。
由于埃斯科瓦尔不投案，他的家属去德国避难不成返回圣菲波哥大。于是他通过无线电话与家属通话，仅仅谈了几分钟，就足以让警察确定他呆在麦德林体育场附近的一个区里。这时警方的电脑加紧工作，声音传来，证实说话者就是埃斯科瓦尔。无线电方位测定法帮助警察取得了对这个大毒枭斗争的胜利。
加西亚·马尔克斯和人们一道欢庆这一胜利。
1994年8月29日，在美国著名作家、普利策奖得主威廉·斯蒂伦家中就餐的，不仅有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墨西哥著名作家、西班牙阿斯图里亚斯王子文学奖得主卡洛斯·富恩特斯，而且在这次不寻常的晚餐上还有总统克林顿。
他们几乎什么也没吃，但却谈了很多。他们谈到古巴，自然也谈到拉丁美洲的问题，而谈得更多的是文学。他们将近谈了一整夜，甚至连晚餐也忘了吃，还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提醒他饿了时，他们才想起来用餐。
世人会以为，这次聚会谈论的主题是由于古巴移民达到高潮而在古美之间出现危机，而加西亚·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又过从甚密，因此古巴是必谈的问题。但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事后这样说，古巴不是主要议题，古美之间的谈判正在进行，任何干预都是不严肃和不适宜的。但大家都赞成必须找出解决移民的办法，谈判已进入轨道。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说，“这是试图铺设一座桥梁，因而，这次会晤在政治上来说，比我们谈政治还更重要。”他们坐在桌上之前，并没有事先拟定议程。在谈到毒品和哥伦比亚时，加西亚·马尔克斯问道：“美国警方，何时才会对本国的毒品采取一种最大限度的控制？”
卡洛斯·富恩特斯在勾画拉丁美洲的前景时说：“但愿克林顿拥有一批好的顾问，把一项和拉丁美洲各国政府进行密切协商的政策付诸实践。”
克林顿正在度假。三位作家既没有为某些问题，也没有以特殊的方式邀请他。他倾听着两位拉美作家概括而又十分迅速的谈话，这本身就是一种很好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