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如果说，这些困难阻碍了我们，那就不难理解世界上这一边的头脑清醒的天才们，为什么沉醉在欣赏自己的文化之中，而寻找不到表现我们的有效方式。”“以他人的图表来表现我们的现实只会使我们越来越不为世人所知，越来越不自由，越来越孤独。”
拉丁美洲不愿、也不应成为一盘棋局中没有主见的“相”。加西亚·马尔克斯说：“面对压迫、掠夺和遗弃，我们的回答却是生活。”
应该怎么生活，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演说的最后部分指出，应该着手建造一个与人类有史以来的某种乌托邦相抗衡的乌托邦。“这将是一个崭新的、灿烂如锦的、生意盎然的乌托邦，在那里任何人都不会被人决定死亡的方式，爱情真诚无欺，幸福得以实现，而命中注定一百年处于孤独的世家最终会获得并将永远享有出现在世上的第二次机会。”
《为阿尔瓦罗·穆蒂斯祝寿》是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94年在阿·穆蒂斯70寿辰之际发表的又一篇最著名的演说。
阿·穆蒂斯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伟大朋友，是哥伦比亚有名的诗人和小说家之一。加西亚·马尔克斯在演说中，陈述了他们二人多年以来的交情。现将演说摘录如下。
我们曾经订过盟约，在公开场所，一个人不谈另一个。这正如疫苗与天花相制约一样。但是，恰在10年以前，就在这同一个地方，仅仅因为他不喜欢我给他推荐的理发师，他破坏了那个有助于社会健康的盟约。自那时起，我一直等待一个吞吃这盘冷碟的报复机会。
当时，阿尔瓦罗叙述了贡萨洛·马利亚里诺怎样在田园诗般的卡塔赫纳介绍我们的事。这使我突然出神地想起我的大学岁月，当时的我们，就躲藏在哥伦比亚国家图书馆那个无人的小音乐室里。
阿尔瓦罗经历过职业上的无数危险。18岁他任国家电台播音员时，在他的节目中即兴表演一个全副武装的好忌妒的丈夫在街角上等待着的情形，因为他以为曾将密码口信示意给了他的妻子。
还有一次，在总统府举行的一次庄严仪式上，他把两个大耶拉斯的名字弄混了。后来，作为公共专家，他在一次慈善会上放错了影片。他放的不是孤儿故事片，而为那些上流社会的淑女们放映了在一个无辜标题《种植柑桔树》掩饰下的修女和战士之间的色情故事片。
在墨西哥的一家餐馆里，阿尔瓦罗大喊着说，他的邻桌企图袭击他，因为以为他真的是他在电视片《不可碰的人》里扮演的那个人。
在长达23年的拉美影片推销员的工作期间，曾给他17次飞往世界各地的机会，却并未改变他做人的方式。他对学校教师慷慨大方，达到酷爱的程度，然而由于他有爱打台球的坏习惯，他从来没有当过教师。
没有任何一个我认识的作家像他那样关心他人，特别是关心比较年轻的人。他鼓励他们违背父母的意愿学习诗歌，用秘密书籍改变他们，用生花的口才感化他们，让他们漫游世界，使他们确信，成为诗人是可能的。
谁也没有我从他的这种美德中得到的实惠更多。
我有一次曾经说过，是阿尔瓦罗把第一册《佩德罗·帕拉莫》带给我的，他并且对我说：“书里有您可学的东西。”
他从来不曾想像到他参与了这种文学创作。因为我从胡安·鲁尔福的作品中，不仅学会以别的方式写作，而且学会准备一个不同的故事，以便不重述我正在写的东西。我的这种可以用来挽救作品的写作方法的纯粹牺牲品，从我写作《百年孤独》起，就是阿尔瓦罗·穆蒂斯。
他在18个月期间，几乎每天晚上都去我家里，让我跟他讲述完成的章节，我以此接受他的反应，尽管不是同一个故事。
他以无比的热情听我讲述这些章节，让我继续重述这些章节的部分。事后，他的朋友向我叙述此事时，就像阿尔瓦罗跟他们叙述这些章节一样，而我多次占有了他的贡献。第一遍初稿结束后，我把它寄送到他家里，第二天，阿尔瓦罗就在电话上愤慨地对我说：“您使我像一条狗一样跟它的朋友在一起。”我对他说：“这与您跟我说的一点关系也没有。”
自那时起，他便成了我的原稿的第一读者。他的批评是相当严厉的，但也是很有道理的。我至少有3部小说夭折在废纸篓里，因为他的反对是有道理的。我本人不好说，几乎在我的所有书里都从他那里得到很多的帮助。
人们经常问我，这种友谊如何能在这样不寻常的时间里长存下来。回答是简单的。阿尔瓦罗和我很少见面，仅仅是朋友。尽管我们都曾在墨西哥生活30多年，又几乎是邻居，就是在那里我们也很少见面。当我想见他，或者他想见我的时候，我们事先电话联系，以便确定我们都希望见面。
我仅有一次破坏了这种基本友谊的原则。情况是这样的：被龙舌兰酒困扰着的我，和一位十分亲爱的朋友，在凌晨4点钟，叩开阿尔瓦罗房间的门。他当时是单身，过着一种听从命运摆布的忧郁生活。
面对他那仍被睡意困扰的目光，我们没作任何解释，便取下博特罗的一幅长1. 2米，宽1米的珍贵油画。我们没作解释，带上油画，并对他做了他赐予我们的表示，走了。
阿尔瓦罗从未对我说过一句有关那次突袭的话，而我一直等到他70寿辰这个晚上，才向他表示我的歉意。
这种友谊的另一个好支柱是我们多次在一起进行的旅行。这便于我们在大部分时间里关心别人和别的事，只有实际上值得时，我们才一个人关心另一个人。
我们对旅游学校最美好的回忆不是上课，而是课间休息。
在巴黎，我正在等待着女士们购物，坐在时髦咖啡馆台阶上的阿尔瓦罗，把头扭向天空，翻着白眼，伸出一只乞讨的手。这时，一位无可指责的先生，用典型的法语调儿对他说：“您是个穿着卡耶尔之流运动衫的无耻的乞讨之徒。”他给了阿尔瓦罗一个法郎，在不到一刻钟内，他收到40法郎。
在罗马的弗朗塞斯科·罗西之家，阿尔瓦罗用自己创造的意大利语（实际上没一句意大利语），便使费利尼、莫尼卡·比蒂、阿尔贝托·莫拉维亚对意大利的电影和文学精华着迷；并且几小时的跟他们讲述金迪奥省的恐怖史，使他们惴惴不安。
在巴塞罗那，他模仿巴勃罗·聂鲁达的声音和沮丧的语调朗诵一首诗，一个亲耳听过聂鲁达朗诵的人走过来，要求他亲笔签名，以为他就是聂鲁达。他的一首诗，自从我读过之后，就感到不安。现在我才知道，我将永远不认识伊斯坦布尔，那是一首在不可挽救的君主政体下产生的奇怪的诗，因为从来不说伊斯坦布尔，而说拜占庭。这正如在历史给予他理由很久以后，不叫列宁格勒而叫彼得堡一样。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种预感，我们应该为那首承认伊斯坦布尔的诗驱邪。因此，我说服了他，让我们乘一艘慢船走，这正如一个人和命运挑战时应该做的那样。尽管如此，在我们住在那儿的3天里，由于受到那首诗的预兆的恐吓，阿尔瓦罗没有平静的时候。只有今天，当阿尔瓦罗是一位70岁的老人，我成了一个66岁的孩子时，我才敢说这句话。我当时没说，不是怕败坏一首诗，而是为了阻碍死神。
不管怎么说，惟一的一次我真的以为差一点儿要死了，也是和阿尔瓦罗在一起。我们驾车行驶到著名的普罗斯的时候，一个患精神病的驾驶员驾车从反方向朝我们开来。当时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向右打方向盘，我也没时间看我们跌到何处。一时间，我剧烈的感到，方向盘在空中不听我使唤。一直坐在后排座位上的卡门和梅塞德斯，直到汽车像一个小孩似的躺在春天大葡萄园的排水沟里时，才喘过气来。我对那次事故还惟一记忆着的是，在旁边座位上的阿尔瓦罗的脸，仿佛在死的前一刻，用一种怜悯的表情看着我，好像在说：“这个笨蛋做的什么鸡巴事。”
阿尔瓦罗的母亲曾是个漂亮迷人的女性，但是，20年以来，她已不再照镜子，因为她开始以自己认为的不同方式来看待自己。她是一个进步的老奶奶，她穿着猎人服，骑着自行车，在大草原的庄园里为人们无偿地打针。
在纽约的一天晚上，当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我请她留下照看我的14个月的儿子。她一脸严肃地告诫我们要当心，因为在马尼萨莱斯时，她曾对一个孩子使过一招。由于这个孩子不停地哭，她不得不用一枚有毒的甜黑莓使他安静下来。
尽管她这样说，那一天，我们在“梅亚西斯”商店里还是把孩子委托给了她。当我们看完电影回来时，发现只有她一个人，而治安机构正在寻找孩子。可她还企图安慰我们，就拿她的儿子同样严肃的例子说：“你们别担心，阿尔瓦罗在布鲁塞尔时也曾让我丢失过，当时他7岁，现在你们看他还好好的。”
当然他好好的，这是她的一种文明、极好的解释。他还在半个地球上出了名，这不只是因为他的诗歌，也是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和蔼可亲的人。他所到之处，均留下狂热的奇谈，拼命的美餐和才华横溢的难忘的踪迹。
只有我们认识他和最爱他的这些人，才知道吓唬他的幻觉的不过是虚张声势。谁也不会想像到，阿尔瓦罗·穆蒂斯为成为这种和蔼可亲的人不幸付出的极高代价是什么。
我见过他躺在一张沙发上，在半明半暗的学习间里，心里怀着一种任何一个上夜的幸福查帐员也不忌妒的酒后不适。这种无法医治的孤独是他的另一位母亲。他的无限智慧，他那异乎寻常的文学才能，他的无比好奇心和幻想美，他的诗歌的不尽的忧伤感，都归功于这位母亲。
我曾见他躺在奎尔纳瓦卡公园偏僻的一角，靠森林逃避现实，在长长的假期里，专心攻读巴尔扎克的全集。
他6年写了八本书。只要读过任何一本的仅仅一页，便足以了解它的全貌。阿尔瓦罗的全部著作是他的生命本身。他以某种意识知道，我们永远也不会得到失去的乐园。
让我们和这个不幸的结论在一起，我们今晚与阿尔瓦罗一道过他的70大寿。第一次没有虚伪的害臊，没有提及母亲，因为怕哭，只为了全心全意地对他说，我们多么钦佩他，我们多么爱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