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批评家普遍缺少理论的涵养，缺少智慧更是他们致命的弱点。罗兰·巴特于是在当代中国最有市场。朱大可的含带锋芒与华丽色彩的海派批评，也许还要加上王朔式的口无遮拦的无畏骂人，在一片萎靡不振、趋时献媚和乏味无聊的批评风气中，给人有横空出世的感觉。前者因其深奥和欧式句法不可模仿，后者因其绝对轻佻而令人不敢追随。但中国批评的正途却不可能通过这两个异数获得。而且他们自己已经在一路追捧中失去自持，用不了三天，就会流俗到常规水甲。朱大可的“妖鹰化鲁迅”是“智”“淫”双全的拼贴，王朔的鲁迅论是“无知”“无畏”的组合。可那些还在高头讲章里论述鲁迅前后期思想变化的学者，那些向学生传授《祝福》里“抨击封建礼教”、“同情妇女命运”主题的教授，又能高明到哪里去呢？世纪末的鲁迅批判，与其说是对一个世纪鲁迅批判的回应、总结和反驳，不如说是新酞纪的螯迅批判的前奏。
说明：朱大可论鲁迅的文章题为《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方舟子文章题为《淫者贝淫--评《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均见澳大利亚新闻网之《新思想档案》。
不是书的问题
1925年1月1日，新年的第一天，鲁迅在北京的家中写下了一个充满亮色的标题：《希望》。但在这样一个充满乐观向上的题目下，鲁迅为我们描述的却是一种悲凉的心境。这简直是《野草》里色调最灰暗的一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我的心分外地寂寞。”而这寂寞的内涵，是因为内心里“没有爱憎，没有哀乐，也没有颜色和声音”。在这新年到来的一刻，鲁迅想到自己“大概老了”，不但“头发已经花白”、“手颤抖着”，而且怀疑自己“灵魂的手也颤抖着，头发也一定苍白了”。然而鲁迅最感到寂寞的原因，还在于他突然觉得，“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中说道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正因为有感于青年的消沉，所以才使他感到一种绝对的“虚妄”。鲁迅的心境，在这新一年到来之际，竟至于如此绝望，如此空虚。
在紧接着的2月10日，因为要应答《京报副刊》的征求，鲁迅作《青年必读书》一文，这是一种填表式的写作，却不想因此卷入一场论，中1925年1月，《京报副刊》刊出启事，征求“青年爱读书”和“青年必读书”各十部书目。鲁迅应编辑请求，对“青年必读书”做应答。“青年必读书”一栏内，鲁迅没有按要求写下部书上，而是以“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回答。
麻烦出在鲁迅的读书观上。他在“附注”朽内写道：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际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是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鲁迅的这篇应答在2月21日的《京报副刊》发表后，立刻引起一片哗然。柯柏森的《偏见的经验》，熊以谦的《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赵雪阳的《青年必读书》中引用某学者的话，都是对鲁迅的应答内容的疑问甚至反驳。这些人或者把鲁迅的回答视为“偏见”，或者将其视为“武断”，而暗里的含义，还有指责鲁迅有“卖国”倾向，误导青年“不学无术”等等。鲁迅在《聊答“……”》、《报“奇哉所谓……”》及《这是这么一个意思》等文章中做了毫无保留的回应。鲁迅从开始就没有打算以导师的资格来指点青年，以他当时对中国育年的认识，所谓“必读书”之类的指点，并没有什么意义。值得注意的是，鲁迅虽然主张不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怛他连外国书的书目也没有开出一本。
在经过这样一场论争之后，鲁迅感受到的并不是战斗的兴奋和胜利的喜悦，而是一种奠名的无聊，顽固派的守旧和污蔑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青年中有对鲁迅误解和不以为然者。鲁迅的文章发表后，还有署名“瞎嘴”者给鲁迅去信，攻击鲁迅道：我诚恳希望：一、鲁迅先生是感觉“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所以敢请你出来做我们一般可怜的青年的领袖先搬到外国（连家眷）去，然后我们要做个摇旗呐喊的小卒。二、鲁迅先生搬家到外国后，我们大家都应马上搬去。其言辞之刻薄与恶毒可见一斑。可以说，《青年必读书》以及因此产生的风波，让鲁迅印证了自己在新年第一天里预感到的气氛。
我们常说鲁迅是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但对其中的内涵往往因太多大而无当的重复议论而缺少具体、真切的感受，而《青年必读书》事件引出的风波，正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了鲁迅思想家和革命家的形象，而这一形象，即使在五四高潮已过的1925年，仍然显得那样孤独和寂寞。
文化名人传记的缺憾
文化名人传记，是90年代以来文化界和学术界一个成绩突出的领域。近年来，多部现当代中国文化名人的传记作品出现在书市中，其中有不少作品还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但总体而上，我们会在热闹中发现其中的一些缺憾，这就是文化名人传记中的文化色彩仍然不够浓郁，精神力量的凸现仍有不足。客观地讲，文化人物的社会经历，尤其是其中的传奇色彩，比起军唭人物和政治人物肖定要简申得多。文化名人的土要贡献，一方面是学术和艺术的成就，另一方面，则是他们的性格特征、感情经历、精神魅力和知识智慧。文化名人传记应当紧抓这一f。题来处理材料、把握人物，深人传左内心世界。
多年来，由于受到极左路线的干扰和影响，文化名人传记不但是传汜类作品中的一大弱项，而且仅有的一些传记作品，也在价值取向、人物评价、事件论述等方面存在许多严重的不足和歪曲。主要表现在：对传主的描述和评价重在政治方向和社会经历中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部分，而。在论述时往往采取先入为主的态度，与传主本来的经历和事实大相径庭。允其是淡漠传主的个人性格和学术经历，使文化名人的传记失去文化品格，传主的精神魅力被忽略或抹杀。
近年来，这类传记的创作渐有突破，尤其是陈寅恪、钱钟书、胡适等文化名人的传记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这些传记在突出文化名人的文化性，强化他们的专业成就与素养方面，比以往有了质的提高。对传主精神力置的强化和真实表现，使文化名人的形象在读者中产生多方面影响。但也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一些作品出版后引来不少争议。
人们熟悉的文化名人的传记，仍然没有大的突破，比如鲁迅传记，历年来已有多部，90年代以来也出现过一些优秀新作，但我们仍然感到，大部分作品仍然是事实叙述多，且以社会、政治经历为主，在深入鲁迅内心复杂世界，挖掘他精神世界的深层魅力方面，仍然让人感到有许多缺憾。
写作的意义
近上，与一位退居一线的领导千部聊天，话题不知怎么转到广写作上，面。这位在宣传文化界仟职近四十年的老同志，感慨万千地谈到了自己的心中感受，对自己几十年来在文化艺术界从事的工作，他用“处处有我，处处无我”一语总结。一省之内许多大大小小的文化、文学或艺术活动，他都是组织者、策划者或领导者，但到最后发现，真正属于自己的果实，让自己体验到创造的快乐与创作的愉悦的成果却少得可怜。他声情并茂地谈到了自己对写作的看法，他的大半生中，写作一直是一项重要的内容。几十年来，他不知道起草了多少材料，供领导讲话用的，供自己讲话用的，供做宣传材料用的，可谓不计其数。临近退休时，光是他自己积攒下的这类印刷品，就可以装上好几个纸箱。这些字数难以统计的写作结果，儿乎没有自己的署名，更没有自己的性情，即使想编一本个人的小册子，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位老同志的叙述引起了我对写作意义的思考，鲁迅当年弃医从文，一心想通过自己的笔来唤醍大众的精神，拯救他们的灵魂。他这样做了，并成为一位现代中国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在小说、散文、杂文、学术研究等多方面取得成就，然而，在他面对社会风云的动荡和变幻的时候，他也发出过“文学是最没有用的”这样的感慨。“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却把他轰跑了”，是他对文学与社会关系的体验和认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写作，但他对写作之于现实的作用，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
但只要是写作，就应与性情相关，就应有个人的情感、思考和志趣在其中，就应当是个人的观察、研究和创造的结果。王朔说写作者是“码字儿”的，须知这“码宇”的“师傅”之间，还是有着很大差异的。我所认识的这位老干部的感慨，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如何把握自己的写作目的，如何认识写作的意义，这样的问题其实一直存在着。
从鲁迅说做编辑
今年夏天，在南方参加一个全国性的小说会议，在大会发言中，作家方方谈到自己刚刚发表了一部知识分子埋材的长篇小说。她在发言中提到，小说在某杂志发表时，编辑误将小说的前后两部分倒置。尽管我们知道，现在的不少小说作家有故意“打乱时空”、“拆散结构”的爱好，但小说编辑的这种随意也实在让人觉得难以理喻。我们无法想象，这么大的失误怎么可能在三校过程中一逃过纠正的机会。想一想这样的编辑，不可谓不是“大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