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当年也曾兼任过不少“文艺丛书”或杂志的编辑，他对作者寄来稿件的处理态度，很让人感慨。1924年1月，鲁迅准备推荐许钦文的小说集《故乡》收人“文艺丛书”中，他不但仔细阅读了许钦文的小说，而。还对一些细节提出了疑问。在《致孙伏园》的一封信中，他谈道，许钦文的“《传染病》一篇中记打针（注射）乃在屁股上，据我所知，当在大腿上，改为屁股，地位大有参差--”（《鲁迅全集》第11卷第422页）鲁迅这样指出作品的毛病，不是出于艺术的要求，而是提醒作者不要犯常识性的锗误。想一想这样的“参差”，在今天的作品里，还算是错误吗？
鲁迅当然不是一个刻板的文字匠，他更常常从艺术的角度认真阅读、琢磨作品的每一个词句。1925年，当时还是青年作者的李霁野，将自己的小说《生活》寄给鲁迅，鲁迅在回信中肯定了作者的努力成绩，但同时指出，“可是，结末一句话：这喊声里似乎有着双关的意义。我以为这‘双关’二字，将全篇的意义说得太清楚了，所有蕴蓄，有被其打破之虑。我想将它改作‘含着别样’或‘含着几样’，后一个比较的好，但也总不觉得恰好。”（《鲁迅全集》第11卷第443页）
作为一位文学大师，鲁迅为什么能在编辑工作中一样做到一丝不苟呢？周作人早在50年代初就曾对此作过很好的评述。他认为，鲁迅“认真工作的精神”主要得自于他的“稍细与亲切”的工作态度和作风。“他的认真工作的精神，其一部分的特色可以说是精细与亲切，这两样分不得开，假如精细之中没有亲切成分，那便流于繁碎苛刻，结果仍是于人不利了。”（用作人《精细与亲切》，《关于鲁迅》第566页）周作人同时讲述到，鲁迅为了编发一篇文章，经常是自己动手把文章再重抄一遍，并在文字上加以修删。时至今日，这样的编辑我们还何处可寻呢？
鲁迅是位文学大师，他这种对待青年作者作品的态度，常常让人感慨。也许现在已经没有“精益求精”的作家，因为连王蒙参加语文高考，也不敢保证得高分；“咬文嚼字”的编辑自然也就难求了，或许在他们看来，小说的“本末倒置”还是一种意外的效果呢。
可据说这是一个可以产生“大师”的时代。
有细节的大历史
只有汉学家才可能想到这样的书名：《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但这不是一本讲述“广场革命”的书，而是通过对数位或十数位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通过他们的人生经历和思想主张，来透视一个时代的主题和一个民族的向心力。着者史景迁是一位着名的汉学家，通过这部着作，我们可以看到汉学家中，确有人能把中国近现代历史庞杂纷乱的线索梳理得清晰可现；能同时对众多着述大家的着作材料事握得如数家珍；能直入这些革命者、思想者、知识分子、作家等不同的或多重角色的人物的内心深处，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大背景下，凸现和勾勒出他们的“心灵痛苦和内心冲突”。这部《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有着自己特别的魅力。
着者不用任何新名词，也不卖弄“材料”，他特别注重表现论述对象的心灵世界，不紧不慢，从容不迫地道出他对一个个中国近现代史t杰出知识分子的认识。着者的重点是三个人物：康有为、鲁迅、丁玲。同时又带出了与他们相关的同时代的众多人物：孙中山、梁漱溟、沈从文、徐志摩、老舍、闻一多，等等。而以笔者眼光看，其中最成功、最动人的章节，要数关于康有为的部分。康有为是革命者，但他得以见到一回皇帝就成保皇者，反的是慈禧，因此而保留革命者的英气，保的是光绪，脱不去自身的局限。他的弟弟因跟随他革命而丧身，这成为他心灵世界中无法释然的内疚。他同孙中山在诸多时候意见分歧，互相对立。书中关于丁玲的章节也颇多新鲜见地。无论着者的立场观点如何，他通过丁玲着作主题变化而追踪她心灵世界的做法，确有令人信服之处。除此以外，对沈从文、老舍、翟秋白及徐志摩等杰出作家的分析，也可见出着者的功力，即使是熟知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者，也可从中悟得许多闪光之处。书中有许多建立于“第一手材料”基础上的人物细节，却没有考据的繁琐及掉书袋的呆气，又避免了大而无当的空泛议论和吓人的、烦人的高谈阔论。张弛有度，回转得力，坦白地说，实在值得从事此类研究的中国学者体会和借鉴。
相对而言，对鲁迅的论述，本书并没有提供太多新鲜内容。这也许是因为我们对鲁迅太过熟悉的原因。而且着者对鲁迅的某些细节描写，也显得不能完全让人信服。如他认为鲁迅在厦门期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感到愉快”（见书中第211页），原因是许广平的出现。而鲁迅的着作，包括他这一时期的书信却明归无误地告诉我们，他在厦门时期感觉并不好。
就历史背景的描述来看，着者显然对晚清至五四及30年代的论述更为从容，到延安时期，其论述已显粗略，也许着者想在一部书中涵盖整个中国的百年历史，所以又以匆忙的笔法，用一两个章节写到了“文革”及“四五”事件中的中国文化思濑。思路当然是一致的，但比重却略显头重脚轻。而如此评判，则是我们期待着者能像对五四前后中国文化思潮的论述一样，将当代史中的文化现象进行一番有“细节”的描述。我们相信，那一定是同样精彩的续写。
留下鲁迅这个资源
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名为《鲁迅与许广平》的电视剧，不忍目睹，立刻换台，昨日见到《北京青年报》傅瑾评说此剧的文章（2001年3月13日《鲁迅为什么如此荒诞》），她总结得很好，这是一个以严肃面目出现，却把鲁迅“荒诞化”的作品。鲁迅，这个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思想史上不可多得的资源，很容易被影视行业的人们看中，然而，在这样一个轻浮的时代，要想拍好有关鲁迅的电视剧谈何容易。正像傅瑾文中举到的情节，被“戏说”的“鲁迅”让人无法接受，他和许广平散步，居然也说“今天天气真美”，“你比天气更美”这样的陈词滥调；他和女学生在家里喝酒，竟和许广平在嬉戏中追要酒瓶。新时期已经过了20年，影视导演对情爱戏的理解还停留在“庐山恋”的水平上，这是多么让人沮丧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鲁迅和鲁迅形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任何一种“误读”都应有一个基本的范畴，离得太远就会走向荒诞和荒唐。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种“鲁迅”可以从少年鲁迅讲到他的终年，然而二者之间的差距却相去甚远。一种“鲁迅形象”是：他少年聪慧，好学勤思，为了自勉，在课桌刻了一个“早”字；他曾寄居乡间，对民间疾苦认识深刻，极具同情之心；他留学海外，弃医从文，投奔革命；他同许广平的结合是“理想火花”的碰撞，是志同道合的典范，等等。我们也可以描述出另外一个“鲁迅形象”，他幼年时家道中落，看惯了世：态炎凉；他踮着脚到药店为父亲买药，并最终痛恨耽误了父亲性命的中医；他看到中国人围观日本人屠杀同胞的录像，深悟国民麻木的可怕，于是准备以文艺拯救他们的灵魂；他把朱安视为母亲的“礼物”，遵守孝道的他在婚姻上和同时代的许多文化人命运相同。他多疑，把疯人杨树达的“袭来”想象成是别有用心的骚扰；他固执，不喜欢的人和事一点情面都不留，在厦门大学演讲，校长先请他吃饭再让他登台，他却仍然对校长的治校之道发难；他的韧性体现在他对论敌“一个都不宽恕”上面，他的温情更多地体现在他对许广平、刘和珍、萧红、殷夫这些青年的父爱般的关心上。他矮小并且身着棉袍，他抽烟并且多为劣质；他在教育部任佥事并且在多校任教，是为了养家；他曾翻译《苦闷的象征》，也曾坐在家中抄古碑；他写杂文“骂人”，就是要给论敌添点“小不舒服”。这两种“鲁迅形象”都有事实为依据，但色调却大为不同。如果必须让我选择并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我情愿选择后者。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名家辈出，浪漫人物有很多，但我以为，有徐志摩和郁达夫就已足够；现代文化人中的革命志士不乏代表，李大钊、闻一多已是典范。鲁迅，是不可多得的一个异数，鲁迅的身上凝结着太多东方式的道德情怀，又拥有太珍贵的现代思想。他的魅力更多地来自他灵魂深处的精神和思想，因为鲁迅，现代中国文学史变得深刻而有分量，因为鲁迅，五四精神具有同世界思想史对话的资本。把常见的情爱戏模式套在鲁迅身上，让我们看到一一个轻飘飘的鲁迅，这样的影视作品岂止只是“荒诞”而已？
裉据鲁迅小说改编的电影有过一些，依我个人眼光，除了《柷福》借囱杨出色的表演再现了祥林嫂的形象--尽管它更多地是表现了生活的悲惨而疏漏了精神上的悲剧--外，其他改编并不能说有多么成功。由严顺开出演的《阿Q正传》，更多地是喜剧和闹剧的结合，演职人员对鲁迅研究界有关阿Q形象的内涵和深度的研究成果，根本没有能力和兴趣去过问，是极不成功的作品。坦率地说，鲁迅小说在小说形式上的纯粹，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其实并不适于改编为影视作品。鲁迅的生平经历更多地在他的内心深处，罗列和演绎他的经历素材，做一般意义上的积极阐释，效果其实适得其反。
当下的中国文艺界和文化界并不是一个特别珍视思想的领域，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正处在开放状态的初期。近两年来，各种关于鲁迅的评说成为一个文化热点，新世纪的中国必将会对鲁迅形象进行新的阐释和描述，鲁迅思想的当代意义还是一个有待挖拥的重要资源，在这种时候通过影视作品触及鲁迅和鲁迅作品，我以为并非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留下鲁迅这个资源，即使是“鲁迅与许广平”这样的题材，到鲁迅作品里汲取更为深刻和丰富的思想与艺术资源，在更为沉静的创作状态下，再现与当代文化思潮紧密相联的“鲁迅形象”，有关鲁迅的形象化的创作才有可能更加接近我们内心深处的鲁迅形象。而且，“说不尽的鲁迅”，“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鲁迅”的事实告诉我们，想要展现一个让所有人都能满意的鲁迅形象是一种奢望，最后只能导致平庸化的“鲁迅形象”。编导和演员如果没有在自己心中树立一个厉于自己的鲁迅形象，就不可能完成“再现鲁迅”这个艰难的任务。
戏说皇帝和“格格”之类是一种商业行为，“戏说”鲁迅，则会在荒诞的同时暴露浅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