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文化部理论组工作人员写文章，都用集体的名义发表。冯牧没有按惯例行事，他给这篇文章署了一个新名字--郑汶。我猜想，这二字包含两层意思：一、它是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发出的文章；二、执笔者姓郑。我查了一下，《三国演义》里有一个人物叫郑汶，是司马懿派到蜀国的奸细，让诸葛亮一眼识破了，推出帐外斩首。以不得好死者的名字为笔名，并不令我觉得不吉利。福建梨园界有一个说法：演员日子难过的时候，演一个被处决的犯人，就会时来运转。我没想“时来运转”，但觉得郑汶这个笔名很简洁。冯牧同志大约不记得《三国演义》中那个一闪而过的小人物，他起这个名字，完全出于好意。所以，在以后一两年里，凡是为研究室写中短型文章，我经常署“郑汶”这两个字。
我在上海虽然停留的时间很短，却也做了点调研工作。听《文汇报》的同志说，复旦大学学生卢新华写了个短篇叫《伤痕》，在校内发表，引起强烈震撼和争议，影响大大超出校园。我将此事汇报给研究室领导，也向《文艺报》的同志传递了信息。
为天安门诗歌平反
关于《三上桃峰》的文章刊出两个月后，冯牧同志向我布置了一个新任务：为《文艺报》写一篇为天安门诗歌平反的文章。
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组建后，按照贺敬之、冯牧等同志的部署，调研组的同志做了大量关于天安门诗歌的调查工作。全室同志憋着一股劲，要为天安门诗歌平反。但直到1978年秋天，天安门事件问题还是没有什么动静。听到冯牧同志的布置，我十分兴奋。文章很快写出来了，《文艺报》1978年12月同时刊登我和童怀周的文章。由于刊物周期较长，从组稿、发稿、排版、印刷到出刊，起码要一两个月的时间，这时北京市委的平反决定已经公布了。
天安门诗歌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人们会问，在北京市委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决定之前，写这样的文章是否要担很大的政治风险，顶很大的政治压力？文化部理论组的有些文章，确实在发表前后经受了不小的政治压力。譬如我执笔的1977年初夏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关于“双百”方针的文章，率先批判“全面专政”论，指出它是文化专制主义的理论依据，发表后就受到严厉指责。不过，写为天安门诗歌平反的文章，布置者和执笔者都没有感到很大的政治压力。在北京市委作出平反决定之前，文化部已作出调上海《于无声处》剧组来京演出的决定，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已着手筹划出版《天安门诗抄》，后来华国锋同志为这本书题写了书名。报刊上展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后，思想文化战线的空气进一步变暖。冯牧布置任务时，情绪比较乐观。他那副胸有胜算的表情，我至今还历历在目。
为“黑八论”平反
“四人帮”在《纪要》中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提出“黑八论”是“文艺黑线”的理论基础。这是长期压在文艺工作者头上的一块大石头。批判“四人帮”的极“左”文艺理论，首先就要推倒“文艺黑线专政”论，并对所谓的“黑八论”作出科学的分析。从1977年秋天开始，文艺界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最初，大约都是这么讲的：文艺界虽存在“黑线”，但不占主导地位，十七年来与“黑线”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什么“写真实”论、“写中间人物”论，开国以后都受到了批判。
包括我执笔在《红旗》杂志发表的文化部理论组文章，也是这么讲的。后来，有文章指出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文艺报》还刊登了为“写中间人物”论辩诬的文章，这当然是大大前进了一步，但还没有人全面为“黑八论”平反。第一篇为“黑八论”全面平反的文章，是国务院研究室文化组的同志写的，以本刊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在《文艺报》1979年第2期，题目叫《文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我没有参与文章的写作，但其中有一段插曲与我有关。
1978年底的一天，冯牧叫住我，要我陪他去访问国务院研究室副主任林涧青。冯牧对我说，国务院研究室有一篇大文章，写得很好，个别地方还可以再斟酌一下。《文艺报》很尊重研究室，想请执笔者亲自作些修改。我和涧青伯伯同住沙滩北街大院，由于家庭关系，我从小就认识他。电话约好之后，一天夜晚，我陪着冯牧到林家。冯牧谈了来意，林没有提出异议，也没有表示首肯。临走的时候，涧青伯伯对我说：伯农，你改几句吧！我只是在个别段落作些文字上的改动，没有碰文章的骨架。发表后，反应良好。可以说，又打开了一个思想禁区。此后，从各个角度探讨这些“论”的文章接踵而出。在这个问题上，国务院研究室和《文艺报》起了先导作用。
国务院研究室集中了党内的一批大秀才，他们的文化组有很强的实力。复刊初期，文化组的同志为《文艺报》提供了许多好稿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他们和文联、作协的联系逐步减少，文艺媒体似乎也把他们淡忘了。我作为过来人，总忘不了那些虽不在文艺圈子内，却对文艺问题发表过振聋发聩之见的朋友们。我觉得，在谈论新时期文艺思想的发展时，应当为他们写上实事求是的一笔。
原载2009年9月17日
我们时代的文学选择
雷达
回眸六十年的来路，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我们的时代无时无刻不在选择着文学，而我们的文学也在不断地选择着自己在时代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或自身对时代最敏感的问题，这种双向的选择越是刻板、僵硬、整一化，文学就不会真正繁盛；越是多样而自由，文学就能不断焕发活力。六十年来，这个过程留下了大量的经验或教训，内涵是丰富而深刻的。
十七年时期强调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在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上，有严格的限定。这当然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但我们的作家还有没有一定的选择能力呢？艺术还有没有它自身特殊的生存秘密呢？当然有。不少作家受新生活的促动，探索和寻找到艺术地表现新生活、也适合大众接受的方式，把自己的创作能力和个性仍然发射到极为可观的高度，有的至今放射着夺目的生命之光，不能不令人惊叹。我可以开列出一个包括《青春之歌》《青春万岁》《红旗谱》《茶馆》《创业史》《林海雪原》《苦菜花》《三家巷》《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艳阳天》《艾青的诗》《复仇的火焰》《李自成》等等在内的长长的、豪华的名单，我认为它们虽然充满内在矛盾，有其硬伤、局限性，但大体上在时间的河流中挺立住了。这是怎样的悖论和奇观啊，其中有哪些我们还没有发现的创造的奥秘，实在值得深长思之。
新时期以来，有许多事是与《文艺报》联系在一起的。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掀开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就我的亲身经历看，当年秋天，1978年9月2日，《文艺报》在和平宾馆九楼集会，为《班主任》《伤痕》《神圣的使命》等一大批写伤痕的短篇小说呐喊助威，这一举动震动了全国文学界。那天，刚跨进《文艺报》工作不久的我被分配担任记录，整整一天，我笔不停挥，手都记酸疼了，却浑然不觉。那时还没有便捷的录音设备。会后，由我和阎纲师兄共同整理了8000字的会议纪要，以“本报记者”名义，以《短篇小说的新气象、新突破》为题发表了。这篇报道至今被一些文学史作为重要资料提及。到了这一年的12月5号，在新侨宾馆，一个影响更大的会议召开了，那就是由《文艺报》和《文学评论》联合召开的为一大批“毒草”平反的会，涉及作品极多，从《保卫延安》《刘志丹》到《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在桥梁工地上》等等，不胜枚举。又过了十几天，12月18日至22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召开了。回顾那些个年头、那些个日子，作为小人物的我，有一种融入历史、创造历史的奇特的紧张兴奋感，好像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与历史的解冻声在一起共振。那时，百废待兴，上面顾不上文学，并没有什么具体的指令，在文艺报社，有些波及全国的会议的动议，竟是大家七嘴八舌聊出来的。当然与冯牧、孔罗荪二位主编的决断是分不开的。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盛会，邓小平的《祝词》具有纲领性质，从此，文艺的性质和方向变成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在我看来，新时期以来的这三十年，从物质世界到精神世界到艺术世界，发生了梦幻般的巨变，用翻天覆地、沧海桑田来形容也不为过。就文学来说，这三十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经历了三种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文化语境：第一个阶段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整个八十年代，文学的启蒙话语与政治的拨乱反正以及思想解放运动，在相当长时间保持同步共进的关系；文学以恢复现实主义传统为中心，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萌动，找到了代言人的感觉，文学反对瞒和骗，呼唤真实、大胆、深入地看取生活并写出它的血和肉的“说真话”精神。八十年代中后期，西方现代哲学和文学被大量译介进来，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碰撞激荡，使现实主义的独尊地位有所动摇，出现了多元发展的新局面。第二个阶段在九十年代，市场经济和商品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席卷而来，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态趋向物质化和实利化，思想启蒙的声音在文学中日渐衰弱和边缘，小说和诗大多走向了解构与逍遥之途，走向了世俗化的自然经验陈述和个人化的叙述。与之相伴，一个大众文化高涨的时期来到了。第三个阶段是在2000年前后至今，一切正在展开中：全球化、高科技化、市场化、城市化、网络化成为它的重要特征，尤其是网络，被称为“第四媒体”，其无所不在的能量，大大改变了世界的时空观和人的存在状态以及思维模式，也大大地改变了文学的生产机制和传播方式。
新时期以来，时代环境、社会思潮、价值观念、审美意识都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的文学虽有明显缺失，有泡沫，有诸多不足和不满意，但是，整体地看，文学的人文内涵的广度，文学功能的全方位展开，文学的方法、题材、风格、样式的多种多样，汉语叙事潜能的挖掘和发扬，以及生产机制和书写方式的解放，作家队伍构成的丰富层次，特别是第四媒体--网络带来的冲击，皆与三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不管有多少干扰，受多少箝制，我们的文学在新时期以来的这三十年，仍然经历了一个不断解放自己、实现自己和壮大自己的过程，像是从狭窄的河床进入开阔的大江，较前大大成熟了、丰富了、独立了。
那么这种局面是怎样形成的？有一种精神也许是至关重要的，它或隐或显地始终顽强存在着，那就是相当一批作家批评家，在如何使文学走向自身、回归文学本体、卫护文学自由和独立的存在所进行的坚韧努力。这种努力保证了新时期文学在最主要的方面，其人文精神含量和艺术技巧品位达到相应的高度。这里所谓的“文学自身”，可以视为对文学规律和审美精神的一种理想化境界的追求，以及对于文学本身的价值和意义的守持。文学在失去轰动效应、走向边缘化之后依然顽强地活着。
在思索新时期文学精神的构成时，我们还不可忽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就不断地向世界文化和文学靠近和学习。这种学习是全面的，影响是重大的，从哲学观念到艺术技巧，从把握世界的角度到价值取向。就文本来看，也许突出表现在先锋文学中。比如，马原是先锋小说的开创者之一，人们总是将他喻为“中国的博尔赫斯”。不仅是他，人们还把“中国的马尔克斯”、“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福克纳”分配给他们喜爱的不同青年作家。这些指称的流行无疑是中国作家向世界文学学习的证明。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在先锋作家那里得到了比较充足的实践。有人说，没有开放，没有向西方文学的借鉴和学习，就没有现在这个样子的中国文学，不是没有道理；还有些外国文学翻译家骄傲地说，正是他们在实际上引领着文学的新潮，翻译家的语言甚至已经严重地改变了中国作家的文风。部分的事实也确乎如此。比如，我们会在不止一部中国作品的开头，读到对《百年孤独》那段着名开头的模仿和改写。所以，不夸张地说，近一百年来西方文学的思潮在新时期三十年文学中被中国作家一一模仿或借鉴过了。在小说界，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昆德拉、纳博科夫、渡边淳一、罗伯格理耶、格拉斯、帕慕克等等，成为中国作家学习的榜样；在诗歌界，叶芝、艾略特、瓦雷里、里尔克、奥登、帕斯捷尔纳克、萨克斯、辛格、埃利蒂斯、卡内蒂、戈尔丁、塞弗里斯、布罗兹基、帕斯等一大批世界诗人成了中国诗人的标杆和偶像；在批评界，荣格、弗莱的原型批评学说，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和狂欢化诗学，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本雅明、马尔库塞、弗洛姆以及伊格尔顿、哈贝马斯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论，俄国形式主义批评以及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等等都成为批评家学习和依凭的学说甚至理论资源。在中国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期像这近三十年一样，组成了一个光辉闪耀的星群。中国的文学再也不是独自一统的文学江湖，再也不可能用一种文学的传统来搞一统了，它已与中国的经济、文化一道，融入了世界之林。
但我一直在想，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有没有贯穿性的思想灵魂的主线索呢？或者说，有没有它的主潮？有人认为无主潮、无主题，我却认为主潮还是存在的。在我看来，寻找人、发现人、肯定人就是贯穿性的主线。这是从哲学精神上来看的。若从文学的感性形态和社会形态来看，那就是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原载2009年9月17日
关于加强文艺评论的若干思考
仲呈祥
一
《文艺报》作为文艺工作者的精神家园之一，已度过六十个春秋。实践证明：开展实事求是的文艺评论，确实是加强和改善执政党和人民政府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之一。我很怀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现实主义文艺复生和繁荣的那段历史，尤其珍惜那些实事求是的文艺评论在推动思想解放、文艺繁荣中发挥巨大作用所积累的宝贵经验。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历史的回忆往往为了现实。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党和政府再三强调必须大力开展科学的文艺评论以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以有效地促进创作的大发展大繁荣，尽管广大读者观众和评论界自身都再三呼吁加强文艺评论，但文艺评论的现状的不尽如人意，却毋庸讳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