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文化大革命”结束，1978年7月，《文艺报》也宣告复刊。它也同我国文艺一样，迎来了凤凰涅盘、火中再生的新局面。面对被“文化大革命”和极“左”文艺路线所摧残的文坛，为了疗治创伤、团结队伍、开展新的创作，《文艺报》做了许多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批判极左文艺路线及其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反驳所谓“文艺黑线”论，并为所谓的“黑八论”平反，并刊出“坚持实践第一，发扬艺术民主”专辑，发表茅盾、巴金、沙汀等的文章，还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与艺术民主》，连续提倡解放思想，发扬艺术民主，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方向，繁荣新的创作。1979年8月还与《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文艺座谈会，继续肃清江青伙同林彪炮制的《部队文艺座谈会纪要》的流毒。之后，还积极宣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的精神，发表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的《祝词》以及周扬在会上所做的主题报告。其次，《文艺报》还正本清源，为过去被冤屈和诋毁的作家作品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包括发表金山的《揭露“四人帮”迫害周总理，残杀孙维世同志的罪行》、周而复的《“四人帮”扼杀〈上海的早晨〉的阴谋》、郑汶的《从〈三上桃峰〉说起》等文章，还与《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文艺作品落实政策”座谈会，动员舆论为一系列作家作品平反。复次，为了繁荣新的创作，《文艺报》又发表陈毅同志1962年《在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还连续两次召开部分在京作家、评论家座谈会，探讨文艺作品如何深刻地反映新时期复杂的社会矛盾。1980年3月又与中国剧协、影协联合召开剧本创作座谈会，发表了胡耀邦在会上的重要讲话，以及周扬等文艺界其他领导的讲话，从而对当时全国文艺创作的活跃，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再次，《文艺报》还大力支持有利于解放思想和社会改革的许多作品，对当时还有争议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的代表作（如《伤痕》《班主任》《乔厂长上任记》等），也与《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召开座谈会加以评论和肯定，还多次召开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探讨创作中的问题，激励更多文艺家创作这方面的作品。对繁荣中篇小说和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创作，也分别召开过专门的座谈会。对当时涌现的优秀作品，更及时予以评论。如周扬、沙汀《关于〈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通信》以及其他评论家对《大墙下的红玉兰》《祸起萧墙》《人到中年》《绿化树》《沉重的翅膀》《天云山传奇》等中长篇小说的赞扬。这些评论都鼓舞了作家的创作，大大促进了当时文学各种体裁的全面复苏和繁荣。
理论问题继续被新时期的《文艺报》所关注。关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问题，关于提高影片质量问题，关于文艺家的职责问题，关于现实主义的发展问题，关于如何借鉴西方现代派问题，关于复杂性格问题，关于精神污染问题，关于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问题，关于文学主体性和“向内转”问题，等等，《文艺报》都开展过讨论。还多次召开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研讨会和青年文艺理论批评工作者座谈会，探讨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而《文艺报》新设的《世界文坛》一栏，在这时期介绍世界各国的文学成就和动态，了解它们的最新文艺信息方面，更为我国文艺工作者提供了宽阔的视野。
新时期文艺生态的重大转变，与国家遵循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分不开。由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实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允许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多种所有制的存在和发展，逐渐使文艺产品的商品性被突出；而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并对“作家艺术家写什么和怎样写”不再“横加干涉”，这就大大促进文艺题材、主题、形式、风格走向空前的多样化。加上改革开放迎来中西文化的又一次大规模交流与撞击，导致思想文化趋向包括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文艺观都日益多元的情势，使主流意识形态不断受到挑战。这一切，自然使《文艺报》的编辑工作产生新的困难。困于编辑和出版经费不足，不得不想尽办法去寻求赞助。在新的历史生态环境下，《文艺报》仍然坚持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一再发表社论和重要文章，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等。它在办好既定栏目的同时还努力开拓新的栏目。如更多报道文艺信息，更多刊登文艺家的作品，包括美术和书法作品；如与解放军总政治部有关部门合作，开辟“军事文学评论”的专栏；与某些高等院校合作，为学院评论提供一定园地；与各地作家协会等合作，召开各地推荐的优秀作品的座谈会，并提供版面刊登会上评论家的发言。由于新时期各地区各民族都培养和成长了自己的作家群，《文艺报》除加强对各地作家的评论，还加强对各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评论。随着港、澳回归与台海局势的缓和，《文艺报》还召开多次座谈会，加强与台港澳文艺界的交流，并发表有关的评介。此外，还加强了对海外华文文学的评论。这时期我国文学的重要现象，如“文化寻根”潮、“先锋文学”潮、“探索性戏剧”和“新写实小说”、“女性文学”潮和“私人化小说”、“欲望创作”与“下半身写作”、“现实主义冲击波”与“底层创作”、“打工文学”，等等，人们都可以在《文艺报》见到相关的反应和评论。中国作协所举办的各种文学奖项，特别是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和作品，无不在《文艺报》上得到有力的推介。《文艺报》虽以文学评论为主，也兼顾对电影、电视、美术、音乐、舞蹈等其它艺术的评论。近年《文艺报》更加强了对创作中提出的新的理论问题的探讨，重视从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上开拓理论的新话题，促进文艺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如对文化体制的改革、对网络文学的发展、对科技革命与艺术变革、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设以及“当前文学发展状况论坛”等等，都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章。
六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短的一瞬，《文艺报》与新中国一样来日方长。文艺是民族精神的火炬，是人民奋进的号角。文艺的繁荣和健康发展，有待于文艺理论的深化和文艺评论的加强。我们期待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发展，《文艺报》也会在我国文艺的发展中担当和发挥更新也更重要的作用。
原载2009年9月17日
从读者到编者
陈丹晨
六十年前，《文艺报》最早作为第一次文代会会刊出现，会后正式创刊面世，我就是她的忠实读者。那时我只是一个中学生，一个狂热痴迷的文学少年，对这份完全不同于过去任何文学刊物的新刊物，怀着新奇热诚的心情每期必读，从那里得到有关文学运动、文学创作、文学理论的新的信息、新的知识、新的思想。可以说她是我了解、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最初的启蒙老师。一直到我进入大学，还怀着一种敬仰的心情阅读《文艺报》。尽管那时文艺界风雨雷电，《文艺报》在旋涡中仍不失她的文坛重镇的风貌。
我喜欢她，但也觉得她居高临下，权威有余，亲和不足。直到1957年她改版成八开报纸，有了新鲜活泼思想开放的诸多短文、信息、言论，像吹进一阵清新的春风，面貌一新，因此获得更多读者喜爱。也许可以说这是《文艺报》办得最成功的时期之一。《文艺报》还出人才，从上到下的编辑，大多是着名的有影响的作家、评论家，这也是别的刊物罕见的。有一次，头版登的一篇与周扬商榷关于写英雄人物的论文，就出于本报编辑唐挚即唐达成之手。这样平常的文坛风景在后来半个世纪不复再见，但在那个年头出现了，可见那是个开放宽松的好时光。可惜好景不常，反右战鼓声起，一切归于沉寂。不知是《文艺报》疏远了读者，还是读者疏离了她。我这个忠实读者也不再热衷阅读她，偶而翻翻而已。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从大学到《中国文学》英、法文版杂志做编辑。我的顶头上司何路出身延安鲁艺，曾在中国作协、《人民文学》杂志工作过，深知内中特点。她常告诫我说：你写评论不要学《文艺报》那种文风。外国读者愿意看事实，道理要建立在讲事实的基础上，态度要平等待人、平和说话。也在那时，新来的编辑唐达成，到我主持的编辑组工作。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我曾好奇地问他：你这么谨慎小心，当年怎么敢与周扬叫板。他说：你不知道，那时我年轻，狂妄骄傲、锋芒毕露，觉得与谁讨论文艺问题都没事嘛！经过这几年，什么脾气都没有了。怪的是，过不多久，他还是想法回了作协，原先想回《文艺报》没成。曾经让他受难落网成“右派”的仍还是他梦中想去的归宿，因为那是他成长的地方。不过过不了多久，他又因在大连会议做工作人员受株连莫须有地被逐出京城。
没有想到，十多年后，我也成了《文艺报》的一员。那位唐达成接着又第三次回到作协、《文艺报》，他似乎完全没有想到以后是否还会有新的沉浮。这儿真的有什么吸引人的秘密吗？那是1978年夏，《文艺报》刚刚复刊，正是中国社会面临历史的新的选择和转折点，僵硬的灵魂开始苏醒，束缚的思想正在挣脱桎梏，压抑的感情渴望喷涌宣泄，在文艺界思想的交锋似乎也特别激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时《文艺报》一直站在思想解放的前沿，不断提出文艺创作、文艺思想中人们关心的、困惑的、想说说不清的问题，从理论上正本清源，作了与陈腐教条完全不同的新的诠释。热情评介推荐新出现的反映民心、忠实于生活的小说戏剧电影等等和一大批新锐作家。《文艺报》和作家艺术家评论家从来没有过那么友好亲切的关系，沙滩地震棚板房（远没有现在援助台湾的板房质量的十分之一）里的编辑部成了他们经常光顾会友聊天的地方，主编冯牧、孔罗荪的家里成了文艺沙龙，几乎天天有许多青年作家来串门，许多编辑都成了作家们的好朋友。《文艺报》会议活动频繁，除了受邀请的，许多人争着来旁听，四菜一汤吃得香喷喷（没有一分钱的红包，那时人们连想都没有想过）。会议开得热气腾腾，有思想有激情。会后放电影，都是过去被封禁为毒草、还没有解禁的，《文艺报》得以调来观看。《文艺报》的言论、会议都会对文艺界（包括各地）产生影响，受到重视、传播或响应。到现在，我还记得谢晋风风火火跑来找我们的编辑大着嗓门致谢，因为他的《天云山传奇》上映后受到很大的压力，政治帽子扔过来不少，是《文艺报》组织讨论会，在刊物上展开公开的争论，连着名老经济学家孙冶方都抱（重）病写文章参与讨论，是非自有公论。所以他激动得不得了。陈凯歌初试锋芒，影片《一个和八个》放映受阻，心里苦闷，找《文艺报》诉说、寻求知音。连李谷一因轻音乐团办得不顺也到编辑部倾诉一番。这样的事可以说上一大筐。《文艺报》也犯错误，也发了说理不够左左右右的文章，作家就会上门来批评。那时《文艺报》的销行数曾经到过十几万份。又一批后来的编辑成了作家、评论家。读者亲近、接受、认同了《文艺报》。我想，如果说那是《文艺报》创刊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大概不为过吧！
回忆那个岁月，至今还会令人心情激荡。那是思想解放的年代，也是思想争辩活跃的时期，《文艺报》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常常能听到批评性的指示。有时也很严厉。作家、读者不一定都知道、都理解。编辑部就调整心态自己消化。工作无论是顺还是不顺，我都感到有幸参与了这段历史时期的《文艺报》工作，看到、感受到我们国家的进步，文艺事业的进步，无论怎么艰难，她毕竟是随着历史向前进了。
作为一张文艺理论批评和动态报刊，《文艺报》有责任站在思想前沿，以创新开放的精神，对文艺创作、文艺思想进行不懈思考、追问、研讨、探索，向读者提供最大化的丰富的信息。我相信《文艺报》将会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好！
原载2009年9月17日
三十年前的几段往事
郑伯农
粉碎“四人帮”一年零七个月后，中国文联召开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宣布《文艺报》“立即复刊”。1978年7月，复刊后的第一期《文艺报》与读者见面。在复刊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和《文艺报》的同仁有频繁的往来，原因大约有二：
一、我当时被借调到文化部政策研究室工作。研究室和《文艺报》的主要领导是同一个人--冯牧，办公地点都在东城区礼士胡同，一个在南院，一个在北院，双方往来很多，许多事两个单位合在一起干。筹备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研究室和《文艺报》几乎都是倾巢出动。我和后来担任《文艺报》副主编的唐因、唐达成都是四代会文件起草组成员。我和唐因在颐和园同住一个屋，同写一个文件，几乎朝夕不离。由我为茅公起草的开幕词草稿，是由《文艺报》的吴泰昌等人专程送到茅公家，请他审阅定稿的。二、我的爱人李燕平是回城知青，在家待业。考虑到一家三口只有我一人拿工资，经济拮据，冯牧、丁宁、谢永旺等同志商量，把她安排到将要复刊的《文艺报》做编务工作。这样，我就成了《文艺报》的家属。
三十年前，刚刚打倒“四人帮”，文艺界很团结，大家同心协力，为拨乱反正、重振艺苑各尽其力。回忆起那个年代，我感到很亲切、很温馨。
为《三上桃峰》平反
1978年夏天，研究室派我到上海搞调研。抵沪第二天，旅馆服务员说北京来电话有急事，要我到服务台接听。我拿起电话，是冯牧的声音。他要我马上打道回府，替即将复刊的《文艺报》写一篇为晋剧《三上桃峰》平反的文章，材料已经准备好了，具体要求到京再谈。我明白，《三上桃峰》是一件大事，“文革”后期曾受到铺天盖地的大批判。于是赶紧买回程票踏上归途。听了冯牧同志的布置，看了材料后，我向领导提出一个问题：“文革”中说该剧的最大问题是歌颂王光美蹲点的桃园，“为刘少奇翻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当时我们这些人都明白，刘少奇问题是一桩大冤案，早晚要昭雪。但党中央尚未作出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定。我们既不能抢在中央前头为少奇同志平冤，又不能重复“文革”中的诬蔑不实之词。冯牧对我说，这个问题不能回避，要讲清楚。讲到少奇和光美的时候，要掌握分寸，让我自己去斟酌。经过思索，我很快把文章写出来了。关于“翻案”问题，文章是这么讲的：它是一部虚构的作品，虽然写作时参考了抚宁地区的典型材料，但不能说它写的就是抚宁，即便王光美在那里蹲过点，也不能说那里一团漆黑。全剧没有任何一处涉及到刘少奇，歌颂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文艺报》于1978年8月刊出了此文，接着《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也刊出为《三上桃峰》平反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