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说：“除了捕鼠器以外，你们还可以送我灌肠器啊，别忘了我是个医生。或者送我一双袜子。我的妻子是个演员，她是不会照料我的。当我告诉她，我的袜子破了，右脚的大拇趾都露了出来，她就说：‘那你把它换到左脚上好了。’”说到这里，他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
1月17日到了，莫斯科各界代表都来向自己爱戴的作家致敬。《樱桃园》首次公演，在第三幕与第四幕幕间休息时，举行了契诃夫文学活动25周年庆祝会。契诃夫最初拒绝参加，打电话请他，他也不肯来。后来还是维希涅夫斯基亲自登门，硬把他拉到剧场。
契诃夫站在舞台前缘，显得又瘦又高，两只手不知放在哪儿才好。他脸色惨白，不停地咳嗽。大家见他这个样子，心里难过极了，齐声高喊请他坐下。但他紧皱双眉，一直坚持站到冗长的庆祝会结束。
庆祝会开得虽然隆重，但并不愉快，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人们担心地望着站在台上摇摇晃晃的作家，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真像契诃夫预言的那样，那位好发表宏论的文学家走到台上，开始了他的演说：“亲爱而可敬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我祝贺您……”
他除了把“橱柜”二字换成“契诃夫”这个名字以外，全篇几乎都同加耶夫的祝词一样。契诃夫一面听着，一面向扮演加耶夫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扫了一眼，嘴角露出一丝调皮的微笑。
丹钦柯代表剧院向契诃夫致了恳切感人的祝词：“我们的剧院必须感谢你的天才，你的温柔心肠和你的纯洁灵魂。我们受你恩惠之深，你甚至有权说：‘这是我的剧院，契诃夫的剧院。’”
后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关于契诃夫的意义问题上，曾写下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不能没有契诃夫，正如不能没有普希金、果戈理、格里鲍耶陀夫、谢普金一样。这是支撑我们艺术殿堂全部重量的主要支柱。从这些主要支柱中抽出一根，建筑物就会倒塌，那时就只有等待新的契诃夫们来重新建筑它了。”
1904年1月17日，《樱桃园》首场演出获得成功，但是真正的成功还是在以后。
最初，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樱桃园》是个悲剧。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在写完导演本后，向契诃夫报告排演进程的时候，他说：“真叫人奇怪，整个剧本都转入和以前不同的另一种情调里去了。一切都变得比较轻松，比较爽快。”
他在研究剧本的过程中，逐渐探索到《樱桃园》的复杂的悲喜剧的实质。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1903年11月制订的《樱桃园》导演总谱，深刻揭示出剧本的悲喜剧风格。正在转变的局面，惊惶不安的人心，人们对旧生活即将结束的悲喜交集的预感，对新生活的期待——所有这些矛盾的气氛，都被导演确切地感受并表达了出来。
这个剧的第一场演出，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说，只是“一般的成功”。他说：“我们责备自己无能，没有能够在一开始就显示出这个剧的主要的和有价值的东西。”
正像对契诃夫的每一个角色一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费了很长时间，才使加耶夫这一角色达到高度的完美，成为他后来最著名的角色之一。
克尼碧尔在《樱桃园》中，扮演拉涅夫斯卡雅。她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扮演的加耶夫的印象是这样的：
“在《樱桃园》中，我亲切地爱着他。演出中只要有他参加，整个演出就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我一直想掌握住他从一种心情转变到另一种心情那特有的安闲自得——这对我所扮演的拉涅夫斯卡雅一角有很大的帮助。例如，那场他在柜子前发表的著名演说，随后告诉索尼亚：‘等我说完了那些话的时候，我才觉得是多么傻。’以及在用打弹子的术语结束他的议论那副窘迫的神情，就像他自己真的认为这是多么傻一样。而且他的口头禅——‘请你原谅！’还有他的高大身材，看起来既有点可笑又很英俊；那副和蔼可亲的面孔，当他招呼安尼雅时，微笑得是这样亲切……第三幕，当卖掉樱桃园以后，他抹着眼泪说：‘今天我还没吃东西，我已经受了苦了！’此情此景令人难忘。在最后一幕里，当他走出那座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庄园，孤苦零丁的模样，还有他常爱说的：‘我是银行的职员，’‘我现在是金融家了，’‘红球连撞两球。’说这话时，他总带着微笑，努力使自己高兴起来。最后离开庄园，他流着泪说：‘妹妹！妹妹！’……所有这一切，都使我难以忘怀。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逝世后，当我们再次演《樱桃园》时，我还能清晰地听到他的声音、语调，这给我带来莫大的痛苦。我从泪眼中，仿佛看到了他，他的音容笑貌，举止动作。在整个演出中，他像幽灵一样站在我的面前。这种感觉使我又痛苦又愉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造的加耶夫，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中，使我觉得他就像生前一样站在我的面前。”
23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虽然只有四十岁，但过早花白的头发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老了些。他对莉琳娜开玩笑说：“现在演父亲比演情人更适合于我了。”
为了扮演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中的角色勃鲁托斯，他需要剃去他的胡子——该剧由丹钦柯导演，他必须听从导演的安排。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很不舍得剃掉自己的胡子。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在下星期不得不把胡子剃掉。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不敢剃它，因为它是属于你的。”
后来，他的化妆师保证给他做一个与他原来的胡子一模一样、随时能戴的假胡子，他才同意剃掉。
在《裘力斯·凯撒》的排演工作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非常努力，以致搞得疲惫不堪，还患了头疼病和失眠症。他给莉琳娜写信说：
“最近两夜我睡得很不好。昨天晚上，有一只小老鼠不让我睡觉。我连敲带喊，但是没有用，最后我只得学猫叫，并且像猫那样抓被单，老鼠立即安静下来，我也就入睡了。”
日俄战争爆发，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一些演员，面临着被征去服兵役的危险……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母亲患病，他陪伴母亲去法国治疗。
旅途中，他得知契诃夫在德国疗养地巴登威勒病逝的噩耗。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工作，开始时只不过是他在艺术文学协会工作的继续而已。只有在契诃夫的剧本中，他的导演方法才有所改观。由于契诃夫的剧本表面上看起来散漫、没有一定的形式，这使得他不能再运用老一套的导演方法。这些剧，他越演便越深刻地体会它们的意义。他觉得契诃夫剧本的“妙处就在那难以捉摸的、深深隐藏的芬芳之中。要感觉到它，就必须使花蕾绽开，待花瓣舒展开来。但这应当自然而然地进行，不带任何的强制，否则便会糟踏娇嫩的花朵，使它枯萎。”
然而，如今契诃夫已经离开了人世，再也没有契诃夫的新剧作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觉得自己的工作，似乎也走到了绝路上。
他在给莉琳娜的信中写道：“我简直无法从我的头脑中把契诃夫抹掉。亲吻克尼碧尔，并告诉她，我在那种时刻却不得不到国外去，真是令人感到无限悲哀。现在，整个的未来在我的眼前是一片漆黑，这也许从来没有被人注意过，但契诃夫的威信确实是在很多方面保卫了我们的剧院。”“我经常被一个思想纠缠着——契诃夫，我从未想到自己竟会对他这样依恋，也未想到他的死会在我的生活中留下这么浓重的阴影。”
在给莉琳娜的另一封信里，他写道：“我不能忘记已故的契诃夫，我正在重读他的小说，使得我更加敬爱他和尊重他。我刚才听说果尔茨耶夫已经组织了他的葬礼，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我们应该马上考虑由我们剧院出资给契诃夫建立一个纪念馆。”“一想到我们的剧院我就感到悲哀，它不会存在太长久了。虽然我不能设想，没有它，我的生活将怎样。”
几天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又给妻子写道：“我正在阅读契诃夫的作品，回忆起他的许多往事，并开始撰写他的札记。我读到报上关于描写他的葬礼的文章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与此同时，我很担心克尼碧尔，特别听你说她面带病容。为她，也为我们剧院的未来，我有一种恐怖感，不敢期望她以后还能演戏，起码不能再演契诃夫的戏了。现在我深深体会到通常所说的‘祸不单行’这句话了。咱们的剧院同样也不得不将要度过一个困难时期。啊！一切都显得是那么凄凉，特别是近几天来一直阴雨不断。现在我觉得留比莫夫卡是那么亲切，那里的人都是可爱的天使。”
然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莫斯科艺术剧院前途的悲观，并没有因而减弱他对戏剧事业的强烈追求。探索表演法则的时期才刚刚开始……
他认识到自己过去在导演一个剧或表演一个角色时，所依赖的是侥幸。事实上，任何一种艺术，都要遵循一定的法则，而惟有舞台艺术在那时还似乎只靠“灵感”的垂青，而这“灵感”又是那样捉摸不定，正像他自己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现了的。但是，舞台法则究竟是什么呢？他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伟大的演员们都只知道忙于演自己的戏，从未想到过有确立一种法则的必要。
前人留下的那些片断的经验，对他内心所设想的工作帮助不大。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开始写札记，对自己的演员和导演工作进行无情的自我分析。
当他离开法国返回祖国的前夕，在写给莉琳娜的短信中，他对妻子提议在留比莫夫卡建立一座契诃夫纪念碑的意见，十分赞同。
从国外回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同家人在克里米亚住了一段时间。
10月中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母亲病逝，这对他又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打击。可是在举行葬礼的那天，剧院正排演契诃夫的《伊凡诺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扮演夏别斯基伯爵。出于高度的工作责任感，他忍住悲痛，按时参加排演。这件事使剧院的同事感动不已。
24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已经42岁了。他又站在镜子前面进行形体训练和发声练习，就像当年20多岁时那样。
艺术剧院正在排演易卜生的《群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独自坐在导演桌后，注视着舞台上一幕接一幕的彩排。他眯着眼，不满意地看着扮演主角的莫斯克文……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皱着眉，对莫斯克文的意见只字未说，而莫斯克文却总是忠实地执行他的指示。导演不让他作手势，他就不作；导演要求他“只用眼神”来表演，他就乖乖地、痛苦地望着他的搭档，竭力表演“内心的悲剧”。不过看上去显得十分可笑。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很不自在，心里烦躁不安。但却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纠正。这种心境往往预示着排演将一败涂地。
观众厅的旁门悄悄被推开，门口出现了一个瘦高的年轻人的身影。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眼就认出：这是梅耶荷德！
1902年，由于剧院中发生了某种纠纷，甚至可以说是一场误会，使梅耶荷德在盛怒之下带着一批人离开了剧院，到遥远的南方去闯荡了。他们独立组成一个剧院，梅耶荷德既当演员，又作导演。
说实在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很喜欢这个相貌平平的梅耶荷德。
当年梅耶荷德投考丹钦柯的音乐戏剧学校时，留给丹钦柯的第一个印象是：“形象不佳，也许演个喜剧里的小丑还可以！”
梅耶荷德的确“形象不佳”。个子瘦长，还有点儿驼背，高颧骨，长鼻子，眼神严峻、深邃。可是这个“形象不佳”的学员却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天赋，所以后来成为艺术剧院的台柱，扮演过《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等剧的主要角色。契诃夫对他的表演十分满意。梅耶荷德以此为荣，称契诃夫为“我的上帝”。
尤为可贵的是，这位年轻演员的胸中怀有极不平凡的抱负，他在日记中写道：“向前，向前，永远向前，即使犯错误，也比平庸无为要强！”
当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很惋惜梅耶荷德的离去。其实他与梅耶荷德早已和解，然而丹钦柯却不肯原谅这个年轻人。
今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见梅耶荷德突然出现，沉闷的心情立刻变得愉快起来，他作了个表示欢迎的手势，叫他到自己跟前来。
梅耶荷德把一只手放在胸前，文雅地鞠了个躬，踮着脚，跳舞似的，轻盈地走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面前，在他身边坐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再注视舞台上的彩排了。二人热烈地低语着……
那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深感不满，在他内心一种完全崭新的理想与追求，正隐隐闪现。
他想到梅特林克、易卜生、夏里亚宾等人的时候，得出一个结论：“新的东西成为最终目的”，“为新而新”的时候已经到来。
他思考过一些能够表现“高尚的感情、世界悲伤、生活的神秘感和永恒”的艺术形式。他甚至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舞台上，演出了三出梅特林克的小戏，但却遭到观众的敌视与冷淡。
而梅耶荷德在南方时，也曾为同样的问题绞尽脑汁。刚刚出版的勃洛克的第一本诗集《美女诗草》，点燃了他的创作激情。他热切希望借助于舞台，来表现和诗人的幻想风格相近的东西。
然而要进行这样的尝试，必须要有一个实验剧场。梅耶荷德知道，在巴黎和柏林，就有这种白手起家、开创自由剧场的导演。啊，要是他也能在莫斯科创办一个这样的剧场该有多好！
这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同他也谈了自己的梦想。两人越谈越兴奋。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示愿为开办一实验剧场拨出一笔经费，而且不怕这样做会偏离艺术剧场已经闯出的路子。他激动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像个青年人那样急于求成，不顾一切，准备拿金钱和名望去孤注一掷。
梅耶荷德听得目瞪口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不久，他俩在波瓦尔斯卡雅大街建立了一个实验场所。梅耶荷德给它起了一个很恰当的名字——“戏剧研究所”。它既不是通常的剧场，也不是为初学者开设的学校，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供成熟的演员们进行实验的试验室。
但是，戏剧研究所的工作没有得到莫斯科艺术剧院大部分演员的支持，尤其令丹钦柯不快。丹钦柯认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来关心他们共同的产儿——艺术剧场的命运，却受一个“冒险家”的“无稽之谈”所左右。
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却坚持说：“梅耶荷德是个能干的人，我需要他。”
他相信梅耶荷德能振兴俄国的戏剧艺术。
正当戏剧研究所热火朝天地进行各种实验时，1905年革命之火点燃了起来。10月14日，莫斯科爆发了总罢工，随后发展成武装起义，发生了激烈的巷战……政府镇压政治动乱，封闭了莫斯科的所有剧院。
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资助的梅耶荷德的戏剧研究所也就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