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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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章 插上“海鸥”的双翅(8)

他还说:“除了捕鼠器以外,你们还可以送我灌肠器啊,别忘了我是个医生。或者送我一双袜子。我的妻子是个演员,她是不会照料我的。当我告诉她,我的袜子破了,右脚的大拇趾都露了出来,她就说:‘那你把它换到左脚上好了。’”说到这里,他自己也情不自禁地哈哈大笑起来。

1月17日到了,莫斯科各界代表都来向自己爱戴的作家致敬。《樱桃园》首次公演,在第三幕与第四幕幕间休息时,举行了契诃夫文学活动25周年庆祝会。契诃夫最初拒绝参加,打电话请他,他也不肯来。后来还是维希涅夫斯基亲自登门,硬把他拉到剧场。

契诃夫站在舞台前缘,显得又瘦又高,两只手不知放在哪儿才好。他脸色惨白,不停地咳嗽。大家见他这个样子,心里难过极了,齐声高喊请他坐下。但他紧皱双眉,一直坚持站到冗长的庆祝会结束。

庆祝会开得虽然隆重,但并不愉快,给人一种沉重的感觉。人们担心地望着站在台上摇摇晃晃的作家,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真像契诃夫预言的那样,那位好发表宏论的文学家走到台上,开始了他的演说:“亲爱而可敬的安东·巴甫洛维奇,我祝贺您……”

他除了把“橱柜”二字换成“契诃夫”这个名字以外,全篇几乎都同加耶夫的祝词一样。契诃夫一面听着,一面向扮演加耶夫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扫了一眼,嘴角露出一丝调皮的微笑。

丹钦柯代表剧院向契诃夫致了恳切感人的祝词:“我们的剧院必须感谢你的天才,你的温柔心肠和你的纯洁灵魂。我们受你恩惠之深,你甚至有权说:‘这是我的剧院,契诃夫的剧院。’”

后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关于契诃夫的意义问题上,曾写下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我们不能没有契诃夫,正如不能没有普希金、果戈理、格里鲍耶陀夫、谢普金一样。这是支撑我们艺术殿堂全部重量的主要支柱。从这些主要支柱中抽出一根,建筑物就会倒塌,那时就只有等待新的契诃夫们来重新建筑它了。”

1904年1月17日,《樱桃园》首场演出获得成功,但是真正的成功还是在以后。

最初,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樱桃园》是个悲剧。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在写完导演本后,向契诃夫报告排演进程的时候,他说:“真叫人奇怪,整个剧本都转入和以前不同的另一种情调里去了。一切都变得比较轻松,比较爽快。”

他在研究剧本的过程中,逐渐探索到《樱桃园》的复杂的悲喜剧的实质。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1903年11月制订的《樱桃园》导演总谱,深刻揭示出剧本的悲喜剧风格。正在转变的局面,惊惶不安的人心,人们对旧生活即将结束的悲喜交集的预感,对新生活的期待——所有这些矛盾的气氛,都被导演确切地感受并表达了出来。

这个剧的第一场演出,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话说,只是“一般的成功”。他说:“我们责备自己无能,没有能够在一开始就显示出这个剧的主要的和有价值的东西。”

正像对契诃夫的每一个角色一样,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费了很长时间,才使加耶夫这一角色达到高度的完美,成为他后来最著名的角色之一。

克尼碧尔在《樱桃园》中,扮演拉涅夫斯卡雅。她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扮演的加耶夫的印象是这样的:

“在《樱桃园》中,我亲切地爱着他。演出中只要有他参加,整个演出就具有更加重大的意义。我一直想掌握住他从一种心情转变到另一种心情那特有的安闲自得——这对我所扮演的拉涅夫斯卡雅一角有很大的帮助。例如,那场他在柜子前发表的著名演说,随后告诉索尼亚:‘等我说完了那些话的时候,我才觉得是多么傻。’以及在用打弹子的术语结束他的议论那副窘迫的神情,就像他自己真的认为这是多么傻一样。而且他的口头禅——‘请你原谅!’还有他的高大身材,看起来既有点可笑又很英俊;那副和蔼可亲的面孔,当他招呼安尼雅时,微笑得是这样亲切……第三幕,当卖掉樱桃园以后,他抹着眼泪说:‘今天我还没吃东西,我已经受了苦了!’此情此景令人难忘。在最后一幕里,当他走出那座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庄园,孤苦零丁的模样,还有他常爱说的:‘我是银行的职员,’‘我现在是金融家了,’‘红球连撞两球。’说这话时,他总带着微笑,努力使自己高兴起来。最后离开庄园,他流着泪说:‘妹妹!妹妹!’……所有这一切,都使我难以忘怀。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逝世后,当我们再次演《樱桃园》时,我还能清晰地听到他的声音、语调,这给我带来莫大的痛苦。我从泪眼中,仿佛看到了他,他的音容笑貌,举止动作。在整个演出中,他像幽灵一样站在我的面前。这种感觉使我又痛苦又愉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创造的加耶夫,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中,使我觉得他就像生前一样站在我的面前。”

23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虽然只有四十岁,但过早花白的头发使他显得比实际年龄老了些。他对莉琳娜开玩笑说:“现在演父亲比演情人更适合于我了。”

为了扮演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中的角色勃鲁托斯,他需要剃去他的胡子——该剧由丹钦柯导演,他必须听从导演的安排。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很不舍得剃掉自己的胡子。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在下星期不得不把胡子剃掉。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不敢剃它,因为它是属于你的。”

后来,他的化妆师保证给他做一个与他原来的胡子一模一样、随时能戴的假胡子,他才同意剃掉。

在《裘力斯·凯撒》的排演工作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非常努力,以致搞得疲惫不堪,还患了头疼病和失眠症。他给莉琳娜写信说:

“最近两夜我睡得很不好。昨天晚上,有一只小老鼠不让我睡觉。我连敲带喊,但是没有用,最后我只得学猫叫,并且像猫那样抓被单,老鼠立即安静下来,我也就入睡了。”

日俄战争爆发,莫斯科艺术剧院的一些演员,面临着被征去服兵役的危险……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母亲患病,他陪伴母亲去法国治疗。

旅途中,他得知契诃夫在德国疗养地巴登威勒病逝的噩耗。他无法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工作,开始时只不过是他在艺术文学协会工作的继续而已。只有在契诃夫的剧本中,他的导演方法才有所改观。由于契诃夫的剧本表面上看起来散漫、没有一定的形式,这使得他不能再运用老一套的导演方法。这些剧,他越演便越深刻地体会它们的意义。他觉得契诃夫剧本的“妙处就在那难以捉摸的、深深隐藏的芬芳之中。要感觉到它,就必须使花蕾绽开,待花瓣舒展开来。但这应当自然而然地进行,不带任何的强制,否则便会糟踏娇嫩的花朵,使它枯萎。”

然而,如今契诃夫已经离开了人世,再也没有契诃夫的新剧作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觉得自己的工作,似乎也走到了绝路上。

他在给莉琳娜的信中写道:“我简直无法从我的头脑中把契诃夫抹掉。亲吻克尼碧尔,并告诉她,我在那种时刻却不得不到国外去,真是令人感到无限悲哀。现在,整个的未来在我的眼前是一片漆黑,这也许从来没有被人注意过,但契诃夫的威信确实是在很多方面保卫了我们的剧院。”“我经常被一个思想纠缠着——契诃夫,我从未想到自己竟会对他这样依恋,也未想到他的死会在我的生活中留下这么浓重的阴影。”

在给莉琳娜的另一封信里,他写道:“我不能忘记已故的契诃夫,我正在重读他的小说,使得我更加敬爱他和尊重他。我刚才听说果尔茨耶夫已经组织了他的葬礼,这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我们应该马上考虑由我们剧院出资给契诃夫建立一个纪念馆。”“一想到我们的剧院我就感到悲哀,它不会存在太长久了。虽然我不能设想,没有它,我的生活将怎样。”

几天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又给妻子写道:“我正在阅读契诃夫的作品,回忆起他的许多往事,并开始撰写他的札记。我读到报上关于描写他的葬礼的文章时,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与此同时,我很担心克尼碧尔,特别听你说她面带病容。为她,也为我们剧院的未来,我有一种恐怖感,不敢期望她以后还能演戏,起码不能再演契诃夫的戏了。现在我深深体会到通常所说的‘祸不单行’这句话了。咱们的剧院同样也不得不将要度过一个困难时期。啊!一切都显得是那么凄凉,特别是近几天来一直阴雨不断。现在我觉得留比莫夫卡是那么亲切,那里的人都是可爱的天使。”

然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莫斯科艺术剧院前途的悲观,并没有因而减弱他对戏剧事业的强烈追求。探索表演法则的时期才刚刚开始……

他认识到自己过去在导演一个剧或表演一个角色时,所依赖的是侥幸。事实上,任何一种艺术,都要遵循一定的法则,而惟有舞台艺术在那时还似乎只靠“灵感”的垂青,而这“灵感”又是那样捉摸不定,正像他自己在很久以前就已经发现了的。但是,舞台法则究竟是什么呢?他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伟大的演员们都只知道忙于演自己的戏,从未想到过有确立一种法则的必要。

前人留下的那些片断的经验,对他内心所设想的工作帮助不大。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开始写札记,对自己的演员和导演工作进行无情的自我分析。

当他离开法国返回祖国的前夕,在写给莉琳娜的短信中,他对妻子提议在留比莫夫卡建立一座契诃夫纪念碑的意见,十分赞同。

从国外回来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同家人在克里米亚住了一段时间。

10月中旬,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母亲病逝,这对他又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打击。可是在举行葬礼的那天,剧院正排演契诃夫的《伊凡诺夫》,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扮演夏别斯基伯爵。出于高度的工作责任感,他忍住悲痛,按时参加排演。这件事使剧院的同事感动不已。

24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已经42岁了。他又站在镜子前面进行形体训练和发声练习,就像当年20多岁时那样。

艺术剧院正在排演易卜生的《群鬼》。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独自坐在导演桌后,注视着舞台上一幕接一幕的彩排。他眯着眼,不满意地看着扮演主角的莫斯克文……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皱着眉,对莫斯克文的意见只字未说,而莫斯克文却总是忠实地执行他的指示。导演不让他作手势,他就不作;导演要求他“只用眼神”来表演,他就乖乖地、痛苦地望着他的搭档,竭力表演“内心的悲剧”。不过看上去显得十分可笑。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很不自在,心里烦躁不安。但却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纠正。这种心境往往预示着排演将一败涂地。

观众厅的旁门悄悄被推开,门口出现了一个瘦高的年轻人的身影。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眼就认出:这是梅耶荷德!

1902年,由于剧院中发生了某种纠纷,甚至可以说是一场误会,使梅耶荷德在盛怒之下带着一批人离开了剧院,到遥远的南方去闯荡了。他们独立组成一个剧院,梅耶荷德既当演员,又作导演。

说实在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很喜欢这个相貌平平的梅耶荷德。

当年梅耶荷德投考丹钦柯的音乐戏剧学校时,留给丹钦柯的第一个印象是:“形象不佳,也许演个喜剧里的小丑还可以!”

梅耶荷德的确“形象不佳”。个子瘦长,还有点儿驼背,高颧骨,长鼻子,眼神严峻、深邃。可是这个“形象不佳”的学员却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天赋,所以后来成为艺术剧院的台柱,扮演过《海鸥》《万尼亚舅舅》《三姐妹》等剧的主要角色。契诃夫对他的表演十分满意。梅耶荷德以此为荣,称契诃夫为“我的上帝”。

尤为可贵的是,这位年轻演员的胸中怀有极不平凡的抱负,他在日记中写道:“向前,向前,永远向前,即使犯错误,也比平庸无为要强!”

当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很惋惜梅耶荷德的离去。其实他与梅耶荷德早已和解,然而丹钦柯却不肯原谅这个年轻人。

今天,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见梅耶荷德突然出现,沉闷的心情立刻变得愉快起来,他作了个表示欢迎的手势,叫他到自己跟前来。

梅耶荷德把一只手放在胸前,文雅地鞠了个躬,踮着脚,跳舞似的,轻盈地走到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面前,在他身边坐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再注视舞台上的彩排了。二人热烈地低语着……

那年,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深感不满,在他内心一种完全崭新的理想与追求,正隐隐闪现。

他想到梅特林克、易卜生、夏里亚宾等人的时候,得出一个结论:“新的东西成为最终目的”,“为新而新”的时候已经到来。

他思考过一些能够表现“高尚的感情、世界悲伤、生活的神秘感和永恒”的艺术形式。他甚至在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舞台上,演出了三出梅特林克的小戏,但却遭到观众的敌视与冷淡。

而梅耶荷德在南方时,也曾为同样的问题绞尽脑汁。刚刚出版的勃洛克的第一本诗集《美女诗草》,点燃了他的创作激情。他热切希望借助于舞台,来表现和诗人的幻想风格相近的东西。

然而要进行这样的尝试,必须要有一个实验剧场。梅耶荷德知道,在巴黎和柏林,就有这种白手起家、开创自由剧场的导演。啊,要是他也能在莫斯科创办一个这样的剧场该有多好!

这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同他也谈了自己的梦想。两人越谈越兴奋。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示愿为开办一实验剧场拨出一笔经费,而且不怕这样做会偏离艺术剧场已经闯出的路子。他激动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像个青年人那样急于求成,不顾一切,准备拿金钱和名望去孤注一掷。

梅耶荷德听得目瞪口呆,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

不久,他俩在波瓦尔斯卡雅大街建立了一个实验场所。梅耶荷德给它起了一个很恰当的名字——“戏剧研究所”。它既不是通常的剧场,也不是为初学者开设的学校,而是在某种程度上供成熟的演员们进行实验的试验室。

但是,戏剧研究所的工作没有得到莫斯科艺术剧院大部分演员的支持,尤其令丹钦柯不快。丹钦柯认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不来关心他们共同的产儿——艺术剧场的命运,却受一个“冒险家”的“无稽之谈”所左右。

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却坚持说:“梅耶荷德是个能干的人,我需要他。”

他相信梅耶荷德能振兴俄国的戏剧艺术。

正当戏剧研究所热火朝天地进行各种实验时,1905年革命之火点燃了起来。10月14日,莫斯科爆发了总罢工,随后发展成武装起义,发生了激烈的巷战……政府镇压政治动乱,封闭了莫斯科的所有剧院。

由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资助的梅耶荷德的戏剧研究所也就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