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着斯诺、马海德行进的只有一个非武装的赶骡人，他是奉命为他们做向导的，他的任务是带他们去红军游击队的第一个前哨点。他用骡子驮着斯诺和马海德的行李：铺盖、食物、衣箱、医药器械。他们行进在沟壑纵横、渺无人烟的黄土高原上。斯诺记述道：这个黄土高原是由好多个世纪来从中亚随风吹来的尘土落物形成的，暴雨和长时间的干旱交替出现而构成的。他们不能走大道，怕被国民党军队发现，只能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溪边的小道前进。小溪两边是峭壁，路上很难见到房屋、村庄和行人，只有系在骡子头上的响铃发出清脆的铃声打破空旷的寂静。他们跨过一道道沟涧、山径，紧紧张张地走了近四小时的路程才见到一个小村庄。赶骡人把斯诺他们交给当地的贫农协会，安排他们住在一个庙堂内过夜。
斯诺和马海德一路上都有点忐忑不安。马海德后来说：“实在有点担心，我第一次感到我们已经将生命交给那素昧平生的人。可能我们最后会被人杀掉去做人肉包子也未可料哩。”斯诺也说：“我不知道这位赶骡子的是红军战士还是国民党士兵，只能听天由命。说不定他会在无人区杀掉我们，拿走我们的财物。”斯诺他们的担心是多余的。这位赶骡人很本分，他把他们安排妥当后赶回家，第二天早晨又赶回到庙里，向斯诺他们告辞。斯诺付给赶骡人报酬，心里也踏实了，他们已进入红区了。
贫协会负责人接待这两个外国人，开始心存疑虑，当了解他们的来历和目的后，热情地款待了他们。贫协会为他们作了重新安排，给他们指派了新的赶骡人做向导，还是步行去红军驻地——安塞。走了一小时后，他们见到了第一个穿制服的红军战士。他头戴红星帽，肩挎毛瑟枪。这位战士见来了两个外国人，便上前盘问，斯诺出示“路条”，得到认可。于是他们又与向导告别。红军战士把他们带到区政府去。走了两个小时，他们来到区政府所在地——白家坪。走近小镇，只见十几位手持长矛、火铳的人正在练习刺杀，方向直指斯诺；斯诺惊慌失色，以为是落入土匪手中。那位领路的红军战士哈哈大笑并告诉了原委，斯诺才回过神来。实际上，在他们走向安塞时，确有一股土匪跟踪。游击队及时赶到，消灭了几个土匪，其他土匪落荒而逃。这样斯诺和马海德才没有落入匪手。
穿过一条小巷，斯诺见到了十几个身着褪了色的灰、蓝色棉制服的战士，他们围了上来，请斯诺俩进屋喝茶。这“茶”只是无色无味的热开水——名曰“白茶”。真正的茶水在苏区是奢侈品了。忽然一位浓眉大眼、满脸络腮胡须、清瘦而结实，看上去精力充沛的军人来到斯诺面前。他面带笑容，用英语对斯诺说“你找哪一拉？我是这里的负责人”，然后补充说“我是周恩来”。斯诺大吃一惊，原来站在自己面前的这位军人就是国民党悬赏八万元要捉拿的“赤匪”首领周恩来，他竟然还能用英语交谈。斯诺又惊又喜，语言的障碍不成为问题了，原来在从北京出发时，让海伦请的翻译马汝邻（地下党员）到西安后因故去了四川，只好请海伦再找王汝梅前去会合，还未赶到。
斯诺应邀来到周恩来的住地。门前只有一个哨兵站岗，周的住室是一个半洞穴式的房屋——窑洞，卧室兼办公室。室内陈设简陋，一个土坑是床铺，两条凳子和两个铁制文件箱，木制的坑上小桌即为写字桌。周恩来用已有些生疏的英语对斯诺说：“我们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位可信赖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友好。因此，我们相信你会如实报道。你见到什么就如实地报道吧，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将从各方面帮助你去了解情况”，“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求访问苏区，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斯诺对周恩来的坦率交代非常满意，但感到“给我这样的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点惊奇和怀疑的”。
斯诺与周恩来这个共产党副主席长谈了两天，晚上谈到深夜，叶剑英也在场。周恩来给斯诺画了一张共产党人控制地区（苏区）的草图，并叙述了关于结束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军事和政治计划。在草图上，周恩来给斯诺标出了一条采访路线，采访的名单、机关，并代为拟定了为期92天的旅行采访计划。周说：“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但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后来斯诺在苏区呆了四个月。
斯诺为周恩来的言行举止所感动，使他相信在苏区的采访将是完全自由的。周恩来是斯诺进入苏区遇到的第一个重要领导人，他给斯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几年来宣传的诬蔑共产党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国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跨越卢比康河”的斯诺，获得了冒险胜利的第一个喜悦，真正认识共产党“赤匪”的时刻开始了，更激动人心的故事在等待着他哩。
3赤都——保安见闻
斯诺一心要去赤都——保安，去会晤“赤匪”首领毛泽东。周恩来向红军总部发出电报，“准备迎接客人。”恰在此时，有一个40人的通讯兵队要护送一批物资去保安，斯诺和马海德被安排随行。一路上，战士们欢快地歌唱，消除了斯诺紧张心情和长时间行走的疲劳，斯诺也情不自禁地跟着战士们哼了起来。经过3天的跋涉，于7月16日下午，他们一行到达苏区的临时首府——保安。“看，前面就是保安。”一位战士高声喊道，斯诺顺着战士指示的方向望去，清楚地看到山下那座规模不大的城镇，在那街道上，人马匆匆往来。一幅鲜红的横幅映入眼帘：“欢迎美国朋友访问苏区！”是用中英文两种文字书写的。逼近城门口，全城人列队手持小彩旗前来迎接。彩旗上写着中英文标语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际主义万岁！”“中国革命万岁！”随即鞭炮声起，乐队奏鸣，锣鼓喧天，唢呐嘹亮悦耳，苏区政府和中共中央所有成员倾巢而出。斯诺和马海德有些受宠若惊。斯诺在日记中写道：“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受到一个政府的全体内阁成员的欢迎，也是第一次接受一个城市的全体居民的欢迎，在这样一个群山环抱的内地小城市，军号声冲破宁静的山谷，我难以想像能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
进入保安城，斯诺遇上了毛泽东。毛泽东给斯诺的第一印象是高大瘦削，有一双大眼睛，目光锐利，嘴唇宽厚，眉毛长得很高，下巴倔强地翘起，还有一颗显著的黑痣。“看上去很像林肯式的人物，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鼻梁很高，颧骨突出，看上去是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毛泽东说话语调平和，穿着随便，使人感到平易近人。毛泽东与斯诺寒暄一阵后，邀请斯诺去他的窑洞做客，然后去散步了。
保安城内尘土飞扬，设备很差；许多印刷品是利用国民党散发的传单作印刷纸；食物是小米、卷心菜、南瓜之类，至于猪肉、羊肉和鸡则是少见的奢侈品。斯诺下榻的所谓外交部招待所只是泥砖砌成的四间小屋。
斯诺在保安城内自由地参观访问，在脑海中勾画出苏区的轮廓：官兵一致，官民一致；军人士气高昂，纪律严明；共产党的首领可以在住满士兵、农民的街道上和城郊随意漫步，无需警卫人员；人们食宿相同，住窑洞，穿土布，吃小米、面食。即使毛泽东夫妇也只有两间窑洞，惟一的奢侈品是一顶蚊帐。苏区物资匮乏，但精神饱满。他发现在他们身上有“一种奇怪的铁一般团结的特有品质；有某种东西的力量使得个人的痛苦或胜利成了大家的负担和喜悦；有某种力量消除了个人的差别，使他们真正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但是却又发现存在于他们与别人共自由同患难之中”。
他又发现，在苏区的每个战士或是农民，都由衷地说“我们的”军队、政府。苏区普遍的民主和自由，丰富与快活的精神生活在偌大的中国是罕见的。人们学文习武，歌舞娱乐，这里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如果你了解中国，你就会认为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然而这是事实”。通过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这里不是匪窝，不是哀鸿遍野，死尸枕藉的萨拉齐：没有国统区的那种“贫困、无知、污秽、残酷、冷漠和混乱”，人民当家做主，不受欺压和蹂躏；不像上海的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醉生梦死；也不是广州的贪污中饱私囊；也不是云南匪徒出没，官匪一家，鸦片当食让小孩涂在甘蔗上咀嚼。这里是另一番景象，“鸦片的种植、吸食受到禁止，贩卖儿童和妇女也同样受到禁止”，在这里“男女权利平等已初步实现”，教育是免费而普遍的，“几乎没有看到一点点可以称之为恐怖的东西”。“中国共产党人是诚实、正直、无私的人，他们随时准备为证实自己的理想的价值而慷慨赴死，他们珍视这个理想，甚于珍视个人的生存”。
苏区的一切是那样的不同，那样的新鲜，就连生硬的标语、口号都使斯诺感兴趣，苏区的一切都是新闻。斯诺异常兴奋，他被苏区强烈地吸引住了。他说：“我所能说的是，我同中国红军在一起的四个月，是一段使我感到极度兴奋的经历”。面对苏区的一切，斯诺多想和盘托出，告知世人啊。他的笔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载着，密密麻麻地写了一本又一本；他的摄影机、照相机不停地转动着，拍下一幅幅生动的历史性画面。他贪婪地记录着苏区的一切。他欣喜若狂。此情此景，丝毫不亚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在干旱无垠的沙漠中发现了绿洲；如同在中华民族灾难深重、备受凌辱，陷于黑暗统治的历史长河中“找到了民族的灵魂”；犹如在茫茫大海中迷失航向的轮船找到了灯塔一样。
斯诺为他的新发现而兴奋不已，他立即给在北京的妻子捎信，要她到苏区来会合，一同考察中国西北的红星。信中提到：“几星期前，我安全抵达这里，开始生物科学的考察。这里生活条件差，食品单调，有臭虫。我搜集到的标本有跳蚤、蚂蚁、蜘蛛、蚊子等。这种经历是有意义的。最使人兴奋的是能和年轻有为的科学家见面交谈。他们正在努力发现一个新的科学世界，他们的努力程度犹如学生们参加一场足球赛那样热心。”海伦心领神会，立即赶往西安，但此时西安的通道被封锁。海伦受阻后只能返回北京，只给斯诺捎去一点食品（茶叶、咖啡、巧克力）和几本书刊。海伦在第二年却成功地冒险进入陕北，弥补了斯诺未采访部分，并有新的发现。
在苏区，斯诺白天去工厂、学校、农村、军营、剧社参观采访，晚上拜访各级领导人，就像一只不知疲倦的蜜蜂在采蜜、酿蜜。黄华从北京赶来了，吴亮平也被指派作现场译员，这更使斯诺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斯诺爱刨根究底，连续发问，耳闻不够还要目睹为实。他研究共产党的政策、群众基础，以及苏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原则、方针、策略。从机关到乡村，从领袖到一般平民百姓，他逢人便问，斯诺收集到许多珍贵的一手资料。
在苏区的采访不受任何约束，并得到尽可能的帮助，斯诺非常感激。他在《西行漫记》及其他地方多次提到：“在红区，没有人对我约法三章，这一点使我相当惊奇（开始我还有些怀疑）；没有人告诉我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没有人查看我的笔记。他们让我自由地拍摄我所选择的任何镜头。在收集资料方面和安排采访方面，我得到了一切可能的合作。”就连毛泽东也是如此，“无论对我写的文章或者拍的照片，从来不加任何检查，对这优待，我非常感激。他尽力使我弄到能够说明苏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材料”，只要求不要向敌人泄露有军事价值的情报。当然也有惟一的例外，那就是周恩来关于蒋介石的谈话记录，周后来托人转告斯诺暂不要发表。因为国共两党正谋求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怕谈话内容引起蒋介石不高兴而造成不利于团结抗战。斯诺照办了。
“在红区，我发现我可以不费劲地与任何我想见的人交谈。人们一旦被告知可以毫无保留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他们也都希望能有机会在经过许多年以后，第一次有机会对一个外国人说话”。毛泽东还给了斯诺一个特权，那就是在他不太忙时，斯诺随时可以去他的窑洞采访、提问、交谈。
一天，斯诺提出要给毛泽东照相，毛泽东欣然应允。在毛的窑洞前准备拍时，斯诺想起了一个红军领袖只穿了军装却没戴军帽，而且头发又很长，恐怕拍出来不很理想。于是斯诺坚持要毛泽东主席戴上帽子。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红星八角帽，斯诺就把发给自己的军帽取下来让毛戴，他把帽子扣在了毛的头上，虽有点小了，但勉强能行。“喀嚓”一声，一张历史性照片，一个历史性的镜头完整地拍下来了。这张照片后来传遍世界各地，直到今天，头戴红军帽、精神抖擞、目光深邃，略带侧影的毛泽东肖像，在中国老百姓中仍视为珍宝，爱不释手。而这顶军帽，斯诺戴着它走遍了苏区，有生之年一直珍藏着，并不时拿出来给儿女克里斯托弗和西安看，讲述它的故事。斯诺逝世后，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将它回赠给中国，现陈列于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内。
在保安斯诺采访了各级红军将领和党的领导人。从他们身上，他认识了真正的共产党人是什么样子，尤其是苏维埃的掌权人物毛泽东，斯诺与他交谈了许多个夜晚。从7月中旬到保安到去西征前线之前和从红军西征前线返回保安后（9月中旬开始到离开苏区）这两段时间内，从里到外，又从外到里，他就各种问题广泛地采访毛泽东，细腻地刻画了一个有血有肉、有形有神的共产党领袖人物，记述了他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