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在每次采访前都事先拟好提问的清单交给毛泽东，让毛泽东依次回答，或随时追问。采访常常是到斯诺十分疲倦入睡时为止。第二天，斯诺又提出一系列新问题。这样穷追不舍，最后还迫使一贯不谈个人的共产党人都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尤其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也谈了个人身世，打破了共产党人不谈自己个人的惯例。斯诺的最大成功可能也在这里，他总有办法使被采访对象说出他想了解的东西。他对毛泽东说：“个人的经历更有说服力，对有关共产党人及毛泽东主席本人的谣言的回击更为有力。而且大家读了你说的话，就想知道你是怎样的人。再说，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谣言。”在斯诺的反复说服下，毛泽东第一次向外界尤其是向一个外国记者讲述了个人的历史，斯诺听毛泽东讲了十几个晚上的家庭、个人及事业的历史。后来，斯诺又从旁人的采访中去印证一些事实，最后觉得毛泽东所说的话是真诚、老实的。斯诺在《西行漫记》中用了近60页（占全书的1/7）的篇幅记述了毛泽东的个人成长经历，向世人展示了共产党的领袖人物的形象。斯诺为毛泽东的前半生作了传记，他打算将来专门为毛泽东写传，虽然未能成专著，但在1972年出版的《漫长的革命》中写了毛泽东的后半生。两者加起来，可算是为毛泽东写传的第一个外国人。毛泽东借斯诺的笔展示了自己的一生，包括成长、婚姻、家庭、生活、爱好、理想和追求、事业等。毛泽东信赖斯诺，并由此建立了永久的友谊。斯诺后来跑遍全世界，见过许多著名的领导人，但只有毛泽东既是伟人又是平等相待的朋友。
斯诺对毛泽东作了十分精辟的评述。“觉得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这些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贫穷饥饿、受剥削、不识字，但又宽厚大度、勇敢无畏、如今还敢于造反的人们——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假使他们的这些要求以及推动他们前进的运动是可以复兴中国的动力，那么，在这个极其富有历史性的意义上，毛泽东也许可能成为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切莫以为毛泽东可以做中国的救星。这完全是胡说八道，决不会有一个人可以做中国的救星”。“他只是革命者的一个主要代表而已”。
在这里，斯诺用历史学的、社会学的眼光评析了领袖与人民大众之间的关系。他从事实上道出了是时势造就了伟大人物，而伟大人物是代表社会历史、人民大众的意志与要求的。真是难能可贵，尤其是对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记者来说。斯诺通过观察和独立思考，认识到国民党悬赏缉捕的共产党人的首级总计达200万元，他们为什么要革命，而不去投降于国民政府受用高官厚禄，却去冒着生命危险过着清苦的生活。毛泽东烟瘾很重，却在长征路上与其他几位同行的烟民“进行了独特的植物学研究，遍尝各种植物的叶子，要找出烟叶的代替品来而不愿去过国民政府准备好的“新生活”。
斯诺把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了对比。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势力范围内的影响，在现今大概比什么人都要大。虽然每个人都知道他而且尊重他，但没有——至少现在还没有——在他身上搞英雄崇拜的那一套。我从来没有碰到过一个中国共产党人，口中老是念叨着‘我们的伟大领袖’”。然而在国民党统治区，一提蒋介石或总统、校长训示之类的名词，就是全体起立，毕恭毕敬，否则为大不敬。
在斯诺看来，“毛泽东是一个令人极感兴趣而复杂的人。他有着中国农民的质朴纯真的性格，颇有幽默感，喜欢憨笑”。在这一点上，斯诺认为毛泽东有点与西方人相同。在他看来，东方人是缺少幽默感的。他还发现毛泽东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他有演讲和写作的才能，记忆力异乎常人；专心致志的能力不同寻常，个人习惯和外表落拓不羁，但对于工作却事无巨细和一丝不苟。他精力过人，不知疲倦，是一个颇有天才的军事和政治战略家”。斯诺对毛泽东的观察很仔细，而且认识较准确。他从与毛泽东的谈话中认识到：毛泽东不仅对中国研究较透彻，而且对于当前世界政治也“惊人地熟悉”，他熟读世界历史，对于欧洲社会和政治的情形，“也有实际的了解”。毛泽东对麦克唐纳极端蔑视，而相信罗斯福总统是个反法西斯主义者，他认为中国可以跟这样的人合作。他评价印度的革命时，认为不经过土地革命是永远不会实现独立的。他把美国的黑人政策与苏联的少数民族政策对比，指出历史和心理背景上的不同。斯诺为之叹服。
毛泽东对哲学的认真研究程度，斯诺是有切身感受的。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了几本哲学新书给毛泽东，于是他要求斯诺改期再谈。毛泽东花了几个晚上的工夫潜心研读，其他的事情似乎什么也不管了。斯诺还发现毛泽东不仅读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还读古希腊哲学家、西方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由此，斯诺认为：毛泽东成为一个革命者，是从年轻时的自由主义者和人道主义的倾向，从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的过渡只能是在哲学上开始的。“他的身上似乎没有什么可称之为宗教信仰的感情的东西。我相信他的判断都是根据理性和必要作出的。我觉得他想把他的哲学，即‘长期观点’的辩证法，作为任何大规模行动中的权衡标准……这在中国的领袖人物中间显然是很不平常的”。
斯诺既把毛泽东看作一个伟大人物，予以推崇备至，但同时又把毛泽东看作一个很普通的人物，使人感到和蔼可亲，他的生活与红军普通战士没什么两样。“做了十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了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依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棉布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一个红军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在参加红军学员或村民大会时，毛泽东会毫不惹人注目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高兴。军校校长林彪也如此。常常还有群众点名要求毛、林上台即兴表演节目。毛泽东还是一个感情相当深邃的人。当斯诺与他谈话时，有一两次谈到饥荒而死人的事件时，毛泽东的眼睛是湿润的。斯诺还了解到，在长征途中，当战士受伤从前线抬下来时，他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战士穿上。一次遇到要饭的祖孙俩，毛泽东把身上的毛衣脱下、把干粮袋解下送给了老阿婆。
斯诺在访问中分析了毛泽东个人，也了解了共产党人为什么要革命。他了解了共产党领导革命走过的曲折历程，也了解了中共的对内对外的基本政策，当前的与长远的目标与任务。斯诺忠实地把它记录下来并传播出去。毛泽东向他阐述了“今天中国人民的根本问题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苏维埃的政策决定于这一斗争”。“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即美、英、法和苏联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上政策一样，不仅针对中国，而且也是针对那些国家的。”中国希望与各友好国家建立反侵略同盟，至少希望上述各国中立，不帮助日本。中国希望得到外国援助，但决不是没有外援就不能抗日。毛泽东还强调这种同盟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并且指出：中国抗日成功要有三个条件作保证，即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和全世界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对于友邦，中国愿意在和平谈判的基础上签订互利的条约，中国准备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同他们合作。至于对日本则是坚决打击。
在毛泽东阐述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中，始终贯彻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他预言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不可能速胜的。在战争初期，日本将占领主要城市和交通线，会摧毁国民党的精锐部队，继后便是一个持久斗争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中，红军游击队将起主要作用。如果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中国国内将停止内战，并很快会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还预言日本在进攻中国后不久，就会进攻欧洲国家在亚洲的殖民地，向美国开战，而且确信苏联也将参加对日的大战。
毛泽东在谈话时并不隐瞒共产党自己的目标，抗日战争将是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最后夺取全国政权，迈向社会主义。当中国获得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统一后，与外国的正常贸易在互利的基础上前景更广阔。
斯诺发现共产党坚决要求抗日并为此做着各种准备，不仅仅是政治宣传，而是确实存在的事实。当斯诺应红军大学校长林彪的邀请，去参观军校并作“英美对华政策”报告时，斯诺被红军学员一连串的发问难住了。提问涉及到日本侵华后，英美会采取什么态度等，斯诺无法一一回答。他最后说道，林彪的“面条宴”根本抵偿不了我遇到的难堪。这些问题即使由当时著名的美国小说家H·G·威尔斯先生来回答，也要自叹智穷才竭。在参观教室，了解所开课程后，斯诺感到红军确实在作抗日的准备，课目的开设主旨在于训练红军的各级将领如何对日军作战。“中共及红军要抗战，不仅可以从他们的领导人的热烈言论中，从军队严格的实际训练中，从他们提出要同他们的十年宿敌国民党组成‘统一战线’的建议中可以看出；而且也可以从苏区到处看到的紧张宣传活动中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