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较长一段日子以后，奥斯特洛夫斯基对英国《新闻纪事报》记者的谈话的提问“您为什么选择了这样一个书名？”作了以下回答：
“钢铁在烈焰和急剧冷却中锤炼。这时候它能变得坚硬和无所畏惧。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斗争中和恶劣环境的考验中锤炼的，并学会不在生活面前屈膝。”
……现在，每当她离家去上班前，她就为尼古拉准备好铅笔：把铅笔削好放在桌上，把桌子挪到他的床边，在床的右边摆好纸。当时他还能自己拿纸。
虽然奥斯特洛夫斯基当时还有些视力——若是某人靠近他的话，他还能够看清他的脸，能够分辨女短衫的轮廓，可以借助放大镜阅读书信，但要把写的东西凑近眼前、要像正常人那样去书写已经不可能了。他成天仰卧着，动弹不得。因此他只能摸索着写。
就这样，每天晚上她把几张写满字的纸收起来，第二天早晨再留下几张干净纸。现在，写作对尼古拉来说是最主要的事了。
夏天到了。房间里十分闷热。敞开窗子吧，经过家门前的卡车和载重马车发出隆隆的响声，进入房间里。夏天必须离开城市。出院后尼古拉需要好好休息。他们打定主意去南方，到索契去，奥列加·奥西波芙娜住在那里。
但是，怎么走呢？他一个人去——不可能，两个人去——没有必要。此外，她身边还有工作。丢了工作——意味着坐在家里白吃他的残废金。尼古拉也不想让拉娅撇开工厂。他决定一个人去。这时，米沙·芬克利什金前来帮他的忙。
“你知道吗，科里亚，”他说，“我的妻子去索契休假，她愿意和你一道去。”
尼古拉高兴极了。
“是真的吗？好兄弟，”他说，“旅途虽然艰苦，但毕竟不只我一个人。太感谢你啦！”
他在索契住了五个月，在马采斯塔治疗。他们大家都希望马采斯塔的矿泉水对他能有所帮助。索契的气候，母亲奥列加·奥西波芙娜的关怀——这一切提高了尼古拉的情绪，住院治疗的日期也延长了。他又生活在亲人和朋友们的中间。
“……通常我那间空荡荡的房间现在又开始热闹起来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从索契写给彼·诺维柯夫的信里说：“现在有以下几位客人常来我这儿作客：卡佳和小女儿，拉娅的母亲和外孙，一位个头不大的妇女——莫斯科来的同志，是米沙的女友。6月1日那天，以米佳、孩子和妻子为首的新的代表团到达这里。这天，以‘区委’为首的‘代表团’也动身了，就在同一天，从克里米亚车站到达最后一个‘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是以拉娅的姐姐列利娅为首的——‘代表团’成员14名，都是热情洋溢、好逗笑的人物……”
这次索契之行没有写进小说中。但是，毫无疑问，每天晚上当房子里安静下来之后，他继续想着自己的小说。
突然一次新的打击向他袭来。
尼古拉在当时知道，他还躺在医院时，一个清党检查委员会正在索契进行工作。尼古拉坚信，清理工作不会有什么节外生枝的事，一切都可以放心。然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件。奥斯特洛夫斯基不知不觉地退了党！
很难传达当他得知委员会的决定时所表现出的惊讶。他整整两个晚上没有合眼。脑神经受了极大的刺激，身体健康情况急剧恶化。双眼发炎红肿。这些日子，他在给亚·阿·日格列娃的信中写道：
“区检查委员会的懒汉们不仅懒得对我进行复查，反而把我置于党外（党代表大会后来经审查，强迫自行退党）。真的，这一切都是法律上的东西——拿走了我的党证，让我离开党……”
大家开始为恢复他的党籍而四处奔走。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过了两年之后，下达了盼望已久的改正决定：“恢复党籍，审查合格。”
但是，奥斯特洛夫斯基得到这份文件是在1932年夏天。当时他在索契，病情十分严重。
和费捷涅夫、普兹列夫斯基等朋友们的相逢稍微减轻了他那些日子的痛苦。
尼古拉在给日格列娃的信中写道：
“这里常常响起我的歌声，我是一个有名的愉快的小伙子，我那颗心脏已跳动了26个春秋，青春和火焰的发动机从未熄灭。须知，要想活着，就不能苟延残喘……
“有时，疼痛战胜了我的意志，控制了经过锻炼的，而且充满生命的躯体。
“我多么希望尽情地跳一个华尔兹舞……”
在十月份，治疗结束了，把索契的房子交给了区委会，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姐姐叶卡捷琳娜·阿列克赛耶芙娜的陪同下回到了莫斯科。很快，奥列加·奥西波芙娜也来到了莫斯科。
现在，他只想着一件事：早日着手写作。
但是，眼前还摆着多少障碍和险阻。有些是严重的，有些是可笑的。
1930年秋天有一件事破坏尼古拉生活常轨。
在苗尔特维的住宅里，他们有半间房子。这个住宅被彼此连接的走廊分成两半。从正门的楼梯可以直接到达宽敞的前厅。前厅和他们半间房子的门相通。厅内放着他们的餐具柜。有时他们还在前厅烧饭（厨房很远，在住宅的另一端）。一边做饭，一边照顾尼古拉，只要他一叫人，在任何时候可以尽快赶到他跟前。
有一次……在一个倒霉的晚上，拉娅还记得，天空被灰色的乌云笼罩着。瓢泼大雨倾注在窗子上。每逢这样的日子，房间里更显得特别潮湿和难熬。
有人在敲正门。尼古拉第一个听到谨慎的敲门声。他说：
“妈妈，快去开门，大概是门铃坏了。”
奥列加·奥西波芙娜开了门，一个人走进厅里，手里还提着一个大提箱。他身穿一件破旧的灰色大衣，快活地用肩推开迷惑不解的老太婆，把箱子搁在大厅的方凳上，拿出一大块印花布缝好的帘幕。
这一切都是在绝对安静中发生的。尼古拉从敞开的门里仔细听着，感到很惊诧：怎么听不到说话声，只有脚步声从大厅里传到他们那里；然后，突然听到钉钉子的声音。
前厅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陌生人拿出已准备好的锤子和钉子，在一人高的墙壁上聚精会神地，认真地钉起钉子，把已做好的帘幕的吊环挂在钉子上，把另一端固定在对面的墙上。前厅的一大半被帘幕隔开了。陌生人给自己夺到了12平方米的一块地方，然后松了一口气，用不容反驳的语调说：
“我将住在这里，请转告邻居们，从今天起，他们只能走旁门，我持有这块住房面积的证件。”
奥列加·奥西波芙娜呆若木鸡，她什么也不明白。然后，她走到他们跟前叙述了所发生的事。
尼古拉怒不可遏。应该说，侵犯他人住房者的到来，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不方便：切断了他们直接上街的出路。想起尼古拉抬出来透透空气已经全然不可能了。
与此同时，这个新房客开始随心所欲地布置起来了。就在这天夜里，一辆大车拉了一车东西停在门口，装了满满一车各类日用家具。他们的邻居开始摆放家具，嘈杂声令人难忍。显然，他的情绪颇佳，嘴里不停地吹着口哨，还不时即兴作诗：
我的小房子啊，啊，啊，
理所应当分给我，
这个小凳子放在哪儿呀，呀，呀，
干脆，就搁在这儿吧。
诵毕之后，他哈哈大笑起来，显然，他很满意自己的即兴之作。
随后，唱起一曲抒情的小调。
尼古拉尽管对侵犯他人利益的房客极为愤慨，仍忍不住笑道：
“喏，该死的鬼，唱吧，唱吧，我会有办法对付你的。”
奥斯特洛夫斯基联合过去曾在这所住宅住过的莫斯科某工厂的一个党小组长，设法让这个非法的房客搬出去。过不了几天，党小组长满面笑容地来到他们家，递给奥斯特洛夫斯基一份区检察员通知大家的“敌人”搬家的公文。
这时，天色已经很晚了。拉娅看了一眼通向前厅的门，说：
“快点，现在给他看看。”
“对，对，”尼古拉同意说，“快去，真有意思。看他会出现一副怎样的狼狈相。”
党小组长去把公文给他看，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说他们的“敌人”不在家。
显然，这天晚上他通宵没有回家。第二天，他一整天也没有露面。直到天色很晚时他才回来，敲拉娅家的门。他进来后，彬彬有礼地微笑着，向他们问了好，称呼他们的大名。他从哪儿打听来的，为什么这样做？他在待人接物方面没有半点花花公子和甜言蜜语的痕迹——相反，他举止落落大方。这个年轻人顺手递给她一份公文，她读完后，哎了一声：这是上一级法院的决定，比区检察员更高一级——最后撤销让他们的新邻居搬家的决定。
“请吧，”她低声而含糊地说，“这是怎么回事？您没有看到我们的文件呀！可是，您从何得知我们持有区检察员要您搬家的决定呢？”
邻居假装出惊讶的神态诧异地两手一举一拍，说道：
“您说什么呀？哎哟！这显然是命中注定的巧合。我出于自卫的目的，警告你们的攻击。”
尼古拉蹙起了眉头：
“别胡搅蛮缠了，您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知道什么？”
“喏，决定。”
“哎，决定。是的，是的。您知道，我也感到奇怪。祝您健康！请把您的公文……”
几天、几星期、几个月过去了。尼古拉还是焦急不安。搬家的事情还是按上一级法院裁决的办理。他们的“敌人”以不可揣测的办法打听了他们所有的行动，及时地采取了对策。他狡猾和转弯抹角地利用他们无从知晓的关系。冬天过去了。夏天随即流逝。秋天，他们新邻居的妻子生了个女儿。这种情况改变了他们和他的关系。除此之外，这个人独特的顽强性和“生存力”突然使奥斯特洛夫斯基开始喜欢他。
“喏，好样的，”他说，“真是条好汉！精力多充沛！”
顺便说说，他们的这个“敌人”是剧院的工作人员，完全不是一个坏人；相反，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快活和天真的人，对他们对他的攻击一点也不生气，轻松愉快地应付过去这一切，像打回一个网球一样轻松自如。就在这个时候，当他们的官司几乎要输了时，奥斯特洛夫斯基突然中止了这件事。
“不必要了，”他说，“他是个好青年。他又有了孩子。我们已经习惯了……”
后来，过去的“敌人”——尼古拉和新邻居——成了相互帮助的最好的睦邻关系。
这虽然是一件“生活琐事”。但是，首先，从这些小节中可以看到他们那一代人遇到的困难；第二，在这段时间里，奥斯特洛夫斯基对待这件事的性格上的变化——由最初的愤慨到对他们新邻居孩子的令人感动的关切。最后，让今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读者知道：该书是在怎样具体条件下写成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