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散论
百年中国文学这样一个题目给了我们宏阔的视野。它引导我们站在本世纪的苍茫暮色之中，回望上一个世纪末中国天空浓重的烟云，反思中国社会百年来的危机与动荡给予文学深刻的影响。它使我们经受着百年辉煌的震撼，以及它的整个苦难历程的悲壮。中国百年文学是中国百年社会最亲密的儿子，文学就诞生在社会的深重苦难之中。中国大地在这一百年中被它人民的血泪所浸泡。这血泪铸成的第一个精神产品便是文学。最近去世的艾青用他简练的诗句传达了中国作家对于他的亲爱土地的这种感觉：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涵涌着我们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激怒的风……
和那林间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嘶哑的喉咙的歌唱、感受到的悲愤的河流和激怒的风、以及在温柔的黎明中的死去，这诗中充盈着泪水和死亡。这些悲哀的歌唱，正是百年中国文学最突出、最鲜明的形象。
我在北京写下这些文字的时间，是公元1996年的5月。由此上溯一百年，正是公元1896年的5月。这一年5月，出生在台湾地区苗栗县的诗人丘逢甲写了一首非常沉痛的诗，题目也是悲哀的，叫《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诗中所说的，“去年今日”，即指1895年，光绪21年，甲午战败的次年。此年签订了《马关条约》，正是同胞离散、民族悲痛的春天的往事。
一百年中国就充斥着这样的悲哀，文学就不断地描写和传达这样的悲哀。这就是中国百年来文学发展的大背景。所以，我愿据此推断，忧患是它永久的主题，悲凉是它基本的情调。
它不仅是文学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它成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由此出发的文学自然地形成了一种坚定的观念和价值观。近代以来接连不断的内忧外患，使中国有良知的诗人、作家都愿以此为自己创作的基点。不论是救亡还是启蒙，文学在中国作家的心目中从来都是“有用”，文学有它沉重的负载。原本要让人轻松和休息的文学，因这责无旁贷和义无反顾的超常的负担而变得沉重起来。
中国百年文学，或者说，中国百年文学的主流，便是这种既拒绝游戏又放逐抒情的文学。我在这里要说明的是，中国有了这样的文学，中国的怒吼的声音、哀痛的心情，于是得到了尽情的表达，这是中国百年的大幸。这是一种沉重和严肃的文学，鲁迅对自己的创作作过类似的评价。他说他的《药》“分明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说他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里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超人的渺茫”；有人说他的小说“近于左拉”，鲁迅分辩说：“那是不正确的，我的作品比较严肃，不及他的快活。”
从梁启超讲“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起，到鲁迅讲他“为什么要写小说”旨在“启蒙”和“改良这人生”止，中国文学就这样自觉地拒绝了休息和愉快。沉重的文学在沉重的现实中喘息。久而久之，中国正统的文学观念就因之失去了它的宽泛性，而渐趋于单调和专执。文学的直接功利目的，使作家不断把他关心的目标和兴趣集中于一处。这种集中于一处，导致最终把文学的价值作主流和非主流、正确和非正确、健康或消极等非此即彼的区分。被认为正确的一端往往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嘉许和支持，自然地生发出严重的排他性。中国文学就这样在文学与非文学、纯文学与泛文学、文学的教化作用与更广泛的审美愉悦之间处境尴尬，更由此铸出了无穷无尽的纷争。中国文学一开始就在酿造着一坛苦酒。于是，上述我们称之为的中国文学的大幸，就逐渐地演化为中国文学的大不幸。
近代以来危亡形势造出的中国文学，一百年来一直是作为疗救社会的“药”而被不断地寻觅着和探索着。梁启超的文学思想是和他的政治理想紧紧相连的，他从群治的切入点充分估计小说在强国新民方面的作用。文学锲入人生、社会，希望成为药饵，在从改造社会到改造国民性中起到直接的作用。这样，原本“无用”的文学，一下子变得似乎可以立竿见影地“有用”起来。这种观念的形成，使文学作品成为社会人生的一面镜子，传达着中国实际生活的欢乐与悲哀。文学不再是可有可无之物，也不再是小摆设或仅仅是茶余饭后的消遣，而是一种刀剑、一种血泪、一种与民众生死攸关的非常具体的事物。
文学在这样做的时候，是注意到了它的形象性、可感性，即文学的特殊性的。但在一般人看来，这种特殊性只是一种到达的手段，而不是自身。文学的目的在别处。这种观念到后来演绎为“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就起了重大的变化。而对于文学内容的教化作用不断强调的结果，在革命情绪高涨的年代往往就从强调“第一”转化为“惟一”。“政治惟一”的文学主张在中国是的确存在过的，这就产生了我们认识的积极的反面-即消极的一面。不断强调文学为现实的政治或中心运动服务的结果，是以忽视或抛弃它的审美为代价的：文学变成了急功近利而且相当轻忽它的艺术表现的随意行为。
百年中国文学的背景是一片苍茫的灰色，在灰色云层空茫处，残留着上一个世纪末惨烈的晚照。那是1840年虎门焚烟的余烬，那是1860年火烧圆明园的残焰；那是1894年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沉船前最后一道光痕……诞生在这样大背景下的文学，旨在扑灭这种光的漫衍，的确是一种大痛苦和悲壮。但当这一切走向极端，这一切若是以牺牲文学本身的特性为代价，那就会酿成文学的悲剧。中国近现代历史并不缺乏这样悲剧的例子，这些悲剧的演出虽然形式多端，但亦有共同的轨迹可寻，大体而言，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一、尊群体而斥个性；
二、重功利而轻审美；
三、扬理念而抑性情。
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实行开放政策，经济的开放影响到观念的开放，它极大地激活了文学创作。历史悲剧造成的文学割裂的局面于是结束，两岸三边开始了互动式的殊途同归的整合。应该说，除去意识形态的差异不谈，中国文学因历史造成的陌生、距离和误解正在缩小。差别性减少了，共同性增多了，使中国原先站在不同境遇的文学，如今站在了同一个环境中来。商业社会的冲击，视听艺术的冲击，这些冲击在中国的各个地方都是相同的。市场经济和商品化社会使原来被压抑的欲望表面化了。文学艺术的社会价值重新受到怀疑。文学创作的神圣感甚至被亵渎，人们以几乎不加节制的态度，把文学当作游戏和娱乐。
摆脱了沉重负荷的文学，一下子变得轻飘飘地，它的狂欢纵的姿态，表现了一种对于忘记的遗忘，上一个世纪末的焦虑没有了，上一个世纪末那种对文学的期待，也淡远了。在缺乏普遍的人文关怀的时节，倡导重建人文精神；在信仰贫乏的年代，呼吁并召唤理想的回归；这些努力几乎无例外地受到嘲弄和抑制。这使人不能不对当前的文化趋势产生新的疑虑。
一百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我们猛然回望：一方面，为文学摆脱太过具体的世情的羁绊重获自身而庆幸；一方面，为文学的对历史的遗忘和对现实的不再承诺而感到严重的缺失。我们曾经自觉地让文学压上重负，我们也曾因这种重负而蒙受苦厄。今天，我们理所当然地为文学的重获自由而感到欣悦。但这种无所承受的失重的文学，又使我们感到了某种匮乏。这就是这个世纪末我们深切感知的新的两难处境。
我们说不清楚，我们只是听到了来自内心的不宁。我们有新的失落，我们于失落之中似乎感到了冥冥之中的新召唤。在这个世纪的苍茫暮色中，在这个庄严肃穆的时刻，难道我们是冀企着文学再度听从权力或金钱对它的驱使而漂流么？显然不是。我们只是希望文学不可耽于眼前的欢愉而忘却百年的忧患，只是希望文学在它浩渺的空间飞行时不要忘却脚下深厚而沉重的黄土层--那是我们永远的家园。
爆发在70年前的那场新文化运动，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那时距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亡才数年。那数年乃至以后的若干个数年，封建阴影对于中国社会，乃至中国人心的笼罩，依然深刻而浓重。正因为如此，处于方生未死之间，叛逆者的宣言和行动，益显孤独和悲凉。五四先驱者那一番愤世嫉俗的呐喊，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旧文化、旧礼教、旧文学的断然决裂（至少是决裂的意愿），至今仍留有惊心动魄的效果。
离开中国那一时期的特殊环境，来谈五四文化革命的意义都是非现实的。离开这一具体历史性，我们甚至无法理解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体革命，用白话新诗代替古典诗词的诗体革命。打开胡适文集，他的那些为了新诗的尝试所付出的艰辛，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态步步为营的反抗和阻挠的结果。那一代人为了争取新文化和新文学的诞生，其经历无不超出了我们所能想象和理解的程度。要是没有当日强烈而全面的批判意识和否定意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可能还是一个梦境。
至少是心理情绪上要求与旧传统的彻底决裂，于是才有了如今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社会的愿望及其有限度的实现：新文化由是开始发端；新文学由是开始生长；被严酷的封建秩序束缚、禁锢的中国男人和女人，由是开始了新的思维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尽管这一切均是初萌状态的，而且随后还受到无尽的折磨和抑制。显然，要是没有那个完整的和彻底反封建传统的抗争，为今日的发展所拥有的一切基础也许都不存在。
中国社会古旧的伦常礼教及其所铸成的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积习所造成的危害，也许处于新旧交织的特殊时代的知识界最能痛切地感受到。只要想想数十年后我们仍能感到封建传统无所不在的影响，我们才有可能理解那一代先驱者的“粗暴”和“偏激”。这里是陈独秀致胡适书中的一段话：“改良文学之先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亚东版《胡适文存》第一卷43页）
还有鲁迅关于“不读古书”的惊世骇俗的宣告。鲁迅把自己对旧文化的深人了解喻为曾经“纵酒”伤了肠胃。其实他的“戒酒”（至少晃劝人“戒酒”）的决裂与他的发现酒中有毒即发现书上写的都是“吃人”二字有关。五四一代“多看外国书”以及引进西方观念的倡导，意在使中国人掐扎束缚吸取域外的新潮以改进思维习俗。陈独秀标榜的《新青年》的两大罪状，即拥护德先生和拥护赛先生，显然是以民主、科学的提倡以彻底反抗中国的旧文化和旧伦理。
半个世纪后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显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动。因为“文革”的文化命题只是发动暴乱的政治目的借口。文化不是真正的起因，而文化灾难却是真实的结果。“文革”的“文化批判”以及对于传统文化的“否定”，均非革命意义上的。显然它所推进的现代迷信狂热，正是五四文化革命对象的延展，它体现封建体系的整体特征及其在当代的发展。作为这一“革命”成果的精神废墟，正是对民主科学精神的彻底背逆而不说明其他。
许多人受到了传统文明湮没与传统文化断裂的刺激，由此萌起振兴旧物的祈愿。这种沦落的苦痛完全可以理解。但“文革”的一切变异及罪恶决不是五四批判精神所能承担，更不是它所造成。“文革”给予人们的觉醒，若导向古旧传统的追恋，只能是悲剧的倒退。
个人崇拜导致神权的复活，人性的泯灭和沦落，一切仿佛都是封建主义的卷土重来，而使民主、科学精神荡涤无余。事实正是“文革”再度唤醒人们对于中国封建思想体系因袭之顽强的警惕，使人们重燃反抗传统的意愿，这和当年的激烈反抗旧传统与认识到构成传统封建思想体系不可分。
中国缺乏的不是对传统的肯定和礼赞，恰恰是怀疑和批判精神。几千年的恶梦不会轻易离开我们，需要的倒是重新审视与必要的挣脱。为此，五四以来的先进知识界，无不以激情面向西方，面向现代文明。那一代盗火者，宁肯为鹰啄而流血，仍以做一个传统的逆子而自荣。
那些担心引进西学而忘却或消失传统的人，他们的缺少自信是对中国历史的不甚了解。这片古大陆犹如一个其大无比的泥淖。它对异己文化的吞噬力，惊人得强大。任何新异之物，那会在“中国式”的名义下被“改造”为真正的“土产”。其实人们尽可放心，中国即使50年，乃至一百年不谈传统，传统也不会消亡。
真正可怕的是旧传统对于新生之物的强暴吞并和“改造”。五四运动70年后的今天，我们感到悲哀的并不是五四的“过火行为”造成了什么后果，而是当年那种锐气的减弱，以及它的一些有限成果的丧失，思想自由、学术民主精神的失落。这种失落是渐进的，虽然不引人注意，但却是惊人的。
中国因内忧外患而急于寻求出路。30年代开始，迷漫整个知识界的，是追求前进的革命意识的引进和传播。这种传播使自由竞争的局面渐趋消弥。学术和创作活动的加速意识形态化与当时社会选择高度一致，它造成由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的局面。
上述局面在40年代因行政力量的鼓励而强化。当时的形势要求确立以农民为本位的思想文化结构，并以此推进新进事业。文学艺术中推行排它主义的倾向十分明显。这种自上而下的推行造成新的文化一统化。历为情势发展的需要，农民文化的主体地位的确立，提高了民间村社的思维样式和文艺样式的权威地位。它为统一文化提供了模型。
因农民文化本体而回归传统文化的覆盖，行政性的号召和运动的方式也使学术民主的位置受到危害。文化的大一统以及文艺的一律化，是与封建专权相联系的意识形态现象。尽管自40年代以后，这些文化的变异或文艺运动都在革命的名义下进行。但成为这些革命运动的灵魂的，往往是个性解放的反向，学术自由的反向以及民主思想的反向。
行政的推进和领导艺术运动的方式，体现了高度的集中意志。这些运动的权力施与以及强制推进的结果，只能是文艺和学术的非民主化和非自由化，必然与五四多元、民主和自由传统相背离。它的走向五四反面而与当初的反抗对象妥协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