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上一代知识者醒了中国的封建长夜之梦，这片沉重深厚的黄土地，我们用了近一百年的时光试图走出，然而不能。我们双肩和心灵的承受，显然比前辈更为严峻。不仅有一个完整的旧封建传统巫待清算，而且还有一个以最时新的名目出现新的封建意识需要清算。我们陷入魔屋。我们因找不到出门的通道而感到西绪弗斯的悲哀。传统梦似乎没有醒的时候，它如阴云笼罩，它造成极大的心理病态。
意识构成和思维方式的高度统一化，极大程度地束缚了中国人的心智。传统的中国文化不仅未曾改造中国，反而成为无情缠缚中国人心灵之树的铁丝，中国人的深沉心理结构中的恋旧情结，成为中国人心理病态综合症最大的潜因。中国人一方面承受着浓重的因袭的负担，一方面又承受着近数10年“寻找药方”而药不对症的新的文化思想重负。
密不透风的传统病，使几代人陷入困境。突围需要血战，而血战又需要源源不断的志士仁人。知识者自身的无能为力和无可奈何状态无情地扼杀了生机。一百年前，在西方的坚船利甲面前，中国于惊恐之余猛醒而坚决而向现代世界。但自那时起，崇洋媚外，数典忘祖之恶谥不绝。悲剧的命运从来属于盗火者。因此我们悲凉，我们宁愿肝脏被啄而选择高加索山顶的峭岩。
跨世纪意味着既拥有一个结束，又拥有一个开始。也许更意味着拥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要是用翻越山峰来做比喻，当人们从山脚往上攀援，抵达顶峰与跨越顶峰的状态，便是此刻我们期待并可能拥有的跨世纪状态。现在活着的人大体都能这样地既面对一个世纪的日落，又面对一个世纪的日出，这无疑都是些生逢其时的幸运者。但这些富足的拥有者，却必须为这一历史机遇付出代价，造物者冥冥之中无情地展示了它的公正。
能够站在山巅于苍烟晓照之中看崎岖的艰辛历程--那里洒着斑斑点点的世纪血泪，同时又把目光投向茫茫而未知的路径，这个世纪过程的拥有者大抵都会生发出某种悲凉。对于中国的知识者，很容易产生关于百年忧患的联想。前人把一百年的焦灼和苦痛都留给了我们。这些焦灼和苦痛郁结为一枚化石而在我们的心中膨胀，它压迫我们的血肉，使我们感到疾痛。这就是我们为享受世纪末的风情不可回避的承担。
回想一百年前--那是上一个世纪之交，我们的前辈所面临的是何等惊心动魄的大事件！那些已变成遗痕的忘记，正成为全部的历史遗传压向我们：黑暗中的抗争和奔突，慷慨的陈言，激动的呐喊，为结束封建暗夜迎接现代曙光而溅起的鲜血，可预期的成功和顷刻幻灭的阴影，渴望航行而寄身于只能在积重中打旋的古老舟船……我们面临的是让人惊恐的精神重压。
从文学改良到文学革命，中国几代文人把救国梦和文学梦织在了一起。也许那些文学的试验和行进对启迪民智会有缓慢的作用，但文学未能挽救国势的衰危也是事实。对社会停滞、倒退或发展起直接作用的是另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中国文学家基于圣洁的理由而一厢情愿地承担了他们难以承担的职能。文学因这力不胜任的超负荷而处境尴尬--久之，那些非文学的力量也视之为理所当然而苛求于文学，它们把国家兴亡和社会盛衰的责任加诸文学，以文学的尽责与否对之施以鞭挞和讨伐，当然偶然也有褒扬。尽管如此，中国知识者基于良知和道义仍然义无反顾地履行他们自认的救世济民的庄严使命。从上一个世纪之交到这一个世纪之交，文学家们也的确为此演出一幕又一幕的悲壮的活剧。
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事要做。但文学家要做好自己的事却仰仗于良性的环境，因而文学家的不能置身局外也是理所当然的。文学与愉悦和陶冶有关，文学也与责任相关联。当一个世纪的太阳将要沉没的时候，我们作为向这个世纪最后告别的人，为这轮曾经鲜亮并给我们以希望、如今变得昏黄的太阳留下一些印记，证实这个世纪也证实我们自身，这也许就是责任。把前面提到的那些变成化石从而压迫我们血肉的情感和经验保留在我们的作品中，让下一个世纪的人们获得关于百年梦想的奔突、冲撞、追求的感性知识，这可能是我们对跨世纪机缘的一种答谢……
时光走了一百年，而那一切似乎未曾过去。苦难使中国人对将逝的本世纪寄托了特殊而近于眷恋的情怀。这一百年的经历使中国精神富足，尽管它的物质是那么贫困：漫漫无边的封建暗夜是此时结束的，随之开始了旨在社会现代化的争取；当然，也还有应当而未曾的结束，以及为应当而未曾的实现付出的代价但如下的事实却是确定的，即以19世纪的结束和20世纪的开始为标志，中国社会进入了有别于以往数千年的令人感奋的新阶段。
百年文学记载了这个阶段的曲折艰辛。这种记载是审美的而非过程的。中国人争取合理生活秩序的历程，百年梦想的确立、追求、幻灭及其有限的实现，都在这一阶段文学中得到鲜明生动的展示。文学成为纪念。我们将从中捡拾到和辨识出前人在奋斗抗争的风雪途中留下的血迹和泪痕。
这是饱含忧患而又不断寻求的文学，传统的和古典的道德文章的理想，使文学不仅伤国忧民，而且立志于医时济世，这些先天的因素赋予文学以入世精神。文学于是充当了启蒙者标示并预期着时代的目标，它近于幻梦般地设计着将来的憧憬，并为实现此种憧憬而以创造的激情驰骋于荆棘途中。但中国历史的积重，以及多灾多难的现实，使这些美好的愿望往往受阻或落空。这就是百年中国文学中感伤基调的成因。
这阶段的文学负重胜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特殊时代给予文学的是，激愤多于闲适，悲苦甚于欢愉，嬉游和消遣从来没有成为或从来不被承认为文学的主潮。中国文学家的写作活动总与道义的期许、使命的承诺攸关。即使有人因而在文学中表现了颓唐、避隐或游戏的态度（这往往是极罕见的或例外的），也多半由于争取和投入的受挫。近代以来的中国作家和文人极少放弃追寻而自甘沉沦。
自上一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算起，当日的仁人志士或公车上书，或血洒街衢，悲歌慷慨之声不绝于耳，大抵总为社会进步、政治民主、国运隆昌这一梦想的实现。民元以后，与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同时，爆发了惊世骇俗的文学革命。新文化的倡导，白话新文学的实践，不论是旨在启迪民智，或是旨在传导民情，这种运载手段的改革，其目的也总在于使文学更为切近民众，更为切近现代社会。
为此，整整一个世纪，文学诅咒灭亡，歌扬新生；批判沉靡的子夜，寄望磅礴的日出；作家和诗人自觉地充当了旧世界的批判者，新世界的助产士，他们涌现在激流中，吟哦在雷电里，不论是始于呐喊，还是终于仿徨，总留下了世纪人那份焦灼，那份悲情。
即使如三四十年代开始的文学偏离，以至随后愈演愈烈的非文学的逼迫与吞噬，我们也不难从那种急功近利的设计和倡导中寻觅到向着某种社会目标推进的发动机。在此种情态下，中国文学总为后人留下了既充满激情又充当焦躁的沉重感。
这一百年文学不乏大师和巨匠，他们的业绩凝聚在传达中国人的世纪情怀、形象地展现追求百年梦想的精神历程上。从甲午海战、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绵延以至于今，本世纪的中国上空风烟凄迷而少见晴好，严峻时势的世间万象，大至家国兴废，小及儿女悲欢，文学均为后世留下了真实的世纪图景。
但若从中国悠长的历史俯观此刻，这文学较之以往显然有所缺失。秦汉浑重，魏晋风流，唐宋潇洒，明清舒展，所有优长似均为古人而设，而历史独独把这份悲苦和忧患留给了近代中国。这期间对中国社会而言，是跨出黑暗王国的门槛，而一线光明却游移于浓重的层云之间。
这是光明与黑暗际会的重要年代。中国作家以敏感的心灵触及了这一时代的真实内容：飘移不定的风，使人难以判定方向；面对一海死水，使人不能不诅咒那肮脏和丑恶的浓重；中国有一个或几个认出了历史书上“吃人”二字的，那只是有异于众生的“狂人”；中国的凤凰需自焚以获新生……这一切，都是自近代以至现代的作家所把握到的中国式的悲凉。
一百年间发生了许多大事，对中国文学而言，最勇敢也最坚定的跨出，是从文言到白话的革命。这要归功于五四那一代前驱者的伟大的试验精神。把白话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促进了社会向着现代文明的接近，这是艰难的一步，但以白话替代文言而成为美文，这不仅存在着习惯的适应，贿也有待于实绩的证明，其艰难则数倍于前。白话新诗尝试的成功，巩固了整个新文学的战绩。新文学于是成为承继中国数千年文学传统的有效方式；同时也成为传达进入现代文明的中国人理性和情感的有力手段。
本世纪8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在文化禁锢和方化专制的废墟上重新站立，以其自由奔放、异象纷呈的姿态，创造了中国文学的新纪元。它所开创的基业及其体现的精神，无疑将导引中国文学进入21世纪。它彪炳于未来文学的，将是自由的和审美的两大法则的确立。但需切记：文学听从于个性和心灵绝不意味着对公众的冷漠；文学重新返回自身的家园，也绝不意味着对社会、历史的忘却。
20世纪中国民众及其文学所拥有的苦难，将是该世纪对于中国作家的隆重馈赠。它无疑将是下世纪文学繁盛富足的精神保证。文学理应面向现实，但文学也不应失去记忆。那种既不面向现实而又失去记忆的文学，是文学的失重。而失重的文学终究将被遗忘。作家的游戏人生和游戏文字，对于中国历史现实的困顿，可能是一种近于残忍的嗜好。当代作家若是从他们前辈那里获得激愤悲慨的遗传，不应受到嘲谑。
始于上个世纪末，绵延以至本世纪的文学期待，依然是我们的精神财富。几代作家立志于用文学疗救民族心灵痼疾，拯救准则丧失的奋斗理应得到赓续。中国文学寄望于中国作家的，是他们把握并形象地展示在这黄土地上、在这特定时空下中国人的苦痛和欢愉、希望和追求、梦想的失落和获得。惟其如此，我们庶几可谓无愧于这灾难的世纪。
回望20世纪，此刻已是一片凄迷的暮色。在中国人的记忆里，带血的斜阳依稀映照着百年的呼号与呻吟。世纪的记忆原是血与泪的记忆。
苦难造就了丰富。要是没有这么多的追求与梦想，失败和屈辱，我们也许会为历史的贫乏而遗憾。但20世纪对中国来说的确是沉重的，这不仅由于苦难，也由于梦魇并没有在百年即将终了时隐退：人口的爆炸、资源的匮乏、生态的失衡，仍是如今中国心灵的一团乱絮。
中国期待着一种认真的回望。也许今日的经济发展可以为失去自信心的中国提供刺激，但文化的偏离，它因无批判的“弘扬”所造成的旧习的卷土重来，已构成对于现代进程潜在威胁。回望也许无用而毕竟有益，至于可作为存在的思考的证实：我们曾经面对过历史的积重。
目下文学艺术向着商品的滑行现象令人吃惊。故作昂扬的应时之作与自甘沦丧的插科打诨比比皆是，肤浅乃至卑俗的逗乐使衣冠楚楚的节目主持人看上去都像是不入流的相声演员，整个的艺坛充斥着廉价的“绕口令”般的陋习，似乎人们的聪明才智都用在耍嘴皮上了。
人们一面在义愤填膺地谴责“五四”对于文化的过激行为的同时，一面却拱手恭迎当年被陈独秀、鲁迅等斥为“吃人”的那一套道德垃圾。有时，人们甚至因习惯成自然而说溜了嘴，连当年普通老百姓都为之不齿的“国粹”，也成了广告语汇般的口头禅。某种舆论倡导使“整理国故”一类的陈词滥调犹如时装表演那样到处走红。
文化的沦落最明显的标志是它们失去批判的锐气。现实的严醒遭遇使当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变得更为“成熟”了，他们懂得如何在复杂的境遇保存自身而不致受到伤害。于是，配合着商业文化的兴起，一些洁身自好的文化人选择了机智的避隐。他们一时忘却人间烟尘而躲进了“传统”这一安全可靠的隐蔽所。
然而，在艰难的时势中，我们的头顶垂挂着苍老的太阳。它时时提醒我们上面述及的那种百年中国的忘记。难道，作为这片土地的生民竟是可以如此心安理得忘却我们脚下这片深厚的土层，忘却土层中的埋藏和郁积？
现实种种呼唤着“脱俗”的崇高的有时却有点悲壮的投入。文学艺术诚然有其自身的律则，但它们对于切实人生的不可疏离却是始终的尊奉。人生和社会诸多的梦想或苦难，总是期待着文学艺术对它们有限的、甚至是无谓的承诺。
世间万象之中，文学也许是一种既聪明又“蠢笨”的事业。当仕途或经营造出了人生的繁华和喧腾，而文学却在寂寞的一角心甘情愿地品味着苦涩，有时甚至要承受惩罚和灾难。这营生始终与悲苦为伍，它的思考和不满在某些人看来甚至是令人嫌恶的习性，而文学却毅然身负十字架流血于中途。
人们为追求欢娱尽可游戏而调笑，但他们不应以文学为工具。当生存成了严肃的甚至危害的话题，而恣意游戏文学并以此为乐、以此为荣便难免尴尬。人间游戏场随处都有，习于此道者大可不必羁留这满布悲愁和苦难的殿堂。
新时期的文学狂欢已经落潮，多少显得有点放纵的文学正在急速地失去读者的信用。相当文学作品不再关心公众，它们理所当然地也失去公众的关心。中国为数众多的文学家识时务地从急流中拔足下来。他们以随心所欲的编织和制造适应消费的需要，他们忘却记忆并拒绝责任，他们对现实的逃逸既潇洒又机智，既避隐现实的积重，也避隐自身的困顿。文学的一缕游魂正飘飘忽忽地穿行在艺术与时势之间，装点着世纪末的苍茫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