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一种偏颇。中国悠长的文化传统是历代中国人创造实践的综合，它拥有的智慧性和沉雄博大都曾使世人为之倾心。在古代和今日，中国文化为丰富和促进世界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无可罪疑。中国人理应为自己祖先的建树自豪。但中国文化在它发展历程之中形成的封建性的意识体系和价值观，作为维护过去社会形态的原则体现，已成为现代社会前进的羁绊，当然具有消极的品质。基于这样的前提，对传统文化加以质疑而有所扬弃自有它们的合理性。
我们希望站在分析的立场上。我们愿认同于近代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呐喊、抗争以及积极的文化批判。因为它顺应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它的功效在于排除通往这一目标的障碍。但我们理所当然地注意到保存和发扬那些优良传统的必要，而避免采取无分析的一概踢倒的激烈。
不偏不倚是庸俗的。因为这种想法迎合了所有的人而可能掩饰原本的积极动机。本世纪才智之士的文化批判是一种前倾的氛择，觉醒的知识者心仪于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决绝于陈旧的历史重荷。为图新而弃旧，因前进而义无反顾，他们把数千年的传统一律视为压迫而指归于反抗。要是我们认识到中国历史对人性和民主体制的迫害，我们当然不会对这种矫枉过正的言行感到意外。当然，我们希望当我们面对现代的诱惑时不至于忘却先世的辉煌--这并不意味着对它的膜拜。
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受制于百年的时世，为此文学曾经自愿地（某些时期也曾被迫地）放弃自身而为文学之外的全体奔突呼号。近代以来的文学改革几乎无一不受到这种意识的约定。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时，宁肯相信文学制造的幻想；人们发现教育、实业或国防未能救国时，宁肯相信文学能够救国。文学家的激情使全社会都相信了这个神话。而事实却未必如此。文学对社会可能的贡献是缓进的、久远的，它的影响是潜默的浸润。它通过愉悦的感人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对于社会是营养品、润滑剂而很难是药到病除的全灵膏丹。
一百年来文学为社会进步而前仆后继的情景极为动人。即使是在文学的废墟之上我们依然能够辨认出那丰盈的激情。我们希望通过冷静的反思去掉那种即食即废的肤浅而保留那份世纪的忧患和欢愉。文学若不能寄托一些前进的理想给社会人心以导引，文学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那真的意味着文学的沉沦。文学救亡的幻想破灭之后，我们坚持的最后信念是文学必须和力求有用。正是因此，我们方在这世纪黄昏的寂寞一角辛苦而又默默地播种和耕耘。
文学回到自身的醒悟仅仅是近十年发生的事实，在以往我们花费在非文学上面所得的教训太多了。当然文学应该也可能关心文学以外的世界。但无论是权威还是神圣，他们要文学做的，必须通过文学的方式和可能，这包括文学的旨趣。
作为20世纪的送行人，我们感到有必要把这一代人的醒悟予以表达。这种表达当然只能通过文学的方式。我们期待着放置于百年忧患背景之上而又将文学剥离其他羁绊的属于文学自身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意味绝对的纯粹性，它期待着文学与它生发和发展的背景材料的紧密联系。我们希望这种思考是全景式的，通过对于文学追求的描写折射出这个世纪的全部丰富性。
以往对于文学的描写大体总是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笼罩之下进行。20世纪中国文学范畴的提出为健全文学研究自身提供了契机。以一百年的文学为单位对文学的总体观照的方式，自然地扬弃了非文学的干扰，从而有可能对文学进行独立的和自由的考察。我们希望这种文学研究不仅为纯粹学术品质的倡导提供可能性，还希望下一个世纪的人们对我们的世纪之交的情怀保留下一些特殊的记忆。
中国文学用了近百年的时间，完成了由旧文学到新文学的转变。这个转变当然是世界工业革命对于文学的召唤--中国极度辉煌的古典文学，在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因不能适应而感到了尴尬。不管是叫做文学革命还是叫做文学改良，无疑都是现代化的召唤所激发的热情。具有精英意识的知识者，开始致力于文学转型的寻求。从改良主义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到新文学革命，都是对于这种召唤的响应和实现。这是中国文学在世纪之交进行调整的根本原因。
但中国社会在近代产生的危机，更是直接刺激文学变革的动力。封建王朝的衰落以及国内社会的动荡是内忧；1840年以后接连不断的外国入侵、国土被瓜分是外患。灾难不仅袭击着广大的国土，而且袭击着亿万的心灵。富国强兵寻救的四处碰壁，导出了对于旧文化的批判，从而发出了唤醒民魂的要求。在众多挽救危亡的药方中，文学改革是一剂切实并付诸实行的药饵。近现代以来众多杰出的文学家的投身文学，几乎都怀有这样悲壮的动机：即他们一方面要用自己的笔墨表达时代的苦难，一方面要用文学以唤醒沉睡的民众，去战胜苦难。从这点看，中国文学负载社会政治功利的“工具”意识，几乎是与生俱来的“遗传”，并不单是某个时期、某一地区的提倡。
尽管这“与生俱来”的品质，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态，但作为“负载”的工具，则是基本相同的。这就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先天性的品格：从一开始它的重心就不在审美层次上，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审美的冷淡--就多数作品而言。产生在艰难时世、受命匡时救世的文学，它有投入的负载的热情，一开始就把“政治”（广义的）放在了第一位，而把“艺术”（狭义的）放在了第二位。从这点看，“政治第一、艺术第二”未必是某人的首创，只不过是某人把这一要义不加掩饰地挑明了而已。
尽管中国文学不乏审美的传统，但在艰难时世，却有比这更为重要的东西、假如连存活都成了问题，美还有甚么价值呢？所以，放在具体的环境里来考察，近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的轻视审美、抹杀娱乐、甚至放逐抒情，均是可以理解的。近百年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宁，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极其恶劣，那么，把文学当作药饵，用来疗救社会和疗救心灵，便是正常的。相反，若是生当危难，耻言责任和使命，而把文学用来享乐和把玩，便是不可理解的了。
清季道、咸以后，国势沦落，悲情满野。文学的主流形态，少欢愉而充满悲苦：谴责小说多愤世嫉俗之言，诗多慷慨悲歌之韵，时论散文则多警世沉痛之语。当然也有怡情闲适之作，但甚为罕见，且多半置身于主流之外。即从写美艳之词的苏曼殊的作品来看，在他的那些传诵一时的律绝中，通过那表面的徉狂，也不难发现隐曲的悲哀。及至“五四”新文学兴起，如鲁迅、茅盾的小说，胡适、郭沫若的诗，田汉、曹禺的戏剧，这些主要的文学现象，都紧紧地把关注的目光投射于国家兴亡、社会盛衰、民众的觉悟、民魂的重铸之上。
文学家的激情萌发于现实生活的沉重。由中国的积重，进而反思历史：于是发现中国旧文化的弊端，发现鲁迅称之为的礼教的“吃人”。觉醒的文化把沉重的批判带进了文学。于是，本来就已相当沉重的文学，更有了数倍于前的负重！韩愈讲：“和平之音淡薄，而怨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荆潭唱和诗序》）中国文学发展的近百年中，悲苦沉重造出了辉煌。从这点看，应当感谢苦难。而在文学发展的某一时段，现实曾经是晟哀，而文学却充满了欢乐，这就造成了文学的灾难。
随着80年代的结束，一个被称为“新时期”的文学阶段亦随之结束，这已是事实。从70年代末期开始的文学变革，而经十数年的充满激情和创造性的发展过程，已是一枚丰满的果实，迎到了它的成熟期。从文学的创作、研究和理论批评，以及文学翻译、中外文学交流等方面看，它所已达到的充分的程度，为自有新文学历史以来所仅见。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这一时期的文学经历了对受到极大破坏的旧有文学传统的修复；冲破文化禁锢之后借鉴西方经验、引进西方观念方法的积极性的发扬；以及长期受到压抑的创作欲的激扬和喷发的一系列符合规律的演进之后，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新时期文学通过后新诗潮、先锋文学、新写实小说等诸多现象，显示出文学的时代更迭的条件和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