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在当代的延伸和发展。它以不竭的现代性追求和白话文写作等基本特征认同于现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完整地占有20世纪的下半叶，迄今已有50年的历史。这50年是中国文学产生激烈动荡、受到巨大挫折、并取得；重大成绩的特殊阶段。并世纪的文学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不同的时期：“一体化时期”、“新时期”和“后新时期”。一体化的思想形成于40年代而完备于50年代，“文革”则达于极端。新时期文学始于“文革”结束而在80年代的最后一年画上句号。后新时期文学是中国实行市场经济的产物，这一阶段目前尚在继续。
文学的一体化时期是社会专政体制的产物。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的特点，是用不间断的开展社会运动的方式统一全社会的思想。文学也在这种意图之下，按照统一的模式从文学的内容到表现形式进行“改造”。在这种形势下，原先那种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中崇尚个人价值和个性解放的品质，逐渐地被表达群体意愿的“集体主义”所代替。凡是张扬对文学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个人风格以及个人独性，均被视为“个人主义”予以贬仰和批判。当时不断开展的政治和文学改造或批判运动，都旨在消弭这种“个人主义”。其直接的和明显的后果则是几代人在新时代的普遍“失误”。推进文学一体化这一重大构想的背景和支撑，是中国实行的对多种经济形态的国有化改造的策略。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学构想。所以，对这个文学时代的概括，可以称之为“计划文学”的时代，文学是按照一种固定的、统一的模式进行生产的“文革”时期的“样板化”是其极端的表现。行政的约束力强化了，文学的民主性在萎缩，而五四新文学中原有的功利性因素，又因中国特殊的社会处境而膨胀起来。计划的文学推进的结果是政治的文学。
中国文学的大众化是左翼文学兴起之后确定的目标。这一思潮也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其内涵。由于战争的驱动，使中国把文学的基点放置在广大的农村和农民方面，适应农民的需要成为文学的新方向。这样，中国文学的重心就发生了由本来就薄弱的城市转向了农村。4050年代之交，中国文化的主流形态是农民文化。以城市知识分子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传统受到极大的冲击。城乡两种不同质的文化矛盾和冲突，是50年代以来许多文化、文学悲剧产生的根源。
在众多的失落中，却也有意外丰硕的获得。由于表现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物的倡导，文学比以往更为逼近底层民众的生活，特别是在表现农民由奴隶到主人的生活方面。这是农民文学的胜利，赵树理是其中最杰出的大师级的作家，他创造了中国农民的系列形象。
事情到了极限，就意味着转机。开放的时代唤来了中国文学的又一个青春期。新时期文学是中国社会新时期的派生物。它直接被开放中国的阳光所照耀。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前奏，是蒙难的幸存者的归来之歌。对社会和个人的苦难的宣泄，为中国文学带来了沉痛和激愤。它改变了一体化时代的“欢乐颂”统一涵盖的格局。对社会异化的批判，伴随着苦难的叙述进入了文学，这是又一个解放的、激情的时代。这时代最常用的词汇是春天和反思，文学恢复了它对生活的真诚。破坏的年代结束了，这是一个建设的年代。
在精神的废墟上召唤人性的复归，历史又一次把启蒙的使命加诸文学。极端的暴虐使人联想起中国漫长的封建暗夜，文学再一次引发人们批判非人的残暴、批判“吃人”的历史。新时期的文学家，几乎每人都自觉地肩负起历史沉重的闸门。他们的文学不是无所为的，他们的文学志在唤醒受欺凌、受压迫、受愚昧的无数善良的灵魂。
要是说，中国的“五四”时期是一个文学的浪漫时代，那么，文学新时期则是一个擦干血泪之后的狂欢节。
80年代的终结是狂欢节落幕的日子。文学的后新时期无疑是文学新时期的继续。它是一个结束，可能也是一个开始。所谓继续，是在社会开放、文学开放的层面说的，开放的时代在延伸。开放赋予文学以新时期共有的内涵，但人文精神的失落、价值观的解体，却暗示着某种可怕的“结束”。所以我们要重新召唤文学的理想精神。
市场经济无形的巨手笼罩着中国社会，也笼罩着中国文学。这社会无疑是在进步着，摆脱了精神枷锁的人们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在竞争中发展自己，但对自己之外的一切感到冷漠以及对历史的遗忘，也正像流行病般地传染着中国的创作。这就是我们在前进路上无以摆脱的隐忧。
1988年12月12日于北京大学
《南方日报》1999年1月27日
中国文学的新时期--在马来西亚沙捞越的讲演
中国当代文学走过弯曲的道路，它受政治的制约过于深重；这在“文革”期间达到了顶点状态。“文革”对于中国文学的戕害已为世所共知，这段历史的畸斜业已成为过去，我们不妨从略。
“文革”的结束宣告了社会的开放，同样也宣告了文学的开放。文学从过去的单一而僵硬的模式中挣脱出来，开始了自由、奔放，而又充满探索和创造激情的新时期。整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仿佛是度着一个漫长的狂欢节。中国文学在清理历史造成的伤害中，愉快地和过去告别，并且满怀信心地迎向崭新的时代。这个始于70年代末、和中国的社会改革呈同步状态的文学新时期，已经成为五四新文学革命以来最值得纪念的文学发展的新阶段。
文学成为社会思想解放的先声。当然，最早传达出这种时代氛围的，仍然是充满批判精神的对于旧日噩梦的追忆，并以此体现出对于动乱时代的反思。70年代末，这种文学的反思，最早是以张贴的方式出现在北京西单的民主墙上的。中国诗歌变革的最初信息，通过食指和黄翔的作品来到了当时渴望突破沉寂、但又苦于找不到突破口的情绪激动的文学界。黄翔的《火种交响曲》直接表达了对于“文革”的批判；食指的《我的最后的北京》概括而真实地再现了那个时代令人永难忘却的悲哀的场面，而他写于“文革”中并得到广泛传抄的《相信未来》作为绝望岁月中的希望的声音，体现出中国人抗拒覆灭顽强生存的信息。
1978年一份民办的油印刊物出现在北京街头，这就是后来被称为“朦胧诗”的最初的、基本的阵地《今天》。《今天》集聚了一批中国矢志进行文学和诗歌变革的青年诗人。它的代表人物是北岛、芒克、多多等诗人。北岛是他们中的代表人物。他以名篇《宣告》，宣告了新的文学时代的开始。他的另一首广为传诵的《回答》，以警句般的魅力揭示了中国“文革”时代的真质--人性的扭曲和心灵的沦陷：“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其批判的箭矢当然是射向那个黑暗的年代。“朦胧诗”传达出一代年青的挑战者的心声，并在深沉壮阔的背景上走来了中国文学革新者的身影，他们是饱受苦难而又不屈服于苦难、诞生于黑暗而又追求光明的“一代人”，这样“一代人”的形象，通过顾城的同题诗得以非常有力的概括：“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晴，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
“朦胧诗”的出现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和批判，这是非常自然而毫不值得奇怪的。风起于青苹之末，“朦胧诗”作为时代和文学开放的最初的风，它带来的是一场从思想内涵到艺术形式的巨大震撼。在顺从成为秩序的时代，反抗和怀疑--不论是从社会层面还是艺术层面都是惊世骇俗之举。当人们被告知和要求一切都应当“相信”的时候，有人敢发出“我不相信”的《回答》，无疑是一种异端的反叛。历史是无情的行进，现在，《今天》所带来的震惊和激动，已经成为昨日的沉静。对多数的人而言，他们已经不再怀疑当年的艺术反抗所具有的对于中国文学推进的意义，事实上，正是由于这批对现有秩序不满的青年诗人的反抗，方才带动了中国新时期文学全面变革的局面。
80年代初期，一篇由大学生卢新华写出的短篇小说《伤痕》，以其并不成熟的艺术技巧仅仅因为表达了令人唏嘘悲惨往事，引发了中国人对于“文革”动乱造成的心灵创伤的回忆。也就是以这篇小说的出现为标志，开始了中国新时期“文学伤痕”的实践。刘心武的《班主任》对于“文革”后一度不知往何处去的文学创作，具有开风气之后的首创意义。它消弭了历史的断裂，接续了本世纪初鲁迅发出的“救救孩子”的呼吁，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迫害的孩子”的声音。虽然从表面上看起来，这补充了几个字的呼声缺乏新意，但却包蕴了沉重的内涵：中国的最年青的一代人，因为文化传统的受到破坏，亟待从无知和愚昧中得到新的拯救。
“伤痕文学”因为对于历史造成的从肉体到内心的沉重灾难的捉摸而传达了全社会的悲情，人们在这种历史反思中得到普遍的启悟--决不允许这种灾难在往后的岁月中重演，实际上，这是对于动乱年代的批判性回顾和思考。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把思考从幼稚的孩子引向了成熟的中年人。她在这篇小说中，通过医生陆文婷的普通生活触及了社会苦难的深层，特别是心灵深处的内伤。女作家所描写的中年知识分子生活的艰难和尴尬，引发了全社会的共鸣。人们在“伤痕文学”的沉重叹息声中，对于反常年代的真质有了新的认识和反省。
中国80年代文学曾经呼吁“现实主义”的回归，其目标也是针对文学的陷于空泛的“政治”的弊端而言。文学严重地脱离了民众的真实忧乐，文学成为虚假的空中梵音，政治对于文学的侵犯使文学成为虚假的空言。于是，文学变革的最初的呼唤，便是要求文学回到社会真实的出发点。“伤痕文学”正是响应了这一“重返现实”的召唤的切实有力的实践。由于它传达了广大民众的体会和情思，它普遍地获得了社会热情的肯定。尽管现在看来，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存在着过于近切的表达动机，作家的视点显得拘泥而不够开阔，但文学还是相当丰富地提供了关于动荡生活的思想情感的资源。
新时期文学在它的推进中从情绪化的控诉批判逐步走向深入。人们不再只满足于表层的对于苦难的复述和抚慰，而是深刻地寻找造成这一巨大社会悲剧的内在原因。文学的反思以更为深广的规模在实践中展开。人们开始追问政治因素背后的中国式的精神、文化、民族性等方面的各种因素。对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的积习的批判，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作家和中国诗人开始探究“文革”动乱与封建传统之间的关联。对于个人价值的确认及人性的呼唤成为“反思文学”的最重要的内容。要是说古华的《芙蓉镇》中的那个疯子最后的锣声作为“疯子的警钟”还多少停留在“文革”事件的浮表，那么他的最后短篇《爬满青藤的木屋》，则向人们开启了中国僻远角落里黑暗愚昧一间木屋的窗口。正是社会开放通过文学开放，给无限沉重的深远投射了一线光明。
中国文学因为感知了古典暗夜的漫长和沉厚而重新做起本纪世20年代的现代梦。这种受到社会现代化鼓舞的“现代情结”重新引发了对于现代主义思潮的热情。尽管现代主义的幽灵在世界各处的游荡多少已经显出它的老态，但是中国对它的追求，却依然充满了青春期的狂热。这种对于“现代性”的追求，始发于“朦胧诗”。“朦胧诗”的倡导者在《今天》的“致作者”中最初表达了他们的信念，即中国诗的发展除了“纵的继承”之外，还要注重“横的移植”。他们最早把文学的视野投向了广阔的世界。这种重心的倾斜，和对于中国文化传统的消极性的、以及“文革”动乱的社会基因的关注都紧密相关。
中国新时期文学对于现代主义思潮的热情，曾经引起过关于真、伪现代派的讨论。究其实，中国的这种对于“现代”的倾心，它涉及了艺术层面的开拓和引进的需求和渴望自不待言，但更确切地说，更迫切和紧要的动机则是它对于以“现代”来冲激和改造中国社会、文化的“苍老”之关注。在诗歌和小说，乃至绘画和音乐等各个领域，都有过围绕现代主义展开的激烈论争，这是新时期文学艺术严重的内在矛盾的外化，除了艺术观念的歧异，更有文化观念的差异与抗衡。中国文艺对于现代主义的关注，给中国文学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它不仅接续了中国当代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历史关联，而且极大地开启和丰富了中国文艺的思维和方式。更为重要的是，以对现代主义的重新关注为契机，中国文学显得固化的肌体仿佛涌进了一股新鲜的血脉，它神奇地顿时充盈着青春的光艳。
原先单一的文学格局于是被打破。异质的文学仿佛是一根楔子，打进了中国文学此时显得僵硬的肌理，终于劈开一道裂缝。外界的光亮穿越这一道裂缝，于是开始了对于原有的秩序的冲激。中国新时期文学就在这样万花筒般的变幻中疯狂地旋转了起来。长久的文学饥饿，造成了一种海绵般吸收水分的姿态。新时期文学就以它的好奇心和学习的热情，终于面对着开放的世界。80年代是中国文学吸收世界各种流派频率最高的年代。各式各样的新潮或非新潮，冲开了中国以往封闭的大门，从象征派到魔幻现实主义，从女性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几乎是外面有什么，中国也就有什么。中国文学从过去的“大一统”一下子进入了众声喧哗的多元时代。
所有的借鉴和创造，都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内涵。新时期的中国文学的确展示出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又一次辉煌，它以崭新的面貌刷洗了历史留下的陈迹，一批又一批的文学新人开始了广阔可能性和创造性的角逐，中国文学从来也没有如今这样的丰富和繁盛。但在这样的急匆匆的行进中，的确也表现出单纯追逐新潮的浮泛。文学因失去历史的记忆和现实的关怀而显得有些失重。有的作家因过于迷恋技巧而失去对深度的关怀。这些弱点都是世纪之交中国文学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期待中国作家严肃的回答。
事情十分明显，文学必须在提高全社会的精神素质方面负有使命。文学的出发点和创造过程都离不开个人，但文学并不是个人的事业。文学要是不能面对自己的大地和天空，文学将失去一切的意义。中国作家生活在瞬息万变的社会变革之中，他们无一例外地面对着物质逐渐发达而精神受到轻忽的无情现实。中国文学如何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以崭新的成就证明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无疑都是一些严肃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