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荡的时代，我们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小知识分子倍感痛苦。看不到出路，也没有应变的对策，我们只能从自己有限的阅读中寻求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我和我的那些爱好新文学的初中同学们，便把《家》中那些反抗封建压迫和追求光明的青年人当成了行动的楷模。20世纪40年代后期，中国大地遍地硝烟中，我们几个同学在南中国的一个城市里，自觉地纠合在一起办起了我们自己的“读书班”。我们在正式的中学课程之外有计划地阅读和讨论我们认为有意义的文学作品。我记得，第一课便是巴金的《灭亡》和《新生》。
我没钱买书，只能到处找书来读。堪可告慰的是，兵荒马乱之时，居然还有很多的书摊和书店在开张。每次放学我总要到书店里去“免费”地找书读。那时有上好的规约，不论多小的书摊，老板从不驱赶那些买不起书的免费阅读者。在那些书铺上，我读到茅盾的《子夜》、徐别的《风萧萧》，还有《马凡陀山歌》。
我们的学校在福州风景秀丽的仓山区，闽江水从那里流过城市的中心。有一天，学校的附近盖起了一座漂亮的西式小楼，原来是一座私人筹资办的小型的图书馆。我记得它叫“鲁颐图书馆”。那里有清雅的阅览室，我们可以在那里读到来自上海、南京和本省的许多报纸和刊物，还可以读到许多新出版的书籍恶劣的环境，饥饿、贫寒，加上日益逼近的战火，我们这些穷学生，居然拥有一座如此温馨的精神家园，真是喜出望外。每当想起那座小小的图书馆，我心中便充满着温暖的慰安。20世纪80年代我返回家乡，那座小楼已荡然无存，周围盖起了卡拉OK厅、电子游戏厅和餐馆。
三、做学问从多读书开始
我喜爱新文学，我总是满怀欣喜地亲近、投入它的怀抱。那时我年小，不明世事，但却相信新文学造出的世界是属于我的，它所展现的诗意和追求是属于我的。我那时读不懂鲁迅，但却不由地为他的深奥所吸引，我感受到了他的深厚和沉郁，甚至也感受到了他的严峻和尖刻。但是那时我无法理解他，不仅他的杂文，甚至是《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但他的独特的风格吸引了我，他的异端色彩对于年小的我展示了极大的诱惑力。
同样，我也读不懂郭沫若。《女神》那集子里的诗，大部分我难于理解。只有《地球，我的母亲》等少数几篇，我大体知道说的是什么。说到《地球，我的母亲》这首诗，我想起一件趣事。这事发生在我还没有读到这诗之前。那是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年级办墙报，大概因为我喜欢文学和写作，便推我当上墙报编辑。有位同学投来了一首诗，题目便是《地球，我的母亲》：“地球！我的母亲！我过去、现在、未来，食的是你，衣的是你，住的是你，我要怎样才能够报答你的深恩？”我接到这篇“投稿”很是欣喜，以为我们这里有写这样的诗的天才，便登出来了，署名当然是那位同学。事情过了很久，我接触了《女神》，方才想起那是一次抄袭事件。郭沫若的《凤凰涅》、《天狗》等等，那时是不可能理解的，但如同我能感知鲁迅的魅力，我隐约地窥见了郭沫若的激情，我为他的气势所震撼。
新文学的作品我竭尽全力把能够找来的都读，不管理解不理解，总是如饥似渴，生吞活剥！除了冰心和巴金，还由鲁迅和郭沫若读开去，一直读到沈从文、曹禺和郁达夫。郁达夫的作品在20世纪40年代拥有很多读者，他的书那时还在畅销。我接触《迷羊》是在姐姐家里，在她那里看到《迷羊》很感奇异，因为它展开的是别样的世界。后来读到了他的其他的小说，《春风沉醉的晚上》我依稀能够感觉到特殊的场景的同情心。而对《沉沦》，我除了对女性肉体的裸露而惊异，几乎体察不了他那复杂的心情和创作的意图。《沉沦》对于少年的我几乎是不可知的。
我就这样不加选择地、似懂非懂地吮吸着“五四”新文学给我的滋养。几年间，居然也积累了这方面的一些知识。我是从作家和作品进入现代文学的，这知识起初是破碎的和零星的，整体的对于新文学历史的把握，那是入了大学之后的事。由此我领悟到，人对于知识的积累是渐进的，由感悟而理性，由零碎而系统，最后形成整体的历史的概念。
只读一本历史不够，历史应当由无数生动的作家、作品、事件所充填，这样的历史才是鲜活的和丰实的。不论欣赏还是治学，第一步都是对于材料的占有，即必须从阅读（从“无目的”到有目的）大量的作品入手。做学问最忌讳的是不接触创作实际的空发议论。我深深厌恶那种不占有材料而好发宏论的空头理论。
为此我经常劝诫现在我的学生：做学问第一步是了解事实和占有资料，理论和观点也许存在偏颇，但最大的坏习气却是空无的虚妄。我当过大学生，那时教中国文学的、东方文学的、西方文学的老师，总是布置许多阅读书目，功课如泰山压顶时，往往对着这长长的书单发愁，甚至想偷工减料。及今思来，那是非常危险的念头。
有学生问起我的读书经验，我回答说，不要反感和轻视，老师开的书单，不论你多忙，都要把那些书找来读，哪怕读得非常匆忙、粗疏，但是最要紧的是，都要读！这是我的最重要的读书体会。《文心雕龙》、《神思》篇讲“积学以储宝”，我注重“积学”二字。青年时代没有负担，拼命读书就是。如今我常感慨没时间读书，试想，以我如今的繁忙程度，我能够有机会把但丁的《神曲》，把高尔基的《我的大学》，把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和巴尔扎克的作品再阅读一遍吗？有的书也许可以，但大量的、多数的书，人的一生中只能和它相见一次！
四、古典的启蒙
前面说到我对中国新文学作品的情有独钟，这丝毫没有无视和轻视中国古典文学的意思。相反，我是异常倾心于那些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闪闪发亮的文学星辰的。我以为鲁迅发出的“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我看外国书”的声音，是有感于它们的“与现实人生离开”的弊端，怕它们消磨青年人的锐气而又对之持批判态度的。其实，鲁迅自己是读了很多中国古书的，这只要看他附于日记的购书单便知。
应当说，我的文学启蒙始于古典文学。那时的中学课本里收有许多古典名著的片断，如《论语》的《侍坐章》便是。讲《侍坐章》的语文老师我如今还深深感激他。他是毕业于中央大学国文系的余种藩先生。他用福州方音吟诵此段文字，极富乐感，能够传达出孔子和他的学生们的神采气韵来。现在想起来，我还为这最初的文学和诗情的启示而深深激动。
《侍坐章》是孔子和子路等几位学生座谈志向的记录。他们各言其志，孔子或微笑或不语，独独在曾子说后面有叹喟。他们谈论的内容，少年人很难洞彻其意。但当余先生吟诵--“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咏而归”，那种投入而陶醉的神情，似乎时间愈久而印象愈深。
第一次从课堂的讲授中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学那超乎内容蕴涵之外的宽泛而持久的艺术魅力。由于兴趣的诱发，以后我便自己寻找那些古典的作品来读。最先接触的是简赅而有意趣的作品，如“春眠不觉晓”或“红豆生南国”之类。后来，便读到李商隐的《无题》和《锦瑟》。“锦瑟无端五十统，一弦一柱思华年”那意思是说不清的，说不清也不妨，它却如神秘的磁石般吸引着你。夏夜户外乘凉，是南方人的习俗。晚饭过了，暑热渐消，搬一竹躺椅于屋檐下，听四周虫声鸣叫，龙眼树梢轻摇，竹影婆娑，口诵杜牧一曲《秋夕》：“银灶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眼前景与胸中意都借助这清俊的诗句得到传达。杜牧以外，王昌龄的绝句我也十分喜爱。刘禹锡的《乌衣巷》更莫名地唤起我远古的悲怀。
对于古典文学作品的寻觅是与新文学的追求同时行进的。文学欣赏加上当时已经萌发的写作兴趣，占去了我很多本应花在课堂上的注意力。从小学以至初中，我的学业是畸斜的，外语和数、理、化的成绩都不好。我对数学，包括几何、代数和三角都头疼。因而我的数学水平大约总维持在小学三年级的程度，今天也还是如此。
那时的学校也兴郊游，郊游在我们那里叫远足。远足要穿好服装，而且要交饭费和交通费。家境贫寒的我，既无好衣服，又交不起那些费用，每年的远足我总托词不参加。为免得父母伤心，我这时总把自己关在楼上读书。这时候，那些遥远年代的作品，便成了凄苦寂寞中的慰安。我那时已经找到了李白、杜甫和白居易。白居易的两首长诗《琵琶行》和《长恨歌》，那时我全部都能背诵下来，全靠的是大家都远足去了我得把自己关在房中的那些时日。我以精神的富足来抵消物质的贫困，诗意的温馨抹平了童年的哀愁。
唐诗的知识大约总来自《唐诗三百首》，当然还有《千家诗》。小时我读过《幼学琼林》那类启蒙读物，后来则似懂非懂地进入了《古文观止》。《古文观止》中最好读的是那些写景抒情的文字，如《陋室铭》、《醉翁亭记》、《秋声赋》、前后《赤壁赋》和《岳阳楼记》等。这种阅读和欣赏不仅增加了我的文学修养，而且也深深地影响了我的精神。读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不仅他描写的洞庭湖冬看阴晴的风光给人以审美的享受，特别是他那时进退皆忧的博大胸襟，无声地充实了我幼小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