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诞生于传统农民的母体，又企图割断与土地相连的脐带的一个农村知识青年，高加林奔波在城乡交叉地带，耗尽了他所有的智慧和精力，还是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之舟，于是，在事业和爱情双重失败的打击下，在绕了一个圆圈之后，又回归到他的黄土高坡。这是一个充满困惑的悲剧形象。这是一个蕴含着较为深刻的社会历史内容的形象。这又是一个深印人心，广为人知的艺术形象。
就在高加林隐没于学和生活舞台之后多年，一个新的角色出现了，他叫李治国，他比高加林冷静、沉着、更有心计，更为狠辣，他与农民母体的关系比高加林更深切，与乡土的粘连比高加林更加难解难分，最初他似乎是重复着高加林的脚印前行，但是，他不象高加林那样多情，在两个女性的吸引下弄得六神无主，他也不象高加林那样浪漫，时时沉缅在“记者梦”、“作家梦”中不能自拔，他要实际得多，机巧得多，他沿着“仕途”艰难跋涉。高加林绕了一圈又回来了，终究没有走出农村，而他也绕回来过，那是为了更彻底的远离。当乡亲们送他的那块用红布包裹的“老娘土”被他的妻子扔出车窗之后，他好象永远也不会回来了。然而，他的灵魂是否就比高加林平静呢？不。这个走出去的人比绕回来的人负荷着更为深刻的痛苦，忍受着更为长久的良心拷问，在他脑海里飘动着的是一个永远的困惑：你是谁？生在何处？你要到哪里去？
这个叫李治国的人，就是李佩甫的中篇小说《无边无际的早晨》里的主人公。（刊登于九0年九期《北京文学》，九一年一期《中篇小说选刊》转载。）也许有人会以为我把李治国拉来与高加林比较，属轻率之举，或者对李治国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表示怀疑。我要说，这种比较不但是适宜的，而且是重要的。其重要性在于，从《无边无际的早晨》以及其它一些作品，例如林和平的《乡长》、张宇的《乡村情感》、李本深的《神戏》、刘玉堂的《温暖的冬天》、田中禾的得失参半的《最后一场秋雨》中，我们将会发现，当代乡土小说（这个概念与农村题材小说是有微妙差异的）在人们习焉不察的迟钝中，在整个小说创作沉落的氛围中，正在艰难地向深处探索，而且在艺术视角，人物类型，切入现实矛盾的深度和揭示时代性精神困惑的程度上，初步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这在某些文雅之士那里，可能不屑一顾，但在我看来，倘不能及时指出这种深化的努力，便有负于众多作家在寂寞中的探求。即以李佩甫的这部《无边无际的早晨》而论，在文学和读者都颇为寂寞的今天，是很容易被湮没的，我读到它以后，深感它是近年来少见的佳作，它不啻《人生》在九十年代的续篇，所提问题却另有新意，这当然是时代生活的发展所致。此作无论人物的刻划、主题的渲染，语言的叙述，审美品格的层次，都达到相当水平。它确是平庸流风中的一个奇迹，令人精神为之一振。本来，我一直思考着也等待着，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近年来将怎样延续、发展和深化。有些时候我是失望的，而这部作品以及连带的一些作品，重新燃烧起我的自信：这股主潮和流脉并未间断，它只是以更深隐的形式向前推进着。而乡土小说，这个由鲁迅先生提出“乡土文学”之后，始终区别于一般农村题材小说的特定小说类型，既在现当代文学中几经变幻，又在新时期文学中微妙地存在着和发展着，于今又有了新的推进。正是基于这样的看法，我在这篇文章中将要谈到的是：李治国的形象怎样发展了高加林的主题，它具有怎样的时代精神价值和文学价值，继而从当前创作的一些例证出发，思索一下乡土小说的深化之途。还是让我们看看李治国的生活史，情感史吧。小说以他的情感变迁为主线，时间跨度从他的出生始到他荣任县长止，历三十六年，这是经线；而纬线则是一节又一节散漫的、又是内在联系着的农村现实故事。经纬交织，艺术处理颇为成功，点面错落，人物行状波澜起伏，时而令人感叹唏嘘，时而使人忍俊不禁，时而让人低回沉思。李治国走过的，是一条奇特的人生之路；李治国的形象，也很难纳入以往乡土小说中的某一“人物族类”之中。
他的出世就与众不同。三十六年前一个寒冷的清晨，正在分娩的母亲无入知晓，便用生锈的剪刀剪断脐带，把他生在灶火边。他活了下来，他的娘却再也没有醒来。七天后的又一个清晨，他的远在平顶山煤矿的父亲，又在事故中死去。他刚呱呱堕地，就失去了爹和娘，实为人生的大不幸，但因此却又转化为他的幸运，他由一家人的孩子变成一村人的孩子，他得到了比一般孩子多无数倍的溺爱和厚待。在这贫瘠的乡村中，他本应忍受饥饿、艰窘和劳动的磨炼，可是，礼俗乡土社会固有的敦厚、善良、同情、仁爱，又给他一个逃脱贫困折磨的广大空间。他不必象多子女家庭中的孩子那样忍气吞声，他也无须为家无隔夜粮而愁苦。他生活得似乎比谁都快活而自由：吃百家奶，穿百家衣，吃百家饭。其中有些情事给他终生都打下了烙印。一个是他得到了太多女性的温暖，幼时吃遍了全村所有年轻妇女的奶（这是可以记工分的），稍长又得到全村最漂亮的姑娘梅姑的照拂，他是在女人的怀抱里长大的；二是从小即享有“管人”的特权，跟在队长身后搜查敢于夹带粮食的大人小孩，被称为“二队长”；跟在下乡干部身后去挨家吃派饭，被称为“驻队干部”。也许当年的李治国娇憨之态可掬，可为村人消愁破闷，但这样优厚的特殊待遇，只能养成他骨子里的依赖性、任性和骄矜之气，他可能误以为，这个世界就是专为他一人准备的盛宴。
恶果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困难时期他变成一个小贼，偷公社食堂的馍，偷邻里的鸡蛋，以至偷得不可收拾。为了把他拉回正道，梅姑找来三叔用皮鞭狠揍他，揍得“屁股上已血烂一片”。梅姑不忍看，转过脸去，却又助威般地喊；“打呀，老三，给我往死里打。”总算制服了他。文革中他在县中读书，成了造反司令，“威风了一条街”，又是三叔一个巴掌把他扇回去了。“这一耳光把国扇进了无边的黄土地，使他又变成了一个赤条条的乡下小儿”。不管是用皮鞭抽，还是扇耳光，其实都是不失时机地挽救李治国，否则，他或者锒铛入狱，或者声名狼藉。但李治国并不感谢，他总是试图抹去这段记忆，而屁股和脸蛋却又总是提醒着他，无法抹去。当然，乡亲们要按他们的文化模式或道德愿望塑造李治国，而李治国又千方百计要摆脱所谓“黄土小儿”的地位，他与乡土的离异已经开始了。
小说的第六至第十节，李治国的命运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他的机运来了。三叔一直为这个没爹没娘，既聪颖又怠惰的孩子的前途担心，便一而再，再而三地给公社书记大老王送礼，直至李被允诺当了个通讯员。三叔送礼的情节是备极感人的，而李治国穿上别人的绿军装去公社时的一无留恋，似乎已露出他脑后的反骨。没想到，他的政治生涯竟从公社大院开始，节节顺利，扶摇直上。他静观默察、善解人意，书记大老王曾感动地说：“知我者，国也。”更奇妙的是，在大老王因同事倾轧，处境万分危殆的时刻，作为知情人的国眼看就要起而揭发，却又在多亲们忠耿品质的暗示下，居然挺住了。这奠定了他日后提升的基础，所谓“原则问题上不含糊”。小说在一些筋节之处，大力渲染乡土的神秘力量。乡土是李治国这个虚荣的、不安分的灵魂冥冥中的保护神。
可是，对于他的保护神，对于乡土乡亲，李治国既得益于它，又逸出它的规范，甚至利用它，来为自己的升迁开辟道路。他逐渐学会了“隐藏”，变得“脸上空空的，胸中却包罗万象”；他知道了“什么是该说的，什么是不该说的”。他猴儿似的精明，在新的生活圈子里游刃有余地生存着。如果说过去他的老师是三叔，那么现在的老师就是以“魄力”闻名的大老王。他的家乡是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钉子村，上级特别派他来改变局面。他咬牙告诫自己：“你得狠哪，国，你得狠！”仅用三天时间，工作就奇迹般地结束了，他受到嘉奖。这是他用砍树、断粮，搬走东西等极端措施带来的奇效。就必须完成任务而言，他自有不得不如此的苦衷；就手段的狠辣和决绝而言，又包藏着某种难以明言的个人企图。于是，每当夜深人静，李治国内心的拷问就开始了。他恐怖地感到，他欠多亲的人情债太多，无法偿还。“你是怎么长大的”这个问题，象蛇一样缠绕着他的良心，以致他的内心在淌血。
毕竟，他从村人们敬畏的眼光中感到，“他再也不是黄土小儿了”，这使他满足、自负。虽然，由副乡长而乡长而县组织部副部长，每次升迁都使他产生既真实又虚幻的感觉，他愈来愈喜欢以“乡下人”自居。他甚至悟出：“你得到了乡长的职位，可你却失去了最要紧的东西，你切断了你的根”。但是，比起权力、地位、虚荣等等更功利，更有诱惑力的东西，他精神上的忏悔终究是软弱无力的。小说的高潮也许有点人为安排的痕迹，但写来却是惊心动魄。原本尽量躲避乡人的李治国，又一次受命回乡处理一件棘手的难题，又一次陷入两难境地。他的任务是：劝说并驱散死守在祖坟地上的众乡亲，为打通一条公路扫清障碍。许多头面人物都在誓死维护祖坟的人群面前败北，无计可施，现在就看李治国如何动作了。李治国面对的“前面是活人，后面是死人，是一支族人的军团，一条黑色的生命之长河”。在这里，李治国与养育他的乡亲、乡土狭路相逢，背水一战了。他除了声泪俱下地晓之以理，又以挖迁自己亲娘的坟墓带头。最震人心魄的一瞬，是他直呼三叔的名字“李满仓”，厉声喝问：“你想干什么？市里领导都在这儿，你办我难看哩？嗯，回去；都回去！”三叔登时慌慌站起，满面羞红，象个当众被人揭了短儿的孩子。在这里，他仍然用“脸面”、人情、亲缘、多情作为武器，把恩人三叔和所有的亲人打败了。李治国由此声名大振，成为最有魄力的青年干部，很快升任为另一个县的县长。新婚不久的城里妻子欣喜若狂，李治国却“一串一串的泪珠顺着脸颊流下来”。这一次，他那种“断了根的游魂”似的痛苦更浓重了。乡人送他的那块“老娘土”本是给远行者的贵重礼物，却被妻子卑夷地扔出车窗，他要停车捡回来，又来不及了，于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那个困惑，又一次浮上他的心头：你是谁？生在何处？长在何处？你要到哪里去？
应当说，李治国的故事是新鲜的、陌生的，动作性强，饱含心理冲突的内力，非一览无余的平易之作。李治国这个人，虽被作者的写实之笔描绘得逼真可感，但细数乡土小说中的人物族类，如“阿Q类”，“闰土类”、“样林嫂类”等等，却极难找到他的伯仲。这就给评论带来了难度，使我们难以袭用惯有的思维线路给他下个判断。其实，真正的困难在于，这不是一部渲泄式，歌颂式，或鞭挞式的明晰之作，也不是一部好人坏人分明的“一体两极”之作。尽管我们看到，李治国在行动上一步步地背弃乡土，作者也不时流露出他的道德化义愤，但终究写出了较为复杂的真实，我们就不可能简单地说，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背叛者，或者忘本的小人。当然，也不可能简单地说，他是个代表历史前进力量的先进角色。小说的魅力正在这里。正如《人生》实际上是一部困惑的文学，《无边无际的早晨》也是充满困惑。虽然两位作者都多次企图跳出生活，急于下结论，做判断，但历史生活的本体性矛盾和两难处境还是把“困惑”二字突现出来。于此看来，近年来的文学愈来愈倾向予对生存状态的“中性”揭示，实有不得已的苦衷。
首先要问：作者在这部作品里主要思考什么问题？这问题有没有普遍的、深刻的社会意义？李治国不断发出我是谁，生在何处，去向哪里的疑问，似有追逐西方哲学时髦的嫌疑，那么，这问题究竟是作者强加给人物的，还是这个人物奇特的命运、际遇、思想、性格必然会提出的根本性疑问呢？以往我们多讲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精神分裂，似乎它是知识分子的专利，现在李治国也提出这样的问题来了，它玄虚吗，还是实实在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