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真正进入这个人物的精神世界，就不会感到突兀。我们注意到，随着李治国地位的变迁，他常常有种如梦似幻的虚飘感。新婚之夜贺客盈门，新妇又是高干之女，李治国正值春风得意，本该心满意足了吧，可他“却象是在梦里，一切都是不真实的，假的”，“一切应有尽有了，唯一缺少的是亲情”，人们“象道具似的笑着，笑得很商品化”。他不由自问：这就是我的家吗？周围没人的时候，他竟呜呜地哭了。因为他总觉得，他的婚札应在乡间茅屋举行，在撒满红枣、柿子、花生的土桌上，按古老仪式举行。不能说国的这种幻觉不真实。在这里，作者要告诉我们的是，尽管国穿着干部的服装，熟谙“官场”的习尚和奥妙，但他骨子里仍然是一个农民，一个传统的灵魂。这颗灵魂虽然履行着干部的职责，甚至能出色地完成任务，但他的心态、血脉，文化心理并无多少实质性的变化。为了适应环境，为了满足外在的追求，他学会隐藏，掌握了一些“艺术”，备有人格面具，甚至焕发出一些才能，但他不能不为精神上的分裂、不平衡，付出情感上的代价。那种自我怀疑，不知身在何处的感觉，便是因此而来的。
是的，他骨子里还是农民的文化心理，甚至不无惰性。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如父的三叔、如母的梅姑们给他深刻影响。他有时烦躁地宣称“老子就是乡下人”，不是没有道理的。他很虚荣，很爱“脸面”，去公社时为了体面，借穿二贵的绿军装，当人家索回时，他竟不肯还，嗫嚅道：“我天天在公社院里转，人前人后的”，就是不脱。他当造反司令，三叔扇他一耳光，他最感晦气的，是在女朋友姜惠惠面前丢了脸。他的“造反”说穿了，还是为了讨取姜惠惠的欢心。当然，倘若把他看作一个薄情的忘恩负义的小人，又未免有些冤枉。特殊的身世，童年的记忆，把乡亲铭刻在他的灵魂深层，他眼前常会浮现出一个可爱的“光身系着红兜肚儿，一蹦一跳地跑进麦田的黄土小儿”的形象。他多么想回乡看看自己的亲人！有一次小汽车开到村边又开回去了。他还为乡亲准备过一些“化肥票”。可是，一想到自己的身份（副乡长乡长之类），一想到哪家去哪家不去的为难，一想到如山般沉重的人情债，他又退缩了。为了欺骗自己，他甚至想出“乡人们对他也不是那么好”的理由。看，这是一个多么矛盾，多么复杂的灵魂！
然而，他终究又不是一般的农民，他既无三叔的忠厚，也无梅姑的柔肠，他的奋斗目标恰恰是摆脱“黄土小儿”的身份，他的“争气”的内容是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他象个秋千，在三叔和大老王之间、在传统美德和干部圈子之间摆荡。在行动上，他欲离弃乡土、改换身份；在灵魂深处，他又不可能脱离乡土，他的伦理观、道德观、价值观并未超越农业文化的传统规范。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是具有现代观念的新人，尽管他不乏聪明才干。就拿他的不揭发大老王的一事来说，除了偶然因素，骨子里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核心是保护自己。他的察言观色，讲求人际关系，又让我们想起老祖宗的遣训。可是，他的推行计划生育工作和扫除修路障碍难道不是值得肯定的举动吗？不是在推动生活前进吗？从效果看，确实如此。但作品揭示的东西要比事件本身深刻得多。首先，李治国非常注意利用血缘根基、宗族遗风、人情脸面的潜力，最后总是诱发乡人们“给国个脸气”、“别叫国作难”的宗法情感，来顺利完成任务的。其次，他的行动还具有这样的性质，那就是“天假其私以济天下之大公”（王船山语），他虽怀抱着私心，却成就了于公益有利的业绩。这就是“假私济公”的历史现象。第三，李治国在推行二项工作中，独出心裁，所采用的手段都很“恶”，事情反倒办成功了。假若他一味按三叔，梅姑们的敦厚、善心、慈爱办事，恐怕一事无成。这里，是否暗寓着这样的看法：尽管传统美德为人倾慕，但博爱仁慈的种种美德并不能使历史挪进，倒是“恶”给了社会一下又一下的推动。尝读李佩甫的长篇《金屋》，发现他对商品经济冲击下的当代农村里的各种“恶”的形成（新生力量的表现方式，传统文化的转化形式等），有过广泛的思考，这里李治国的表现，是又一种形态。
这部作品确实充满困惑。在写到三叔、梅姑等养育过李治国的乡土人物时，作者固然满怀挚爱（其中存在静止化、片面化的赞美倾向）；在写到李治国追随大老王日渐疏离乡土时，作者固然不时泄露道德化激愤，但是，作者并不掩蔽这个人物的心理真实，那就是他的精神分裂的焦灼，找不到精神立足点的惶惑，以及身与心分离的苦闷。而这种痛苦，正是每一个乡土灵魂遇合现代急遽变动的生活所不可逃避的必然。所以，若从表层结构看，这部作品的主题也许应该是：干部与人民的关系。是当“主人”，还是做公仆？一个深受乡土恩泽的干部应该怎样做人？等等。但是，它的深层含义其实是：血缘根基、人伦感情、札俗道德对出身乡土又走出乡土的人来说，是他的生命根系，面对当代社会，他永远存在一个寻找精神立足点的问题。不管他在形式上如何远离乡土，他的灵魂烙痕是磨洗不掉的。他可以利用乡土人伦情感为自己的事业铺平道路，但他自身的乡土灵魂又会起而与他的身份和行为争辩，古朴的“灵”要与功利的“内”发生冲突。和解的道路作者提不出来，也不可能提出。
分析到这里，我们该看看李治国与高加林的异同了。仅就强烈的离异乡土的欲望和个人奋斗的色彩看，他们有相同之处。但相同处仅此而已。我们很快就看到他们极大的不同。高加林是农村新兴力量的间接体现者，正如作者路遥所说，他体现了“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意识，现代生活方式与古朴生活方式的冲突”。但他失败了，他的失败是因为触犯、亵读了传统美德。他企图改变城乡二元格局的固有秩序，他还抛弃了传统美德的化身刘巧珍，似乎不能不受惩罚。德顺老汉的那一番训导，虽然饱含民族的智慧，其实是要他乐天知命，息欲止求，回到人与土地的传统关系上去。李治国就不同了，他顺应着生活潮流前行，既没有高加林的想入非非，又没有高加林的新观念，只为改善一己的命运操劳。但他却胜利了。他的胜利不是冲破了传统，而是巧妙地利用了传统（人伦、乡亲、面子）。他的行动在客观上有推动生活的意义，主观上却没有任何新东西。问题在于，伴随着个人进退上的成功的是，他的精神和人格分裂的巨大痛苦。高加林是失败的成功者，个人虽失败，他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不久便蔚然成风；李治国是成功的失败者，个人虽成功，却必须忍受“断根”、“断魂”的煎熬，留下一个长久的疑问。为什么说李治国的主题是对高加林主题的发展呢？因为，《人生》虽然敏感地提出了现代生活方式的要求，但它对走出乡土以后的情形太浪漫，太理想化了（这从对黄亚萍的描写的虚泛可以看出）；而《无边无际的早晨》所写的，恰恰是走出乡土之后的高加林所必会遇到的，那就是，乡土赋予他的灵魂、记忆、情感、决不可能轻易变更，假设他与黄亚萍圆满结合，他牢牢保住了记者的岗位，甚至迁居南京，演出又一幕人生话剧，他仍将长期忍受找不到精神立足点的痛苦，以至精神和人格的分裂之苦。在这个问题上，李治国如此，高加林也不能回避。如果说，《人生》只写了一幕命运悲剧--改变命运、改变生活方式而不可得的悲剧，那么《无边无际的早晨》就是生存悲剧--虽然改变了生活地位，却无法改变生存状态和精神原型的悲剧。因为它与整个民旗的灵魂暗中连接，就象无边无际的早晨般广大而深远。2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们把目光从高加林一一李治国的身上挪开，考察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时，发现李治国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它反映出当今乡土小说创作的某些微妙变化。指出这些变化，也许比分析李治国其人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我认为，“乡土”这个概念是与“都市”对偶的，乡土小说与一般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也是有差异的。追溯起来，鲁迅先生最早提出“乡土文学”的一番话，仍有助于大体界定乡土小说的插义。他说，凡是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的人们，无论用主观或客观的方法，就往往是乡土文学。这里暗寓着一些要素，即必须是身在北京，笔写乡俗者。意思包含，作者必是写故乡农村的（对故乡不可做过于稿狭的理解），又是身在城市的人写的，也即有个“都市隐视角”存在。这就与那种就农村写农村，或写故乡之外的广大生疏的农村生活的作品区别开来了。当然，发展到当代，对故乡的理解应更宽泛，比如知青写插过队的第二故乡似也应属此列。我想，对乡土小说而言，最重要的是其中必有浓厚的乡土情感和与作者不可解的乡土渊源，特殊的风土人情自然是不可少的，同时，它写作者又有一定的时空距离，作者是用都市的隐视角来审视一切的。鲁迅先生是新文学的奠基人，非乡土文学可以框范，但他的鲁镇小说确实开辟了这个流脉的基本格局、题材取向和人物类型，多少年来，许多作品中的农民形蘸，妇女形象，乡绅形象，都是他的人物原型的衍变。新时期以来的乡土小说，与鲁迅传统的关系至为密切，但也经历了几度变化。最初的几年，它注重在历史与现实的交叉点上刻划人物，如事顺大、脒奂生、冯么爸们的出现；稍后，商品经济兴起，又注重在义与利，金钱与道德的冲突中写人，如王润滋。张炜，贾平凹，张一弓等人的作品；再后，“文化热”兴起，它又转而注重超越具体时空，探究民族文化心理，如《小鲍庄》《爸爸爸》《异乡异闻》《厚土》的出现。视角变来变去，对所谓“国民性”的探索是贯彻始终的。间或也有站在城乡交叉点上写人的，如《人生》等，但平心而论，这还只是一科朦胧的感悟，城乡还只是作为一种背景的转换。
就在这样的变幻不定中，河南作家李佩甫、田中禾、张宇等人推出一批新作，专写文化失范引起的困惑，且自觉把一些新的视角引入刨作。其中，对城乡二元视角的自觉运用，就很有见地。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城乡二元结构，是当今中国的基本社会结构，至今我们还在维持，它减慢了城市化的速度，是走向现代化的一大障碍。一些社会学论文从户籍、粮食、住宅、教育、就业、人才、劳保、婚姻、生育等方面指出了二元结构对生产力发展的阻抑，对人才的埋没，引人深思。从文学创作来看，不是说现当代文学没有接触这个问题，事实是，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无论写都市写乡镇，都未脱离对二元社会结构的观照。这构成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种特色。试想，在没有这种深层观念的国外，人们恐怕很难理解高加林式的悲剧。问题是，我们的文学在考察人，考察社会的时候，对二元结构及其矛盾的重要性还缺乏自觉意识，所以至今鲜有全面揭示二元结构的矛盾境况的文学作品。比如农民出身者进入都市以后，大都有个背离农民或农村的过程。这里有两种背离，一是正值背离，即摆脱农村的狭隘、落后、保守，又保全农业文明的生命力，且不为都市文明病侵蚀，成为杰出人物，先进人物；另一种是负值背离，挤入城市某阶层之后，反过来抑压农村出来的人，成为无根的游魂。对此我们的文学就很少思考。《无边无际的早晨》开始涉及到这一领域。张宇的《乡村情感》和《城市逍遥》之所以有新意，也与这一独特视角有关。如果说，我们的乡土小说曾经特剐关注风土人情，关注农民问题，妇女问题，那么近年来转而思考人与乡土的关系，就是一种微妙变化。
第二，由静态的观照、揭示转向在动态中的剖析，挖掘，特别是转向对农民精神矛盾的剖析，也很值得注意。我总觉得，有很长时期，对乡土人物的精神性格有种静止化、凝固化、定向化的倾向，总喜欢把人物封闭在一定时空，按照对“国民性”，对“根”的某种理解来表现，常常忘记了人物一旦卷入新的尖锐的现实矛盾，又会出现一些新的精神性问题。“义利之争”固然写到了现实矛盾，但那是用不变的东西与剧变的环境相撞击，仍然不是新问题。关键是能否把握人物精神深层的一些新的流向。比如，对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我们易于感受把握，对另一些人，如农村干部、青年农民，我们就比较陌生，难以深入。李治国的生存性苦闷及其人格的两重性的提出，就有另辟蹊径，开阔视野的价值。
与此密切相连的一种变化是，乡土小说中具有复杂心态，集纳诸多矛盾的干部形象多了起来。除了李治国，还可举出林和平《乡长》中的乡长梁义，田中禾《最后一场秋雨》中的丁县长等等，他们几乎是不约而同地相继出现了。以《乡长》而论，它堪称是《无边无际早晨》的姐妹篇，是一篇未能得到及时评论的优秀之作。梁义内心世界的复杂程度并不逊于李治国。他也自称是农民的孩子，对农民确有感情，又善于权变和笼络人心，但他开创局面何其之难，同“僚”的嫉妒，关系网的错综，吃喝的成风，土政策的多变，常把他置于极尴尬的处境。作品既写出他的魄力和智慧，又写出他的虚荣和孤独，把种种现实问题的揭露与他的心理的层层揭示交融得十分巧妙。从这样的小说可看到今天农村最新的现实矛盾，也能体味到当今乡土人物的心境。无独有偶，这个人物也提出了对人生的哲理性困惑。我认为，人物的选择倾向貌似一个创作问题，实际隐伏着社会思潮和文学思潮的起伏变幻。为什么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多写饱经苦难的忧患者，为什么改革文学多写新上任的厂长之类，为什么文化反思之作多写汉王的子孙和闰土的后裔，均有深意存焉，或者连作者也无法左右。梁义、李治国、丁县长们的出现，是为了承担更为广延的现实关系和现实矛盾，为了延伸对农民问题的思考的需要，也是乡土小说从田野遁入山林又回归田野的一种消息，与整个文坛现实主义回归的大趋势有关。
作家借人物思索，人物因作家而获生，时代则因拥有了众多血色鲜活的人物而留下自己精神历程的路标，从高加林到李治国，或者从更多人物的承传关系里，我们听到的不正是时代的心音吗？
1991、3、10写于安外东河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