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非花》（《人民文学》1985年4期）无疑是何立伟迄今最有份量最见出深度的一部作品。它依然保持了作者不重性格刻画不重情节组织只重“意绪”流动的特色，它依然保持了作者穿过，生活浮面叩问人物心灵波动的特色，它依然关注着人物的心理素质和文化心理结构--生活中相对恒定的东西。然而，较前大为不同的是，“不变”的东西与剧变的东西渗透在一起，人物的“意绪”始终存在于现实矛盾的氛围之中，不再是没有绿叶扶疏的“孤花”。现代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逼近，社会变革潮流的暗涌，虽然并不以“政治化”的方式出面，但它无不在每个人物平静的心海里引起深层的颤动。风格依然是“淡淡的水墨意境”，而在“淡扫蛾眉”的外表下面，浓度和热度加强了。《花非花》是一坛醇酒，读起来平易简淡，读完后寻味起来却意蕴深永。
“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这是苏东坡《水龙吟》一词咏杨花的句子，也许是小说《花非花》题名的出典。苏东坡有感于杨花柳絮东飘西坠，无根无柢，无人怜惜，既不能自主其命运，又难免风雨的揉损，便写了这首词。当然，何立伟决不会简单地袭用苏词的原意。也许，他是由此联想到自己钟爱的几个人物的艰辛、勇敢、有时不无寂寞的默默奋斗向上，才取了这么富于情思的题目吧？当然，小说的题名也可能来之于白居易的“花非花，雾非雾……”那就是在讲不可捉摸的朦胧美了。
问题不在于题目究竟来自苏词还是白词，关键要看作品的底蕴。有人看到小说里有个叫马子清的教师正在撰写教育改革的论文，又看到小说写的学校生活，便认为它是反映了教育战线体制改革的迫切性。这，未免与小说的真正命意相距太远了。我感到，作者在《花非花》中的寄托是比较深远的。他不但要超越“校园”，而且要超越人物、超越情节，试图在更长阔的时空下谛视人生的悲喜剧。在作者看来，把握整体的生活流动比刻画一个正面的中心人物更重要。谁是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呢？应该说，谁都不是。假若硬要派定一个，那就是生活本身。作者力图写出我们民族文化所凝结孕育的美--也许它“似花还似非花”，尚不为人们真正认识；要写出这“美”怎样与生活中积淀的丑相混凝、纠结、冲突，一齐在时代生活的万花筒里沉浮变幻；作者还要写出已死的与方生的，昔日的噩梦与生展的美质，怎样一齐组成了今天多彩多姿的生活。生活是那样平凡、单调、迟滞，不乏可笑可叹；生活又是这样的严峻、满溢、紧张，不乏可歌可泣。小说并不说教，也不疾愤和外热，作者象个喜怒不形于色的哲人，仅以形象的潜力激起人们的思考：生活啊，你真该来一个彻底的改变。
随着一个癫子的一声惨厉的呼叫和人们戏嬉好奇的眼光，小说拉开了生活的帷幕。这惨叫仿佛来自遥远的地方，它若断若续地连结着一场恶梦。然而，眼前的生活毕竟是结实而崭新的。作者一支笔在校园里婉转，犹如推拉自如的摄象机，把多少人物和片断显现出来。每个人物都不“完整”，每一情节都是片断；但这些人物、片断合起来，就构成生活的“立方”。胥树良老师永远是“听话”的，循规蹈矩的，他苦口婆心，劬劳成疾，正为学生偷偷使用了“爱情”这字眼痛心疾首，正为曾经用心血培养的一个班干部变成了自私的泼妇而失望，正为一个调皮生如今变成精明大胆的“个体户”而担心；王牌语文教师张化德，擅长“训诂”，相信他的教学方法是永世长存的；他总是把某权威夸奖过他的一封信和存折放在一起；脾气暴躁，永远怀念过去的汪老师，又捧断了几根教鞭；“永远留着五十年代革命头”的女政工干事邹汝荣，总是警惕地瞪大眼睛，总在检查人数，总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现在她正在私拆学生的信件；喜欢使用“故意”这个字眼的薛主任和总是“铁黑着脸”的曾校长，他们的天职就是管人，而人--教师和学生好象总是“故意”和他们作对似的。于是，两个青梅竹马的同学受到警告，一个敢于陪“社会上的人”看电影的女生被停学了……看，这就是校园里形形色色的人，周而复始的生活。
当然，这样的描述远不能概括小说的形象内容，更何况小说里有那么多深厚的意境和绝妙的细节，充其量这只能给尚未读过原作的人增加些实感罢了。其实，小说的色调何止于如此压抑和灰暗？带着顽强生命力的新生美，正在校园暗暗生长，它以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一点点地冲刷着旧观念的围墙。比如，那个散溢着青春的英爽和热情的代课教师刘虹，就象她总爱穿的火红毛衣的颜色一样，给校园带来不和谐的色调和生机。她大胆改进教学程式，她用敏感细腻的心去领会文化的精华，去打动稚嫩的灵魂。她裸露自己的个性，又鼓励每个健康个性的成长。再比如，那个聪慧勤奋的英文教师俞建军，不但教好课，还不倦地从事翻译，他相信生命在于创造，自己的价值靠自己的努力去赢得。
还有那个孑然独步，思想深邃的马子清，敢于向私拆信件的邹汝荣投去蔑视的冷眼，他是个韧性战斗的勇士。小说的结尾是含蓄遒劲的，好象不肯落幕也闭不了幕的戏剧：胥老师的殉职让人思量他的一生是喜剧，是悲剧？曾校长们是爱他抑或并不珍爱他？被解雇的刘虹老师能否回来尚属悬案；坚持业余翻译的俞老师为他的创作性劳动付出的代价已经够大了，他还坚持吗……
值得玩味的是《花非花》中的“美”为何显得坚实、满溢而有生气，不似《小城无故事》中的“美”那样古旧、虚浮而遥远，为什么在把握和表现生活的方式手法上，它们同样是“淡”、“保持距离”、“注重意绪”、“不动声色”，却给了我们热和冷的不同感觉？后者只是一个精粹的短篇，它所表现的传统之美，在某种意义上，至今仍有其审美价值，这是需要指明的。然而问题的根本好蒙并不在于篇幅和是否“传统美”之类。我以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理解美与真、美与善的关系。何立伟在一篇“创作谈”里这样表达自己的看法：“美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维生素。它使灵魂摆脱黑夜而得到光明与崇高的升华。热爱并且歌唱美，便是挞斥和扬弃丑。”因而“美”也就“当然是文学的世界主题”。“这主题楔入了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因此较之困囿于某一有限时空的特定主题，固然就恒久而阔大。”（《关于白色鸟）》，载《小说选刊》1985年第6期）崇尚美、追求美，当然是每个作家的使命，说它是“世界主题”也无不可。问题是，怎样创造美，是不是“热爱并且歌唱美，便是挞斥和扬弃丑”？美与丑是如此不能兼容并存吗？是否存在绝缘于历史和社会的“唯美”？还有，是否“有限时空的特定主题”就一定不“恒久”也不“阔大”呢？
就拿《花非花》来说，刘虹老师在课堂讲授《简爱》时的神态固然美，她混在学生里打排球的时候也美，可是只有到她被逼走，到她被邹汝荣们告密，到她的学生们为她鸣不平“罢课”，我们不才真正感到了她那生气四溢、充满活力的美吗？这“美”，是在与丑的冲突中显现的。再看俞老师，他也有一股蓬勃的美。究其美的实质，还在于他的富于创造力的个性与曾校长们的阴郁的抹煞个性的对峙。我们不会忘记曾校长和他的那次“谈话”，那么“客气”，又那么具有心理上的压迫力。这实质上是两种观念、两种文化心理的较量，虽然它并不以正面冲突的形式出现，但潜台词却极丰富。这实际上说明，唯有与真和善高度统一的“美”，才是坚实的美。美寓于生活之中，它是实践的、具体的、流动的，包含在矛盾之中。它可以超越时空，但首先必须紧紧依存于特定的时空。《花非花》的成功，不正因为它的作者不把生活看得那么纯净、透明和单一，充分显示其多元性，才使其美感生机勃勃吗？
相比之下，作者的另一部中篇《苍狗》（《十月》1985年2期）就显得逊色了。这里仍然有可资总结的创作问题。按说，它写南方一小巷“文革”全过程的沧桑变化，题材“重大”，却为什么又显得缺少底蕴呢？我欣赏作者写出了“一切皆变，无物常在”的时间流逝感。真所谓“逝者如斯夫”，所谓“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变幻为苍狗”（杜甫）。一条街上，“大脑壳”（高干）与平民百姓浮沉变幻，确有不少可笑可怪之处。幽默和辛辣也常从一些人的表里自相矛盾中滥出。但是，作者没有把浓烈的审美情感“投入”，反而尽量“退出小说”，遂使凝定在纸面上的东西，情趣有余，意蕴不足，停在表象上。不错，惨痛往事经时间淘洗往往发生微妙变质，可恨的或变可笑，可痛的或变可喜，但作者总不能变成一个纯粹超然的“看客”吧？日神精神与酒神精神总得溶合起来吧？假若把生活比喻为转瞬即逝的河水，作家总要捞筛一些发人深思的东西。我以为，这里有个作家的姿态问题：究竟做“旁观者”、“参与者”，抑或“洞观者”？“参与者”（指直接参与其事）能入乎其内，有时又不免拘囿个人狭窄经验，缺少俯视眼光；“旁观者”倒能“出乎意外”，怕的是无动于衷，陷入相对主义。最理想的还是做个“洞观者”，洞观者“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庶几可以产生震烁时代的作品。
以上虽只谈何立伟的作品，所涉及的创作问题或不限于一人或一种，疏漏恐属难免。正是：“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