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色彩斑驳流向歧异的新时期文学现象，有些论者对它是否存在“主潮”表示怀疑，以至有人判断：今人和后人都难以概括这个时期文学的主潮。这种说法不是没有启人深思的誉智，使人联想到施本格勒对貌似宏伟的历史秩序梦想的挑战，联想到二次大战后西方世界的“无主潮”多元文化，联想到历史绝非一条上升的直线。但是，回到中华民族在今日世界的生存现状，我仍然要说：正如一条正在奔腾向前的大河不能没有主流，一个急遽的变革时代不可能没有主导的方向性一样，与这样的时代生活变相感应的新时期文学没有主潮是很难想象的。它是正在挣脱沉重羁绊，刚跨上繁荣之途，处于上升期的文学。与其说它之存在主潮来源于自身的要求，勿宁说来源于“非文学”的巨大制约更深刻些。这主潮不是人为的引导结果，而是自然凝聚而形成的。的确，新时期文学极其“多变”时而悲愤泣诉，时而蹙眉敛额，时而热血烧身振臂一呼，时而饱经沧桑回眸远眺，它的意向有如飘忽的云，有如四处撞击寻求出路的激流。同时，它又的确极其“多样”，愈到晚近愈是珍馐杂陈，琳琅满目。每个踏进它内部的人，都会感到四周鲜活地蹦跳着多姿多彩的现象，使评论者有难以涵盖的窘迫。仅以艺术形式而言，短短几年间，几乎国外各色现代派样式在这里无不麇集，在形式上似大有“世界文学一体化”的态势。然而，我们难道不该深思一番：所有这些多变、多样、多彩、多向的现象，不是也不可能是无根无柢的，虚幻的海市蜃楼。是一种怎样巨大的热能燃烧着文学，使之东冲西突，躁动不安？是一股怎样强大的主潮掀动和卷挟起五光十色的艺术浪花？
在这里，我不想把现实主义看作主潮，那是因为我理解的“文学主潮”并非仅指创作方法何者为主潮；即使用了宽泛的“现实主义精神”，似仍难以凸现我们当代独具的文学特质。我也不准备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看作主潮，那又是因为，对人的价值、尊严、权利的热烈追求和对人的本质力量全面实现的憧憬固然贯注在新时期一切较成功的作品中，成为文学的牵引力、向上力，但它只能说是一种普遍的哲学思潮。哲学思潮转化为文学思潮是需要“中介”的。另一方面，人道主义思潮只能满足我们时代的主要需要，而不是一切需要。我们的时代需要“爱”也需要“恶”。还有，历史意识的自觉--历史的批判精神和眼光同样几乎贯彻在每一部成功之作里，成为整个十年文学的“推进器”，但它也还无法构成文学自身的主潮。因为，道理很朴素，文学是人学，所谓文学主潮必然应该通过人--艺术形象体现出来。一切社会学、哲学，道德、文化人类学的思潮，都深刻地影响文学，但它们只有熔铸、凝结到一系列艺术形象之中，才能转化为文学的思潮。在文学的王国，只有把一切有机地绕系到艺术形象身上才是经得起分析的。
在我看来，新时期文学之所以是生机勃发的文学，之所以能够不断摆脱传统的重轭，毁坏过时的观念、教条和偶象，之所以呈现上下求索和多方借鉴的特色，之所以具有躁动不安的思考性和尝试性，是因为它存在着一个原动力和一条生命线，那就是作为创作主体的众多作家，呼吸领受了民族自我意识觉醒的浓厚空气，日益清醒地反思我们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不倦地、焦灼地探求着处身今日世界，如何强化民族灵魂的道路。对民族灵魂的重新发现和重新铸造就是十年文学划出的主要轨迹。这就是我所确认的新时期文学的主潮。需要指出，并非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都能用这个概念表达，例如“十七年的文学”就无法这样概括。
这股探索民族灵魂的泱泱主流，绝非笔者的主观玄想，它乃是从历史深处迸发的不可阻遏的潮流，是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学汇流到今天的一种必然涌现。我们古老伟大、艰难备尝的民族，从没有象今天这样痛切思考自己在世界文化潮流中的形象（连五四时期也没有如此规模深度）；我们充满曲折、深受戕害的当代文学，也从没有象今天这样不断冲破教条主义和陈腐观念的迷雾，一步步向“文的自觉”迈进，从而触摸着民族灵魂的蛰动。它对民族灵魂的认识从不自觉到日渐自觉，从停留在重新发现“国民性”的残痕到不断有新的发现，由较狭的政治视角到日益宏阔的文化视野，走着一条艰难的探索之路。
在传统制约中的发现
民族灵魂并不是一开始就回归到新时期文学中来的，她被逐出文学的苑囿多年，但她始终游荡在我们的生活氛围中，游荡在我们四周和心灵深处，我们却久久视而不见。因为我们民族的自我意识正在酣睡，我们割断了与历史与世界的精神连结。
正象我们现在看到的，新时期文学与“文革”有着不解之缘。“文革”固然是一场大灾难、大浩劫。但是，没有“文革”也可以说就不会有新时期文学形态。“文革”结束，人们一下子从虚幻的观念跌落到满目疮痍的大地上，虚假的帷幕被撕碎，漂亮的文饰黯然失色，苦难唤起人民，人民咀嚼着苦难。但是，堆集得厚重的极左观念，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塑造无产阶级英雄典型为根本任务”的旧文学模式还在继续压迫着文学，因之，正如在政治领域不得不举起“实践检验真理”的旗帜开路一样，在文学领域也不得不举起“写真实”的旗帜冲刺。艺术的真实性标准不过是艺术诸标准中最具基础性的一个，但是，当时只有借助“真实性”的威力，才能使奄奄一息的文学起死回生。新时期文学的最初骱段，是从“观念化”向“世俗化”的演变。于是，我们的文学开始向着普通人的血泪真情，向着我们民族真实的生存境况的“出发点”回归；于是，在那伤痕累累的地平线上，我们突然窥见了民族灵魂的蠕动。
这是在不自觉状态下的极重要的发现，把文学的深度推进了一大步。我们不能不首先提到刘心武的《班主任》，它的结尾喊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曾使得后来的许多评论者把它与《狂人日记》联系起来，甚至认为刘心武是受到《狂人日记》的启迪和影响才写出这篇作品的。其实，刘心武当时还没有这么高的续接“五四”传统的自觉。但是，我们从这种因生活的触发而与鲁迅的呼声相应和的现象里，确也看出，作为民族精神生活中的困境不依然存在着吗？新时期文学的开始即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始不期然地撞击，而给我们无尽的深思遐想！另有一些当时的创作现象，也许直到今天我们才能认清它的真正价值。如方之的《内奸》，当时的批评界只是推崇它如何通过一个见多识广的正直商人极其辛辣地讽刺了“假共产党”和“四人帮”，对这个“不干不净”的商人形象本身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意义估计不足。其实，这是我们的文学向民族灵魂的一次探险，是一篇惊世骇俗的翻案文章。多少年来，我们把民族性格与阶级性对立起来，既然阶级性被认为是人的社会性的全部内涵，那么“民族性格”自然不可能在文学中有存身的位置。我们更不敢承认在同一民族的不同阶级的人们身上，具有一种共通的民族性格模式，同样更不敢承认，就一个民族本身来说，“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是大于“阶级性”的涵义的；如果“阶级性”是一分为二，那么“民族性格”便是合二而一。自然，方之当时也没有把探索民族心理素质作为这篇小说的主要鹄的，但被视为“内奸”的田玉堂那种爱国心，决不卖友求荣的耿介，谐谑中的不失正直，讲良心、讲义气，不能不说是我们民族美德的积淀的表现。作家在这里使用的是另一种价值尺度。即民族精神的尺度。重读《内奸》，深感方之功不可没。
当时的作家和批评家们自然还不可能使用诸如“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东西文化比较”之类的概念方法，也没有上升到宏观的文化眼光，但是，在一些潜入生活底层，正视淋漓的鲜血，把真实性贯彻得比较彻底的作家那里，他们与鲁迅关于“国民性”的思想又重逢了，他们发现了某些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下的相对恒定的东西。这就开始给当代文学涂上一层冷静的色素，开始摆脱对政治经济作急功近利式的直接因果反映，而保持一定的文学的独立性和距离感了。我认为，文学的这种重要发现，最先还是在民族生活，民族性格变化最缓慢和传统最深固的部位进行的，那就是农民、妇女和知识分子。
中国农村是自然经济和血缘纽带保存得十分完整的地方，虽然政治风暴一阵阵掠过它的上空，所有制关系也发生根本改变，但低下的生产力成为封建宗法传统最好的温床。“五四”新文化运动主要在都市和知识分子中展开，对它触动甚少；“四人帮”的肆虐则加固了它的封闭性。因而，这里“人”的变化极为缓慢，我们民族的劣根也积潴得更为沉厚。当高晓声笔下的李顺大和陈奂生一出现，就以他们的“住”和“吃”震动了读者。唱着《希奇歌》的李顺大是“跟跟派”，他的天性似乎就是逆来顺受，连他发出的自谴，也充满忍从的凄凉和愚患的麻木，他四十年建不起房子，其实是四十年一直未能摆脱精神的魔魇。陈焕生是沉默得近乎木然的，感情内向，但分到粮食后的热泪潸然，上城“卖油绳”的怡然自足，对沙发枕巾的忿然报复，住招待所交钱后的“优胜”心理，想到县委书记的青睐后的自高自大，视六百元奖金为不祥之兆，“包产”后的惊魂甫定，心安理得，在都活画出一个站惯了的不敢落座的“奴隶”，一个以“做稳了的奴隶”为最高心愿的、缺乏自我意识的“主人”。他自述创作心境时说：我不得不在李顺大这个“跟跟派”身上反映出他消极的一面--逆来顺受的“奴性”；“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他的作品的深刻处和支撑点，就在于对“因袭的重担”的较早发现和较早揭示上，阿Q的幽灵一度回附到新时期文学关于农村的作品里，这是起点，是恢复，也是一种以“回归”形式表现的进步。
如果说，在中国农民那里民族性格的变化相对缓慢，那么，在中国妇女身上因袭的负担就同样沉重。几乎与高晓声探索农民灵魂的同时，张弦、张洁等人对中国妇女的悲剧命运进行深入思考了。读《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未亡人》、《挣不断的红丝线》、《银杏树》、《回黄转绿》等等，我们突出感到，这里每个女主人公争取的不止是爱的权利，首先还是人的权利。它们展开了这样一幅图景：在布满荆棘的妇女解放的道路上，倒下过一代代女性，这站起来一代代女性，这条道路连结着历史和民族精神生活的深处，又通向遥远的未来。这条道路是极为漫长、极其坎坷的。张弦笔下的菱花、存妮、周良惠、傅玉洁、孟莲蓬们，几乎没有一个是喜剧人物，她们是这条长路上的跋涉者。即使在最幸运者身上，作者也没有减轻她们披带传统枷锁的沉重感。周良惠（《未亡人》）固然与祥林嫂不可同日而语，她有一颗坚强孤傲的反世俗灵魂，然而，即使这样的灵魂也不能避免重压下的孤独凄冷之感，她四周的压力和自己心头的压力并不比勒进祥林嫂臂膀的绳索轻松多少。为终于得到了一个名义上的丈夫而漾出知足笑意的孟莲莲（《银杏树》），严格说来，与躲进鲁四老爷家“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的祥林嫂，在灵魂的沉默上也没有根本差异！张洁侧重于描写精神需求强烈的知识妇女，也侧重于表现她的“痛苦的理想主义者”的更高层次上的精神饥渴。作家锐利、细腻的笔致，常常抛开人物微妙的情绪变化，让我们看到即使获得政治经济上的平权，却未必能获得精神人格上的平等。一种超乎政治经济实利之上的民族心理惰性还会迫压每个敏感自尊的女性。这在《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等作中都有精细、尖刻、愤激的表现。
作为探索民族灵魂的另一重要方面，对中国知识分子特殊的气质、德行，性格和灵魂的重新认识和深入挖掘，也许在新时期文学中所占位置更加重要。知识分子问题向来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问题，与中国的民族命运息息相关，而在“反右”直至“文革”中这一问题则以空前尖锐、激烈的白热化形式出现，它之成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题材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不过，有一种现象和特点是新时期作家独具的：无论“归来的一代”（如王蒙、高晓声、张贤亮、李国文、从维熙、陆文夫等等）抑或“思考的一代”（如“文革”中上山下乡过的青年作家），他们都不再是以作家身份从外部、从上面去“深入”生活，而是自身被驱赶到生活的底层，其中许多人，身受磨难的惨烈度，灵魂煎熬和震荡的强度，自我反省的深度、理想的轰毁和重建的广度，可说是以往任何时期作家未曾经受的。只要与建国初期的作家略加比较，这一特点就看得更加清楚。建国初的作家自身井未成为漩涡的中心，尤其没有象后来的作家成为灵魂遭受鞭挝和拷问的主要对象。所以，进入新时期的不少小说作家，其“自我”与题材溶为一体，他们的刻画知识分子，便带有“自叙传”的浓重色彩，他们的笔调，便必然地具有自剖、自恋、自审的反思倾向。也正因为如此，一方面真实自然、情貌毕现，达到给知识分子灵魂画像的空前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作者自身受到传统观念勒制的两重性、局限性，也便无可隐遁地在作品人物身上留下斑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