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是敏感的，常常充当革命先锋，因而，他们的灾难也总是成为全民族灾难的先声。自从五十年代中期知识分子被视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后，他们的形象便始终在当代文学中被扭曲、变形，漫画化了。认真说来，新时期文学还是最早在知识分子形象的恢复上打开缺口的。很多作品，以大胆的剖白，痛切的陈情，重新改写知识分子形象。这些人物，或者在极度排斥的压抑中孤守一念为祖国奉献知识（《哥德巴赫猜想》），或者在极大的蹂躏摧残中忠心耿耿（《月食》、《大墙下的红玉兰》），或者在超负荷的物质和精神压下淡泊明志，抱自我牺牲精神（《人到中年》），或者在放逐和鞭笞下理想不灭（《布礼》），或者在抚摩伤痕中感念舐犊之情（《灵与肉》）……吃得是草，挤得是奶，是他们共同的精神；祖国高于一切--在逆境中保持忠诚是他们的共同信念。这一切尤其突出地表现在中年知识分子形象身上。需要思索的是，为什么这些形象往往具有催人泪下的艺术力量？仅仅是因为他们所受苦难的惨重吗？显然不完全是。在此，我们有必要想到民族精神传统，它既体现于人物，也在读者的审美惯性上发挥作用。这里的每个人都有一部坎坷的历史，这里的每个人几乎都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传统的人格理想作为最后的精神屏障，“兼济”与“独善”、“不屈”与“不移”的儒家精神是他们的深层心理基石。假若进一步深究，这些人物其实与农民形象具有精神上的同一性，未必没有一种相通于“逆来顺受”的忍从性的依附性格。这就是“民族共同的性格模式”的显现。不过，当时这依附、因循的一面是作为优秀品格加以褒扬的，与当时对农民的忍从的“哀”与“怒”的态度有所不同。不准理解，在当时对于全社会来说，最迫切的还是把多年变形了的知识分子形象先恢复到纯正的、真实的，且最能为传统心里惯势所接受的位置。然而，怎样看待这些“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形象，肯定什么和肯定到何种程度，以及什么才是我们民族知识分子的理想性格的问题却没有终结，这倒是把一个最复杂、最敏感，最能牵动时代意识神经的难题留给此后的文学。
新时期文学的最初阶段，撮其大要，在农民、妇女、知识分子等人物领域，便主要是这样地发现着民族灵魂的某些形态。当然，任何概括都是有限的，即使在初期阶段，文学现象也是错杂缭乱的，例如汪曾祺的小说，颂扬市井人物和底层小知识分子不慕荣华，洁身自爱的操守，也是一种对“文革”浊流的反抗，也是对民族正气的扬厉，不过，多少带着明哲、退避和超逸的静态美。再如《小镇上的将军》、《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等，着力于塑造民族的脊梁人物，代表着开掘民族性格的另一侧面。但总体看来，这一阶段的文学探索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缺憾和局限：
第一，基本停留在对已被鲁迅发现过的“国民性”特征的重新发现和认同上，这种“重新发现”虽有续接传统、贯通主潮、开拓新路的重要意义，但其思想高度并没有超越鲁迅早期对“国民性”的认识水准。我们不妨举吴若增的例子来说明。吴若增是一位在宣言和创作实践上都专事探索“国民性”的作家。他在一封信中说：“国民品性乃为根本”，而“国民品性之根又集中体现在农民身上”。这一见解在当时是颇有眼力的，说“国民性之根”集中体现在农民身上也很有道理。他的小说是他的宣言的实践，具有寓言哲理倾向，每篇都含有一个关于“国民品性”的内核：如《翡翠烟嘴》写排斥异端盲目自大；《蔡七爷的瓜皮小帽》暗贬“国粹主义”死而不僵；《蘑菇》讽谕恐惧变动的极端保守；《盲点》写自慰自欺，类乎“大团圆”的幻梦，等等。作为短篇，其构思精巧，笔致幽默，别具一格。但是，他虽然存在孤立、抽象地描写“国民性”的弱点，即把“国民性”看作不变的硬核，小说只不过是其载体。这种复述鲁迅前期“国民性”思想的现象，在其他不少作家中也存在着。今天毕竟不可能完全同于鲁迅早期的范围来深刻认识历史地变化了的民族灵魂；能否用今天的“现代意识”，观照民族灵魂就成为问题的症结所在了。
第二、这个阶段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还是处在传统观念制约下的发现，就是说，它所依据的社会理想和价值尺度比较陈旧。它们大都贯穿着对极左政治的批判性。但肯定什么呢？肯定的理想境界还是逃不出五十年代初期的境界。作家们尚想象不出，陆文婷、许灵均们除了埋头苦干还需要吸纳什么精神才能应付旋转得越来越快的世界。“心在流血”的钟亦成，其境遇与信仰的冲突本已接近深刻，然而投鼠忌器，终以“妥协”面目出现。同样，小镇上的“将军”作为“革命家”的标准形象，也还只能恢复到人们先前心目中的传统形象。总之，当时的作品大都是批判中的“恢复”，而非批判中的“重铸”。
第三，单一化和静止化倾向。这个时期，人物大都呈现着单一的类型化形象。如知识分子阶层本相当复杂，时刻面临着分化，当代知识分子在动荡和浩劫中，其变化实更加繁荣。但是，考诸作品，大都是一色的忧国忧民之士，而且其性格核心也大体同一化。这是明显的局限。再加农民形象，一时间的“老人热”，返照出作家们对民族性格的单一、凝固的认识。同时，这阶段的文学往往未能进入人物灵魂本身，尤其很少展开灵魂内部的剧烈搏斗。这与当时基本在封闭状态观察民族性格是分不开的。
然而，一旦封闭的门窗打开，经济变革和观念更新的潮流涌来，民族灵魂处于裂变的阵痛之中，大一统的审美意识便不可避免地急遽分化，相对平衡的文学格局便必然打破，伴随着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的时代思潮，一个深入挖掘和力图重铸民族灵魂的文学新时代撩开了它的序幕。
人的觉醒与民族灵魂内部的搏斗
民族的深重灾难必然以社会的巨大进步来作为补偿。振兴中华，向现代化奋进，跃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作为全民族的强大要求，乃是历史的必然。一个精灵--“商品经济”活跃起来了，它象经济领域的孙悟空，搅乱了封闭的自给自足经济形态的平衡；它天然地要求从封闭到开放，成为世界整体中的一员；它要求改造原有的社会结构和体制；要求人们改变思维方式、价值方式、情感方式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文明；它热切地呼唤新的社会性格的诞生。于是，所有刚刚在历史的和审美的座标系中好不容易恢复位置的人们，不得不进入一个新的鼎沸海洋去经受试炼。
与经济变革相联系，但又远远高于“利润动机”的，是在精神领域里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新觉醒，其实质是人的发现、人的觉醒、人的解放的思潮。“人是目的，而非手段”，“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些著名的论断似乎到了今天才开始为我们深刻理解。看起来，沛然乎充塞于祖国大地的对人的尊严、价值、权利和对人的本质力量自我实现的呼声，与人文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呼声没什么两样，其实，它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重现”。在经历了近代和现代历史上的民族灾难，特别是经历了四人帮对人的践踏和蹂躏以后，现在的“人的觉醒”便是一种更高的悟性，是与世界文化潮流交汇的渴望。它要求强化个体，张扬个性，充分发挥每个民族成员的潜能；它要求人从传统思维方式的茧壳里解放出来，实现人的现代化，使我们“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鲁迅语）。于是，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便在民族灵魂的内部剧烈地展开了。
是的，只有抓住“人的觉醒”这个根本的精神发展趋势，才会看到由这个核心放射出的各股线索。正是人的觉醒，使得文学对封建意识戕害下的民族灵魂的当代畸形作出了更深入的挖掘；正是人的觉醒，唤来了作为民族强者的改革者形象系列；正是人的觉醒，破天荒的第一次描写了农民内部的时代性分化：正是人的觉醒，导致了知识分子从传统向现代的“角色转换”中的灵魂痛楚……这里的每股线索中，都有灵魂内部的激烈搏斗；同时，这里的每殷线索都没有终点，几乎都会遇到暂时无法超越的魔障。
情形似乎是这样：犹如一条布满奇形怪状暗礁的大河；礁石固然可以延缓却无法堵塞河流，河流因顽石而激起更高的水柱。对民族灵魂当代阴暗面的发掘便是暴露顽石的形状，而呼唤和肯定时代强者，强化民族精神，重铸民族性格，便是滚滚河水，浩主潮。批判的深度往往标识着文学的深度。一批报告文学对封建积恶的鞭笞之深刻自不待言，即使象《说客盈门》和《围墙》这样篇制较狭的作品，也不可轻视，因为它们对变革时期民族灵魂消极面的陈腐、毒气和沉疴的洞观，达到了相当深刻的程度。它们均以高度概括的典型共相，绝妙地描绘了昏沉、麻木、因循在怎样的新形式下弥散着，写出了旧势力如“无物之阵”般浩茫。有一个问题也许更加耐人寻味，大家都承认《乔厂长上任记》和《新星》是强有力的作品，要问：它们的力度源自何处？回答恐怕会主要归结到乔光朴和李向南的身上。在我看来，冀申和顾荣的形象同样不容忽视，或者说，两部作品的力度是由正负两极的力共同凝结成的。甚至，文学的典型价值究竟哪一组人物更高，尚属悬疑。不能不看到，倘若这两部作品没有通过冀申和顾荣开掘民族灵魂中裹着华衰的阴暗面，没有刺破堂皇外表揭出他们貌似雍容大度的腐浊，官僚政客式的狡猾，乡愿式的适度，蜘蛛结网般地培植亲信，顽石般地阻抗新生事物，一句话，假若没有写出他们的“文官的双重性格”（《万历十五年》）的话，两部作品是决不可能如此震聋发聩，引起强烈共鸣的。这就告诉我们，对民族灵魂的探索和重铸，是不可能脱离对民族灵魂中的消极面的当代形态的不断挖掘的。批判的锋芒一旦收敛，开掘灵魂的深度便会削减。
应该说，在改革者形象身上是更集中地体现着现阶段文学改造民族灵魂和强化民族精神的理想的。我不同意轻率地把众多“改革者”形象贬为短视的政治经济实用需要产物的观点。事实上，比较成功的改革者形象，往往寄寓着时代的理想人格，反映出作家的现代意识水准。看哪！乔光朴出现了，接着傅连山（《祸起萧墙》）、丁猛（《三千万》）、龙种（《龙种》）、徐枫（《改革者》）、陈抱帖（《男人的风格》）、刘钊（《花园街五号》）、李向南（《新星》）相继出现了。上述人物尽管个性相异，但他们却有一个共名，就叫“铁腕”。那么，他们是些怎样的强者呢？我们知道，在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强者”的含义各不相同。鲁滨逊是“强者”，但他是靠着他的火枪和《圣经》征服了“星期五”的。尼采在宣称“上帝死了”的同时，推出他心目中的“超人”。他推崇刚强、勇猛、冒险和“铁石心肠”的“英雄的道德”，而鄙弃基督教的慈善、节制和博爱的所谓“奴隶的道德”，凶猛的老虎身上的花纹在他眼中是最美的。这些都说明，每当精神发展的历史转捩点上，总有人会推出理想的强者精神，那么，在八十年代的中国，以乔光朴领衔的改革者们有何基本素质和特征呢？他们大都能够横向借鉴世界先行管理方法，大都勇于向旧世界、旧观念宣战，大都有坚强意志、锋芒个性，大都有敢于决断的魄力，大都紧紧握住手中的权柄。所以，说他们共同具有“权力崇拜”和“魄力崇拜”的倾向不算过份。这样的人物受到群众的热烈赞许是毫不奇怪的。一方面，他们的出现切合时代和群众在推倒虚假英雄后对真正英雄的渴望心理，--我们这个民族是须臾也不肯缺少可资崇拜的英雄的，这种心理本身就包含着积极和消极两面。另一方面，这些人物不仅是理想的产物，也是现实的产物，就是说，他们是有生活依据的，即使多少染上“外来人”色彩的乔光朴也有生活依据。对于这些人物表现出的无畏的魄力，头角峥蝾的个性，我是欣赏的。我们的民族精神长期受到中庸、中和和“适度”的追压，现在正需要多多张扬个性。然而，需要我们深思的是，有一种阴影笼罩着这些人物和作家，它不是别的，就是我们民族传统中根深蒂固的人治观念。它的侵蚀文学决非个别作家作品的失足，而是带倾向性的、却又是现阶段文学似乎不得不接受的痛苦的局限。所谓人治观念，是指依赖个人权威的治理它并非不要“法”，而是让“法”屈从于个人意志，于是天然地带着专制色彩；它崇尚权力，迷信权力。于是又有畸权轻法的特点。无须详加剖析，在如乔光朴、李向南身上这种人治色彩是浓厚的。这种具有人冶倾向的“改革”不论描写得如何有声有色，也不能说是体现了充分的现代意识。也许正是有感于此，在《沉重的翅膀》和《阴错阳差》里作家们的审视焦点转向了对民族社会心理的探索。但作为一种倾向性思潮，至今很多作家也还没有达到清醒认识。与其说它是文学现象，不如说它是生活自身的现象：它既有沿袭传统心理的一面，更有现实使人不得不作如是希冀的一面。作家要超越它该怎么办呢？出路似乎已经有所暗喻，那就是走向文化的制高点，从民族文化心理史的高度和世界文化的参照系来剖析眼前的变革。这便也预告着下个阶段文学演变的消息了。在这里我们看到，文学中民族灵魂的真正强化，需要经历怎样深刻的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