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福临的亲汉倾向，他的沿儒教，习汉俗，施仁政，重文士以及削弱满清诸王贝勒大臣权力的一套做法的严重受挫，是他走向消极出世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仅仅这样说是不够的，需要分辨的是，提出“满汉一家”之类口号的，福临并非第一人，何以他在满州亲贵中激起的反感和抵制格外强烈。由于小说从顺治八年写起，易于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许多笼络汉族士民的主张是福临首创的。其实，多尔衮揽政时期，就搞了一些诸如满汉文字并用，满汉通婚，开科取士之类的动作，为拉拢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也已大开仕进之门，大张利禄之网，所谓降附者升级，殉死者立庙，隐逸者征辟录用等，多尔衮声嘶力竭的招徕，收效甚微，人们看得清楚，多尔衮的举措是权术的幌子，他真正卖力推行的，是剃发易服，圈地，逃人法。血洗扬州、嘉定、江阴，就是他亲手泡制的杰作。如果说他也在讲满汉一家，他是以满族为本位去去消解、征服、摧残汉文化；祖宗之法，游牧文化立场，他是决不动摇的。对多尔衮的功过尽可见仁见智，但他对清初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对社会发展的短暂的抑制和延缓作用，则是无可否认的。福临不同，虽然他也在搞剿抚并用的权谋，对汉族官僚时打时拉，但他不再固守以满族文化为本位的立场，他要加速封建化的进程，把立足点放到皈依汉文化一边。他的改制，托的是汉文化之古，最切近的仿效对象则是明朝。在福临这里，“满汉一家”真正具有了民族融合的含义，而且是落后民族融合到文明程度较高的汉族那里去。我国历史上有过多次民族大融合，规模和深度最可观的，还要数滑代的融合了，它不只是政治上的结合，而且是文化意义上的深刻融合，福临正是这一意义的“融合”的拓荒者。可以想见，这在满洲贵族眼中无异于背叛，事情已发展到要动摇他们安身立命的基础了，能不激起强烈的反对么。在这个问题上，福临的思想、观念、情感具有超前性，尽管仍属缺乏历史自觉的超前，毕竟比他的满洲亲贵们先行了一大步。为了这一大步，福临付出的代价是沉重的，他陷入高度的精神孤立。作者正是从文化意识的角度，从思想感情的深层，来描写幅临的“叛逆”的。不得不处死陈名夏和处死之后的悔意，对流露故明之思的王崇简父子的原宥，说出不思明者未必是忠臣，思明者未必不是忠臣的惊人之语，以至对后来哭庙案中的狂狷之士金圣叹的极精当的评语，都表明他脱出狭隘种族立场的开阔的胸襟眼光。他读书极为刻苦，苦到吐血的程度，经史子集莫不历览，一笔丹青造诣甚深，他与乌云珠情爱的主要内容，便是读骚论诗，抚琴长啸，可见他浸润汉文化之深入。作者还多次暗示，他对崇祯不止是悲悯，而且是理解乃至某种意义上的推重；让人感到，他这个盛世之君与那个来世的倒霉鬼皇帝处境虽异，在气质上，感伤的性格上竟有一脉相通。这还不是精神上的叛逆嘛。于是，在作者笔下，环顾宫阙，庄太后虽可给他深厚的母爱，但思想，政见上并不与他完全认同，安亲王岳乐算真是他的一个知已了吧，但他一旦说出撤议政，罢六部的计划，岳乐也不禁有些瞠目结舌，剩下的就只有唯一的知音、坚决的支持者董鄂妃了。是的，表面上他身居极位，政变也被挫败，在母亲的护恃下宝座稳固，但在精神上，他是无边的孤独和寂寞。小说有一股写景：“在这淡紫的暮霭中，大内重重叠叠的宫脊飞檐，都蒙上一层忧郁的雾……一种难以言说的怅惘，一种想要得到什么又很难得到的丧渐渐涌上心头”。这正是福临孤寂、矛盾、苦闷心态的对象化返照。济度曾气愤的说，天潢贵胃，八旗健儿，岂能是汉人的文弱相，实际是在讥嘲福临的“文弱”。福临精神上的孤立无援还表现在，貌似凌驾一切，绝对自由，其实孤掌难鸣，有苦难言，他脱不出自身观念矛盾的围墙，他没有真正顶用的武器来还击。他也是游牧文化的产儿，与之有割不断的精神血缘，“敬天法祖”也是他必须践行的准则，于是，思想情感上的超前与祖宗法规的不得不遵循，便造成他无路可走的悲哀，无法解脱的困境。与济度廷辩一节是写得很精采的。他之所以只有“苦笑”、“语塞”、“吃惊”的份儿，“产生输理的感觉”，“惨烈的大笑”，靠砸炕桌玉器来发泄郁塞的失败的痛苦，正是一个不自觉的超前者自我围困的反映。这一次打击给他心理上的伤害其实超过了后来的政变。他何曾绝对自由？一个比他的皇帝宝座更高的观念正威压着他呢。别林斯基评论哈姆雷特是“狮子的雄心和婴儿的意志”，移赠福临，不也十分恰当吗？济度的政变是失败了，但济度所代表的文化观念仍强大地包围着福临和乌云珠，这两个无与伦比的尊贵者，服饰是何等华美，心理又是何等孤独，在布满历史风雨的途路上，只有相濡以沫勉强扶持了。
然而，仅仅是这些，福临还不至于绝望到后来的程度，仅仅写出这些，也还不能说揭出了福临悲剧的深层原因。因为，对于既是威严帝王又是青春少年的福临来说，生命的鲜活，人性的渴望，对真善美的追求，是一领皇袍所难以抑制的，只要还有精神上的哪怕微弱的依靠，顽强的生命力就会支持下来，不至于为政争中的心理受挫遽尔万念俱灰。小说开始不久，有一段对福临容止神情的绝妙刻划，接着写道：“青春的步态被帝王的威仪压制着不能伸展，仿佛一道激流被束在狭窄迂折、布满巨石的河床中”。这譬喻真好。尽管“激流”被压制着，但它毕竟是激流呵。这股“激流”不但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且要寻求“另一种感情”。它找到了，这就是福临和乌云珠的爱情。这一爱情，由于深厚的政治文化内涵，由于具有抵御四周威压的作用，由于当事者的特殊身份和文化血缘，形成了一种我们颇为陌生的美感。它是福临最后的防线和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也是小说审美系统中的支柱。抽去了它，福临难免精神崩溃之虞，小说的审美结构也会坍塌。从显层结构看，福临是小说中的恒星、主角、中心，从深层的精神结构看，福临和乌云珠的爱情才是中心和主脉。所以，这一爱情的描写是否深刻，能否挖掘到深藏的精神价值，乃是全书成败的焦点。这一爱情愈是描绘得真实深永优美，就愈能反射出福临后来一落千丈的悲凉，换句话说，作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营造一个巨大的美的载体，然后让它毁灭，制造一件能彻底摧毁福临的东西。
那么，作者是怎样创造美，怎样描绘这一对风流帝妃的爱情悲剧的呢？我以为，作者的重构能力，自由想象的能力，给史料吹进人间活气的能力，外化自己美学理想的能力，在这一关系的描绘中发挥得淋漓尽致，才气洋溢，但也因用力太重，出现了一些令人惋惜的缺憾，孟子说，“充实之为美”，这一爱情的美丽动人，首先在于，它既切合人性的真实又饱孕着政治文化内容，水流花开，自然而然，非强力所能致，它既不象一般的男欢女爱，信誓旦旦那么俗气，却也不是始终脱不下皇袍、凤冠、戴着等级面目的别扭。福临是个偏于忧郁的，孤独的灵魂，渴望知音，早就在潜意识中物色美的圣象。佟妃的脸蛋虽漂亮，但那“开口贤淑敬谨，闭口才德容止”的背书式的呆木头相，叫他感到乏味透了。他不由自叹身世，说“还不如生在平民百姓之家”，在他尊为“玛法”的传教士汤若望的教堂，“神圣的天主圣母和玛法纯银似的嗓音，曾使他灵魂净化，飞得很高”，但一回到春风青草之中，蓝天白云之下，他又顿感“高处不胜寒，远不如人间的喜怒哀乐那么诱人”，此时的福临巳产生对“不胜寒”的“高处”的否定情绪，热烈向往人性的自由。他如痴如狂地追求乌云珠，正是突破樊篱，寻求真实自由的过程。当然，他不会料到，在神圣与尘俗，祖法与人性的交战中，他最终还是回到高处、空幻处了，不过那是后话。作者正确地把握了福临、乌云珠关系的“龙的婚姻”外形下的“人的意欲”的人性解放的一面。从初恋到成婚的一段，是可以作为优美的抒情诗来读的。虽然是从美色的魅惑开始，但那渴欲相见的冲动，朝夕思念的难熬，中道阻隔后的“面颊凹陷，眼圈发乌”以至沉疴不起，绝望中突然相逢的“相抱大哭”，“象受了委屈的孩子”，直至互通款曲，鱼水交欢的强大幸福感的冲击，都是摈弃神性，复归人性的绝妙好词。由于这一爱情一度遭到庄太后的阻饶，也由于乌云珠是有夫之妇，且洋溢着汉文化陶冶的新异光彩，遂使福临因距离感、陌生感而领略到偷吃禁果的刺激性。到乌云珠说出“以前，我爱皇上胜于爱福临，今后，我爱福临胜于爱皇上”时，他们之间真有了生死不渝、之死靡它的坚贞情份，直可谓“但叫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