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虽地处偏僻，但不乏膏腴之地。那广为传播的“青山绿水多好看，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民歌，是对沂蒙风光的真实写照。在“土里刨食”的农耕社会中，世事若不板荡，鸡犬桑麻、饱食暖衣的农乐图在沂蒙处处可见。民国初叶，沂蒙百姓所以陷入涸辙之鲋的困窘，是因了赋苛税重，吏治腐败。
解放后，山东省史志办及山东大学历史系曾多次组织人员，对民国年间临沂地区的赋税进行过调查，记录了百余当事者的口碑资料，赋税名目之繁多，花样之荒唐，听来令人瞠目。
当时的田赋，一年要预征数次，且年年加码。从民国初年每两正银合２元２角，到张宗昌祸鲁后期，每两正银竟飙升至19元２角。除正银外，另设地方附加税及各种苛捐杂税，计有：百户捐、牛头捐、羊只捐、羊毛捐、房屋捐、防务捐、黄河捐、飞机捐、过路捐、小车捐、篓头捐、花生捐、小榨捐、大榨捐、养儿捐、户口捐、小脚捐；屠宰税、烟酒税、丝棉税、鱼菜税、鸡狗税、发票税、行务税、树木税、集市牙行税等等，还有教育费、地方建设费，军队过境费，军队支应费……世人皆云，民国税多，由是观之，信哉斯言。
苛捐与腐败常常是一种社会并发症。那时，大官大贪，小官小贪，其势汹汹，如恶虎扑羊，其徒济济，若飞蝗噬青。临沂县志载：“民国五年十月，县知事萧仁晖，经省议会弹劾，解省查账，所吞公款吐出，赃款无果而逃……”执法犯法者，《志》中也屡见不鲜：“十六年一月，禁烟督办方乃昌来沂，设官膏局，抽灯捐；八月，法院审判官徐鹏志诈民取财，由十七军二师党部押解赴省”；《志》中，对以此地贪官，去治彼地之民的事例，也不乏记录：“十八年二月，卸任县长周琼林一次侵吞公款四千大洋，监视数日逃去，复署临邑县（俗称北临邑，今属德州管辖）”；“二十二年六月，县法院检查官胡景清，滥罚巨款，吞没保证金，经各法团各区呈控，查实吐赃，调任他县。”……其时，旧日县衙的皂隶差役，已改为戴大盖帽的政警。政警下乡催捐征税，当差办案，各村必得杀鸡宰羊，置酒招待，并付给鞋袜费（即跑腿费）三元五元不等，否则，政警必寻衅滋事……
如此横征暴敛，巧取豪夺，使得沂蒙百姓室罄空悬，罗掘俱穷。张宗昌主鲁时，蒙山一带连年哀鸿遍野，饿殍载道。饥民无所不食，树皮草根，剥挖殆尽。平邑山中，有种软体白石，碾碎锅炒，略带米香味儿，四方饥民，皆来挖取，以充饥肠。然石头毕竟不是米面，饥民食后，常大便不通，腹胀而死。在费县某些村镇街头，竟出现了卖人肉者……
1928年冬，蒙阴斗方名士、代县知事左超，在呈送省府的《报灾请恤呈文》中，这样写道：“……频年以来，凶荒、兵燹、疠疫，纷至沓来，奇灾殊祸，非惟近今之世所未有，亦前古之时所未闻。死亡流离，盖已损十之五六矣。所遗残黎，强半槁项黄馘（大半人颈项枯瘦，脸色苍黄），奄奄就毙……一村之中，其死亡者，日或数人或十余人。甚至有人死求人抬村之中不能得者。送死之具，初犹用棺，继则用箔，终则箔亦用尽，割取田中禾本编之捆缚以掩埋者……自五月至八月，数月之间，死者据查已达二万三千余人，迄今犹未已焉……”此怵目惊心的呈文，送达省府，竟泥牛入海。
一边是倒悬之急的债户饥民，一边却是穷奢极欲的城狐社鼠。
《山东文史资料》载，抱犊崮下的煤城枣庄，在民国时期，“虽处偏僻山野，豪华不亚都市”。尤其是中兴煤矿俱乐部里，“终年管弦丝竹，悬灯结彩，香衣鬓影，宴无虚席，军政绅商，以招妓侑酒为乐……”
1925年10月，驻江苏陆军第七师蒋旅进驻临沂，上至旅长蒋毅，下到护兵马弁，军纪败坏，行同猪狗。蒋旅在临沂驻扎仅仨月，年底又奉调海州（今连云港市）。该旅以载运“军事物资”为由，向临沂县衙征调大车百余辆。可开拔时，车上竟坐着200余名丽人红袖，她们一个个穿绸裹缎，簪花戴翠，搔首弄姿，于众目睽睽之下招摇过市。可到海州不久，这批从各地诱拐来的女子，被丘八们玩腻后，或被转卖外埠，或在当地沦为娼妓……
1933年韩复榘的六十六旅驻防临沂，至“七七”事变后调防，历时五载。旅长李占标更是一淫棍色狼。时“扬州班”到临沂开设妓院，李占标将这些南国粉头花娘一一玩遍后，又专为雏妓“开包”。开包前，老鸨为其举行合卺仪式，大肆铺张，挥金如土。更有甚者，李占标还指派心腹，以每夜陪睡50块大洋的重赀，到民间搜寻十七八岁的黄花处女，大施淫威，逼良为娼。李占标在临沂的五年里，朝朝美酒，夜夜新郎，不知糟蹋了多少处女的贞操。上行下效，李旅官兵，四处猎艳，偎翠倚红……
军阀奢靡，千金买笑，全靠搜刮民脂民膏。
一边是黎庶百姓生计无望，走投无路；一边是达官显贵纸醉金迷，花天酒地。于是，社会安定的天平便大大倾斜了。
惯匪刘黑七为匪之前，曾到青岛的车站、码头卖过一年多苦力。这山陬里走出的小小羊倌，首次目睹了一个贫富悬殊两极世界的另一极，怎能不心潮如捣。他返回锅泉庄后，对几个同伙绘声绘影地讲述了山外的花花世界后，发誓说：“我以后管的人要比这羊群还要多，非找几个大闺女当老婆不可……”
《蒙阴县志》载：“蒙邑匪祸，明以前无考。”县志在陈列了明清之间仅有的几次匪患后，述道：“然罹祸虽酷，皆由外寇。而本邑之为匪者，则无也……”这足以说明，沂蒙本是民风淳朴之地。民国初叶，此地土匪如毛，实是贫穷和腐败这两个魔鬼沆瀣一气，教猱升木，逼民为匪。
刘黑七匪部中曾流传着一串歌谣：“犋牛顷地靠沙河（形容富农），不如钢枪压着脖（意即为匪）”；“要想欢，上戏班；要想玩，撑花船；要使钱，上刘团（指黑七匪伙）；要看媳妇亲兵连（亲兵连专护黑七众多的妻妾）”；“跟着师长（黑七）到处串，给个知县也不换”……在有着等级的阶级社会中，工农学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养家餬口、敛财聚富的手段可谓多矣，惟官吏靠权力的侵吞，土匪靠暴力的掠夺，纯属“无本生意”。前者最卑鄙，最龌龊，最无耻；后者最酷虐，最暴戾，最凶悍。但两者所攫得的金钱中，每个铜板里总有百姓含血带泪的痛哭！
对饥民来说，那是一只馒头几张煎饼便可当做旗帜挥舞的年代。当被贫穷压瘪了的百姓，即使一死也难完成对命运的征服时，他们中的少部分人，面对物欲的诱惑，罪恶的教唆，很容易选择人生的堕落。当赵嬷嬷、孙美瑶、刘黑七们把盗旗贼幡轻轻一举，有那么多赤贫之民沦为土匪，也就不难理喻了。
沂蒙近代匪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特定时期的历史怪圈。
铆焊和紧箍这个怪圈的主要链环是“官匪勾结”、“兵匪一家”。
沂蒙近代土匪，与人们惯常在唱本里、戏台上听到、看到的江湖侠客、绿林响马，迥乎其异。其时的土匪，抢劫不分贫富，杀人不分老幼，纯是社会一大公害。对这些乌合之众，只要当权者对百姓略有几分爱怜之心，降伏这些亡命之徒，虽无鹰拿燕雀之易，但也决无牵牛下井之难。
民国初时，山东军政显要从田中玉到熊炳琦，从张宗昌到韩复榘，无人不喊要剿匪，无人不嚷要缉贼，省政府年年发兵，月月进剿，匪患非但未灭，反而愈剿愈獗。
血的征剿需要鼓角，然时代的鼓角却喑哑了。在蒙山沂水间，我总算觅到了除暴安良、造福一方的两位人杰：一为爱国将领杨虎城，二是民族英雄范筑先。
1929年2月，国民革命军杨虎城部由皖北奉调临沂，旨在剿除旧军阀张宗昌的残余势力，绥靖地方。时惯匪刘黑七盘踞莒县，祸民半载有余。莒县商绅民众早闻虎城将军英名，派代表赴临沂，陈述刘匪祸莒弥天大罪，吁请杨部剿刘。虎城听罢，血脉偾张，拔剑挥军，直逼莒城。黑七亦晓虎城忠直刚烈，早已派众匪在临沂至莒县必经之路的夏庄、大店，修筑碉堡，深挖堑壕，并亲率三百余名敢死队员驻守。农历正月十四，杨部星驰而至，直取夏庄、大店。刘匪拼死顽抗，虎城志在必克。经一昼夜奋战，两据点顽匪几尽全毙，惟黑七带数匪狼奔莒县。逃回莒城的当晚，正是元宵节，黑七知在劫难逃，便再次剽夺城中民财，率匪部沿台潍公路向北仓皇逃遁。
虎城将军进驻莒城，目睹劫后惨状，怒火中烧，急令部队一律轻装，穷追刘匪。黑七部因女眷、财物极多，匪伍臃肿，行动迟缓，见杨部追逼神速，刘匪部将女眷、财物弃之于途。杨部眼看逼近刘匪，正欲包围聚歼，不料张宗昌的残部直鲁联队师长顾震率部而来，对杨部突施截击。杨部猝不及防，官兵伤亡甚众。面对顾部的疯狂拦击，杨部处境险恶。虎城将军身先士卒，亲率警卫连冲在一线，官兵大受激励，有进无退，将顾部一举全歼……
黑七率匪伍逃亡诸城境内，又连屠数村，筑起匪窝。虎城将军侦知后，不顾连经恶战的伤亡和疲惫，又星夜率部赶至刘匪驻地，秘密对刘匪形成兜抄。关笼抓鸡，出手得卢，刘匪部桑落瓦解，一败涂地，除黑七带两个贴身护兵化装逃匿外，众匪及眷属皆成网中之鱼。
虎城将军二月来鲁，八月调豫，戎马倥偬，时虽半载，功莫大焉。杨部不仅肃清了张宗昌残部，端掉了匪枭黑七的黑班底，还在鲁南、胶东一带，剿灭了残害百姓多年的诸如张大脸、毛大将等大小土匪十余，虎城将军所到之处，境靖民安。
仁人志士的品格如烛光，在风雨如晦的暗夜里尤显宝贵。他们总是最大限度地燃烧自己，将希望的光亮呈示给绝望的社会。因此，当他们的生命消逝后，其人格的彩虹仍会不时地在历史的屏幕上闪耀。
1933年春，临沂县因吏治腐败，群匪为虐，搅得人心惟危，民怨沸腾。省主席韩复榘来此视察时，恐生变故，急电令时任省府督察处处长、第三路军军法处处长的范筑先，来临沂兼为县长。
范公居官清廉，无出其右。到任后，他不顾年事已高，经常下乡查政、督学，为给区、乡省得几升草料，竟弃马学骑自行车，所到之处，一律拒摆酒宴，只食米粥菜蔬。范公生活无多嗜好，烟酒茶一概不沾。某日，范公至私立文峰小学巡视，此校乃一赵姓地主所办。赵为讨好县长，多置美酒佳肴。范公当即严词斥责，赵一再解释，此宴乃个人所设，非用公款。范县长勉强就餐，食毕交五块大洋以作饭资……上峰来人，范公不卑不亢，不摆烟茶，待以清水，请以便饭，或让勤务到街头买两碗馄饨，或亲自带来者到饭铺叫盘包子。纵是高官显贵莅临，范公亦复如斯。即使来者不快，范公仍我行我素。
范县长禁烟禁赌禁娼，多有举措；勤政肃贪，言出法随。军阀土匪，常以烟土为伴，其时沂蒙山中，多有罂粟种植。范公知临后，亲带随员，四处察访，将所种鸦片烟苗，铲除净尽。某日，范公率县府人员例行会操，发现征收处主任张某面黄肌瘦，疑其侵吞公款吸毒，经亲查在张某口袋里搜出白面一包，范县长着人当场将张某逮捕，查实法办。范公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每每发现，决不姑息。当他得知有数名政警下乡当差仍索要“鞋袜费”时，即令执法人员将他们各打二百军棍，当堂剥去警服，永不录用……
1934年春，早又重聚匪伍的刘黑七部，遭冀鲁豫三省国军会剿的重创后，又率残部三千从河南窜至鲁西，直趋鲁南。一时间，剿刘大军云集临沂城乡。各路人马均趁机敲诈地方钱财，县府里索要财物的副官们躜躜挤挤，不可悉数。一日，范筑先身着戎装，手持马鞭，将有恃无恐的副官们召至县大堂。范公晓之以理后，厉言正色道：“凡剿匪部队，范某只供开水、芦席，额外索取，纯属扰民。我范某现仍兼第三路军军法处处长，谁若再敢无理纠缠，休怪范某无情！”顿时，丘八们的威风为之一扫，诺诺退去……
刘黑七再次被逐出沂蒙后，临沂当地的小股土匪及散匪仍在滋扰百姓。范公亲率县中武装，弭盗锄奸，根除匪祸。范公勤政三载，临沂大治，社会平和宁靖，百姓乐业安居。有村夫进城粜粮未售，放诸城中桥下五日，俟下集来取，米袋仍在……
范公离任那天，城内万人空巷，百姓扶老牵幼，夹道相送。沿街门前皆摆有桌子，桌上铺着红纸。或放明镜一面，清水一盆，喻范筑先为政明如镜，清若水；或置一束青葱，一碗豆腐，喻范县长居官一清二白。范公一出县府，百姓啜泣成声。从晨至午，范公一行尚未走出三里长街……
像杨虎城将军、范筑先先生这般独步清流的耿介之士，在一个举世昏昏天下汹汹的社会中，仅靠个人品格的支撑是无力回天的。社会是那样的势利，它必然是贪婪者的大餐桌，冒险者的大赌场。
女匪赵嬷嬷所制造的八里巷惨案，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当时临沂驻有山东陆军第五混成旅，该旅的九团就屯兵郯城。赵嬷嬷与徐大鼻子等率千余匪徒围攻八里巷时，在村外田间干活的村民们曾狂奔飞跑至驻军九团，跪请救命。该团团长戴某闻听事态严峻，边集结队伍边电话请示临沂旅部。此时，九团如发兵去救八里巷的千余村民于水火，可说是举手之劳。然而，旅部接电话者说旅长有事，九团几次催问，仍不得下文，团长只得解散待出征的队伍。第五混成旅少将旅长名李森，此人好宾客，尚宴会，喜女色，对防区内的匪患一贯熟视无睹。他对手下人立下三条铁规定：在他会客、打牌和姨太太吃喝聊天时，不得向他报事，如若违犯，严加处治。当驻郯城的九团团长给旅部打电话告急时，李森正同牌友打麻将，三小时后送走牌友，他又跟姨太酌酒调情……这时，八里巷的代表急如星火地闯进旅部，呼天抢地哀求李森发兵。此刻，只要李森一点头，准予九团讨匪，八里巷的民众仍可免于大劫。然而，李森借口军饷未发，伸手要银，身无现银的八里巷代表答应事后交款，而李森坚持一手交银一手发兵。就这样，时间一分一秒，一刻一时，一天一夜地过去了。八里巷民众凭借围墙与千余悍匪搏斗了近两天，圩子终被土匪攻破……
骇人听闻的八里巷惨案发生后，郯城的士绅率民众代表赴省城济南申冤。时省长熊炳奇和军务督理郑士琦，均是吴佩孚的嫡系，“二琦”靠“吴大帅”的威风做官，哪管草民死活。接到状子后，根本不予理睬。一时，省城舆论大哗。不久，消息传到北京，引起《道心报》主编张耀远的关注，张之故里乃临沂，出于对土匪、官府的愤慨和对家乡父老的同情，《道心报》连续发表“八里巷惨案”的文章，张亲撰社论，发在头版头条。社论正题为《山东盗匪如毛》，副题是“鲁南几无净土，军政大员熟视无睹”。《道心报》散发济南，省城各界声援之声日高，“二琦”这才慌了手脚，即措辞严厉地电令李森剿匪。李怕丢官，这才命令下属和各县的警备队以及地方民团全部出动，共剿赵嬷嬷。赵率众匪东逃西窜，惶惶然若过街之鼠。这天，众匪被包围在临沂城南的沟壑密林间，眼看就被聚歼。匪婆赵嬷嬷先用钱财买通了临、郯、费三县警备队，又将八千块银元交李森的教练官耿某，托耿去贿赂李森及部下，央求网开一面。李森见钱眼开，法植私，将仅在八里巷就欠下700条人命债的罪当凌迟的赵匪婆，施以宽宥。赵嬷嬷借夜幕当即遣散数百名匪徒，仅携两个女儿及最贴心几个干儿子化装潜逃……